向受到錯誤對待和處理的黨員、幹部脫帽致歉
爲了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避免或減少各種“左”右傾錯誤造成的嚴重危害，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在全黨普遍進行一次馬列主義的學習運動。皖南事變後不久，再次提出並正式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一次以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爲主要內容的思想學習運動，史稱“延安整風運動”。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這一運動對於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純潔黨的組織和作風，提高黨的戰鬥力，增強黨的團結與統一，促進全黨的成熟，具有極爲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時也產生了極爲深遠與廣泛的影響，爲黨的建設積累了極爲豐富有益的經驗教訓。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運動的後期，也發生了一些與整個運動的目標與宗旨不相協調的嚴重失誤。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黨的歷次運動似乎存在一個規律，即任何政治運動，無論這個運動是以思想整風的形式發動的，還是以解決政治問題爲動機發動的，最後總是以組織上的處理而告結束。而在組織處理中，又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不管人們在主觀上是否願意承認這種現實，這個規律總是要頑強地顯示出來。即使被人們認爲是思想整風運動典範的延安整風，也難免出現這種問題。”
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出現的不和諧現象，主要是指康生假借審幹名義而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康生之所以要搞“搶救失足者運動”，並犯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是因爲在他看來，混入延安及各革命根據地的特務、反動分子遍地皆是，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其根據是：
整風運動發動時，邊區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國民黨頑固派在加緊對邊區進行軍事進攻準備的同時，也向邊區派了大批特務，伺機進行破壞。特務頭子戴笠曾在陝西漢中開辦過一個特務訓練班，將一些受過訓練的特務40多人，分期分批地派到陝甘寧邊區，其任務是打入要害部門，竊取要職，長期埋伏，伺機進行策反、情報活動。這些被派到邊區的特務，其家庭大多在西北或陝甘寧邊區臨近的地方，他們害怕被發現後全家受到牽連，於是有一個人主動向邊區保安機構作了坦白，並提供了線索。到1942年底，這些特務全被破獲。但在這時國民黨又準備發動第三次，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來關注國民黨的各種動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務，肅清反革命分子。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上，提醒全黨注意反特鬥爭。1943年5月初，他又提出，要在檢查工作與審查幹部中發現反革命，加以掃除，以鞏固組織。
在此前後，康生通過大搞逼供把僅屬於思想問題的王實味等人打成“託派反黨集團”，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敵情觀念。王實味本是一名作家，由於他對某些領導同志有意見，並且不能正確看待黨內的一些不正之風，又因其長期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裡，思想比較偏激、自由、散漫，在整風運動中，他於1942年2月17日在《穀雨》雜誌第1卷第4期發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3月，又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野百合花》。在這些文章中，王實味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娛晚會，說成是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與當前的現實“不太和諧”；他把幹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誇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說有個“幹部服小廚房階層”；把在戰爭環境下偶爾發生的事情，說成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麪湯”；把個別幹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認爲延安生活裡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把政治家與藝術家對立起來，說藝術家的主要任務是“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後來，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牆報“矢與的”上發表文章，批評黨內某些不正之風，要求“絕對民主”和“絕對平均主義”，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鳴，也產生了一些思想混亂，並在國民黨統治區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響。從前線回來的王震在看了這些文章後很不滿意，說：“前方的同志爲黨爲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在看了這些牆報後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康生提出王實味等人的文風不正，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主張對青年要注意引導，提倡積極的批評，但不符合黨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對康生的意見，領導人的看法不盡一致。在講話中說：思想鬥爭的火力，不是隻對着老幹部，而應對着新老幹部雙方的毛病，使新老幹部相互批評之後，更進一步地相互瞭解與團結。態度一定要好，態度不好，就會引起人家不滿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熱罵還好，冷嘲就不好，因爲它會搞得疑神疑鬼。這種空氣不要在裡面增長，它不利於大家，它使黨不團結，使黨分裂。不要暗箭，應該是採取積極的態度上下夾攻。
此後不久，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談會，對黨的民主集中制、黨的紀律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在康生插手後，座談會很快變成了批判和反對王實味的鬥爭大會，並把王實味的問題由思想問題上升爲政治問題。陸續有人揭發，說王實味曾說過“託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蘇聯對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等等。還有人說王實味1930年在上海曾與託派分子王西凡等有來往，並幫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等等（這一情況王實味已向黨組織交代過，當時王在上海無正當收入，靠翻譯或寫文章掙稿費過活）。由於這些揭發，王實味的問題就變成了“託派思想”、“敵我問題”，王實味被稱爲“托洛茨基分子”。
由於王實味曾集中批評過陳伯達有宗派主義，陳伯達便反攻王實味，說他像水裡的螞蝗，是最沒有骨頭的東西，也決不偉大，而渺小得像白蛉子一樣，會悄悄地鑽進紗窗來咬人，是必須嚴防的。
李維漢在會議的總結髮言中，認爲支配王實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受到反革命的讚揚和歡迎。王實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成分，具有小資產階級的極端破壞性、瘋狂性和絕望心理，這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徵之一。王實味的言行，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組織企圖，對王實味所散佈的反黨言行、反黨活動及其影響，是必須肅清的。他同時指出，王實味還有最後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裡爬出來。
隨後舉行的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也一致認爲託派分子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座談會決定：王實味的思想是託派思想，他根據這種思想所進行的各種活動是託派活動，這是反對無產階級、危害和革命事業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堅決反對的；向文藝界抗敵協會提議開除託派分子王實味的會籍。
在這種情況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5月28日，他在中央高級學習組上講到延安文藝界的整風情況時曾說：“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6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託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託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要區別壞人及犯錯誤的同志，要做細密的觀察、調查工作。由王實味問題，進一步聯想到更爲嚴重的敵我鬥爭，他估計：“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壞人”。他提出：“對過去參加過派別活動的老的壞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對於意識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爲這些人一旦時機適合，常常站在反黨的方面。特別要注意故意站在擁護黨的方面，實際上暗中進行反黨活動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康生便準備把反王實味的鬥爭成果擴大化，以獲得的好感。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的英雄自居，說託匪和敵特、國特是三位一體的奸細。他還說：“托洛茨基這個名字好記，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就容易記得了。要記住，對託匪活動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康生採用了打迂迴的辦法來“擴大”戰果。他把住在王實味隔壁的潘芳、宗錚夫婦以及到過潘芳家裡並順便去看過王實味、與王實味在某些問題上有相近看法的成全（陳傳綱）、王裡（王汝琪）夫婦，打成“五人反黨集團”。康生到處宣揚他的反託“經驗”，把本屬於思想問題的變成了證據確鑿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使人們陡增了對敵情嚴峻性的認識。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說：既然有第一個王實味，第二個吳奚如，會不會有第三個王實味，第四個吳奚如，要認真地查一查。康生等則藉機在黨內大搞“逼供信”。歷史已證明王實味事件是一個冤案，但在當時卻對後來的“搶救運動”的發生與嚴重擴大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從1937年起，康生還先後在陝甘寧邊區炮製了幾起着名的“特務”案件，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關於“敵情”嚴重性的觀念。最着名的一是錢維人案。錢維人原是邊區公路局長，國共合作開始時，他曾負責與國民黨方面聯繫建築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說他是“內奸”，後下令將其逮捕。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滿漢奸家庭，要求抗日，來到延安。康生懷疑她是“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下令將其關押起來，進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讓其睡覺，要她承認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的成員。1939年，康生親自寫信，要求嚴訊王遵及，使其承認是復興社特務。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東北地下黨員，曾被日本人逮捕，後經家人保釋出獄。她於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邊區保安部門逮捕。康生逼其承認“叛變投敵爲特務，打入黨內充當漢奸”。在一次審判會上，康生蠻橫地說道：你長那麼漂亮，不當特務，誰當特務！最後在定罪結論上寫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內衫；刺探軍事秘密等。這些案件雖然後來都被證明是莫須有的，但當時在延安卻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由於有了這些事實做根據，1943年3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整風既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過去我們招軍、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於識別。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部和中央黨校都發現了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和賢才。在延安，年內要完成審查幹部、清洗壞人的工作。此後整風運動進入了審查幹部階段。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彙報說：抗戰以來，國民黨普遍實行奸細政策，最近從審查幹部中才發現這一政策的陰謀。根據康生的彙報，當天就向華中局發出《關於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的電報，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今天我們向國民黨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我們要把反特務鬥爭看成和軍事、政治、經濟鬥爭一樣的重要。
4月3日，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從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後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整風運動既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
4月24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中級幹部教育計劃暫緩三個月發佈，在5、6、7三個月內，專門進行防奸教育。總學委負責這一工作，總學委副主任康生負責日常事務。在審幹階段，儘管在開始的時候，由於受康生的影響，對形勢的估計也過於嚴重，但他還是一再要求，各級幹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對壞人堅決鬥爭，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要嚴禁逼供信。但康生爲了擴大戰果以邀功請賞，對此卻充耳不聞。
不久，康生就搞出了一個張克勤“敵特”案，並以此爲突破口，在全邊區範圍內大肆反奸捉特，一時間特務如麻，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時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學習。因其父在蘭州被敵人逮捕自首，本人對領導提意見偏激，加上一名與他同來延安的在魯藝學習的人檢舉他是特務，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來。在關押過程中，年僅19歲的張克勤受到逼供，在經過六天六夜的“車輪戰”的折磨和“假槍斃”的威脅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黨籍”的誘逼後，他“招出”了甘肅地下黨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之類的虛假口供。
對於這樣一個完全靠逼供產生的假案、錯案，康生卻如獲至寶，他讓張克勤騎着高頭大馬，佩上紅花，到各機關學校作講演，介紹他的“特務”經歷和反悔過程。康生到處宣揚“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對內奸政策的新策略，從而得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不可靠、必須重新估計的錯誤結論。並隨即開展了大規模的追查，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中他認爲可疑的人，捕押起來，審問逼供。據師哲回憶，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邊區保安機關的負責人開會佈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單。當時擔任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的師哲問康生：要抓的人有沒有材料，沒有確切材料，怎麼審問？康生卻答到：有材料還要你們審問幹什麼？結果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4月9日、12日，中央書記處在延安分別召開了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的幹部大會，參加會議的達萬人之多。已經“悔過自新”的“特務”張克勤在會上作了坦白交代的典型報告。其後，任弼時在會上作了《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報告，指出：我們堅決反對國民黨對我們的特務破壞政策。他說：今天召集這次會議，其目的就是宣佈中央對那些誤入歧途的青年所採取的方針。對這些一時被騙的人們，只要他們今天向黨忠誠坦白，改過自新，真心誠意地擺脫特務的圈套，我們黨對於他過去一時的錯誤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惡，是應該加以原諒的。報告號召“誤入歧途者”坦白交代，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的鎮壓，如果在這樣寬大的政策下，還不願坦白，那就是一種極大的罪惡，是一種自己滅絕的死路。
恰在此時，邊區周圍的軍事形勢驟然緊張，國民黨正在緊鑼密鼓地策劃第三次。緊張的形勢使審幹反奸運動更爲緊張起來，中央對幹部隊伍中特務的比例估計越來越高。
1943年6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和我黨反特鬥爭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機關學校各級幹部1萬人中，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將近1000人。指示還說：“華北、華中各革命根據地黨政軍民各機關中，暗藏的日特國特分子，估計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這些分子，關係於黨的生命。”7月13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肅反工作現已抓到了規律，一是羣衆大會，一是精雕細刻。軍事時期就要實行鎮壓，楊家嶺一次羣衆大會就弄出6名特務。羣衆大會很有效，西北局系統也要召開。兩天後，他又在中直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了在黨史上臭名昭着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從而把審幹運動推向了頂點。
康生在這個報告中公開點了一批人的名字，他說：“國特爲日特服務的事實，在延安反奸細鬥爭中，是不勝枚舉的。如：混入新四軍的許遇之，破壞河南黨的杜徵遠，破壞邊區銀行的肖煌，破壞自然科學院的彭爾寧等等，他們都是敵探兼國特，國特兼敵探的兼差特務分子。”他還無中生有地說王實味是敵探、託匪、國特三位一體的奸細。他炮製的特務世界性、羣衆性的論點，在這個會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他說：“失足的人們！現在應該覺悟，應該下最大的決心，向悔過自新，趕快脫下特務的衣服，脫下第五縱隊的制服，穿上中國人的衣服，將你們所受的欺騙、污辱、損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惡徹底講出來，是歡迎一切失足的人變成抗日救國的中國人，每一個失足者變爲改過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時還可以從容地去救，如果是漲大水的時候就要去搶救，這是不說也懂得的簡單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他威脅說：“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分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爲了挽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爲了鎮壓堅決特務，我們又有鋼鐵的意志，如果他們絕對堅決，不願改悔，甘爲敵人第五縱隊服務，那我們必須以嚴厲辦法堅決鎮壓之。”他還在西北公學作報告說：你們麻木不仁，說延安不會有特務，現在證明了，你們要多少？一個排？一個連？一個旅都有了。他號召要繼續搶救失足的青年知識分子，沒有審查的都要審查。這個報告後來被作爲中央文件發往各地，作爲各地“搶救失足者運動”的政策指南。“搶救失足者運動”由此大規模地展開。
在緊張的氛圍中，一時似乎“特務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幹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或者歷史上未交代清楚的問題，都被輕易地懷疑成政治問題，甚至反革命問題。不少單位違反政策規定，採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車輪戰”，大會批鬥，小會勸說，互相檢舉。一向生機勃勃、充滿着團結互助氣氛的各抗日邊區，突然之間被籠罩上了惶恐、混亂和不安的陰雲。名目繁多的各種會議——坦白大會、控訴大會、搶救大會、規勸大會……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平時並肩戰鬥、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戰友，一夜之間變成了仇敵。大批大批的國特、日特、“CC”分子、復興社分子、漢奸、叛徒、紅旗黨……被相繼揭發出來。在延安，僅僅半個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被搶救的重點，主要是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黨員、曾被國民黨逮捕監禁過的黨員、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有的縣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幾乎全被打成“特務”。如子長縣39名外來知識分子幹部，有37名被打成“特務”，有的單位80%以上的人成了搶救對象。如西北公學390人中，坦白分子爲“特務”的就有208人。整個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共清出“特務”1.5萬人。河南、四川、甘肅、浙江、湖北、貴州等10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許多幹部惶惶不可終日。
康生之所以要搞“搶救運動”，並將其無限制地擴大化，固然有當時爲數不少的領導人在敵我矛盾趨於激化的情況下對敵情的嚴重性作了不很正確的估計有關，而康生藉機售其奸計的個人目的在於：延安整風的根本目的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嚴重“左”傾錯誤進行總結，避免全黨重犯類似的錯誤。而康生那時曾積極追隨“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王明，到處貫徹王明的錯誤主張。現在王明等人及其錯誤路線既然成了清算的對象，曾是王明錯誤路線積極支持者的康生自然無法逃脫被追究的責任。爲了避免陷入被動，慣於見風使舵的他先是率先反戈一擊，背棄王明，轉而投靠，爲了取得的信任，他見風就是雨，在提出要注意防止暗藏的敵人進行破壞時，他大搞“搶救運動”，一方面向人們證明的判斷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也向人們表明他執行的指示是不遺餘力的，同時更爲重要的目的還在於，通過此舉以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人們把他從王明宗派集團分開來。
但對康生等把“搶救失足者運動”嚴重擴大化、導致邊區氣氛驟然緊張、人人自危從而引起許多領導人不滿的做法，並不贊成。有鑑於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沉痛教訓，他於1943年7月1日寫信給康生，要他在《防奸經驗》第6期上刊登這樣幾句話：“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羣衆。’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同月，他在棗園同綏德專員袁任遠談話時又說：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沒有辦法，就亂講，講了你就信。然後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講，結果越搞越大。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沒有物證，也要有人證。不要聽人家一說，你就信以爲真，要具體分析，不要輕信口供。對於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殺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殺了，將來如有證據確實是搞錯了，你雖然可以糾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復生，只能恢復名譽。另外，也不要隨便捉人，你捉他幹什麼，他能跑到哪裡去。7月30日，他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再次重申了審幹工作的正確路線，指出：“必須拿這種實事求是的方針去和內戰時期損害過黨的主觀主義方針完全區別開來，這種主觀主義方針就是逼、供、信三個字。”
8月5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對“失足者”的“搶救運動”暫告一段落。8月8日，到中央黨校發表演講，強調了整風運動的重要性，說：整風和審查幹部是黨校6門課程中的兩門主課，其他爲黨的歷史、馬恩列斯着作、軍事課、文化課。他說：延安的整風特別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務分子講出了問題，也不是把他們殺了，我們要爭取他們爲人民爲黨工作。你們整了風以後，眼睛亮了，審查幹部以後，眼睛更亮了。兩隻眼睛都亮了，還有什麼革命不勝利呢？去年有整風，今年有審幹，使你們把問題搞清，兩年之後保證你們提高一步。但由於此時他對“搶救運動”擴大化的嚴重性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因而在這一演講中，又說了這樣的話：黨校也要爭取領導權，2500人中，伙伕、馬伕在內，有250個特務，聽說還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他還說，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都是特務。主要的堡壘在人家手裡，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這是很嚴重的爭取領導權的鬥爭。
8月15日，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明確指出：這一次在整風中審查幹部，並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爲肅反，不採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實行普通機關、反省機關和保衛機關結合的審幹辦法；審幹要將“兩條心”的人轉變爲“一條心”，爭取大部至全部特務爲我們服務，不要有怕特務跑掉的恐懼心理，只有少捉不殺才可保證最後不犯錯誤。
10月9日，在批閱綏德反奸大會的材料時進一步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14日，他在西北局高幹會所做的報告中，談到審查幹部、反特鬥爭時說：反特鬥爭是今年我們的一個很大進步。去年21歲，還未學會作這篇文章，今年則學出來了。國民黨抗戰以來，眼睛是亮的，聰明的，而6年是盲目的，結果國民黨的特務就無孔不入。抗戰第6年的下半年，我們學會了破壞了國民黨的這一計。國民黨的妙計安天下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們的妙計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務鬥爭的經驗，兵即是送來的特務。邊區已有7000，恐怕有1萬人，各根據地合併就有10萬大兵，這批兵要好好訓練，我們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決不殺一個，國民黨能利用我們的叛徒，難道我們不能學會利用特務！11月5日，在致鄧小平等的電報中，要求他們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廢止歷史上傳下來的多捉多殺及逼供信的錯誤路線，同時指出：爲了弄清線索而逮捕的特務分子不得超過當地特務總數的5%，並且一經坦白，立即釋放。凡有殺人者，立即停止殺人。目前一年內必須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許任何機關殺死任何特務分子，將來何時要殺人，須得中央批准。
隨着廣大幹部對康生等那些過“左”做法不滿情緒的加劇，不少人對運動中那種無休止的亂咬亂鬥、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同志、漫無邊際的無限擴大等等不正常的做法日趨不滿，同時，“搶救運動”擴大化的嚴重弊端與消極後果也日益暴露出來，於是，中央決定從1943年底起，從思想認識的高度對“搶救運動”中的過“左”做法進行糾正。
1943年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反特鬥爭問題。會議決定，將以下意見分別傳達到各系統高級幹部加以研究，然後再交書記處討論作出最後決定。傳達的主要意見有：（1）延安反特務鬥爭的過程中，是由熟視無睹到特務如麻，現在應進到甄別是非輕重的階段。（2）對於“搶救運動”以來的反特鬥爭，會議認爲應從兩方面進行工作檢查。從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務分子；發現與培養了一批有能力的幹部；打破了官僚主義，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許多人的錯誤，如貪污、腐化等；深入地進行了階級教育等。從陰暗方面看：擴大了特務組織，甚至弄成特務如麻；某些部門或某些地方，產生了羣衆恐慌的現象；有些部門被特務分子利用，進行破壞；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懷疑新知識分子的現象；忽略了統一戰線，許多幹部對統一戰線的觀念降低。產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央的有關方針掌握不夠，對特務問題的社會性、羣衆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對羣衆運動的掌握領導不穩；在方法上偏重於搶救大會的方式，忽視調查研究工作，不重證據，不注重個別審查的辦法；領導幹部忙於路線的學習，放鬆了對審幹工作的領導。（3）今後延安審查幹部應轉入新的階段，即甄別是非輕重的階段，將坦白分子分爲6類：業務分子、變節分子、黨派分子、被特務利用的分子、黨內犯錯誤的分子、完全弄錯的分子。
在會議的討論中，任弼時率先否定了康生關於知識分子大多是特務的謬論。他說：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約70%，初中約30%。據恩來同志講，截至1943年，國民黨員有一百幾十萬人，其中學生黨員約3萬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後發展的。國民黨決不會把3萬學生黨員都送到延安來。在抗戰初期，戰爭混亂，國民黨不可能很有計劃地派大批特務到延安來，有些省如陝西、四川等國民黨組織不大發展，也不會有許多特務派到延安來。他還說：我們對國民黨特務的數量要作恰當的估計，估計不足或擴大了，都不妥當。在延安的新知識分子，中直機關和軍隊系統，共約4萬人，大多數是在1937年、1938年進來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黨撤退來的。他認爲，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們是爲了抗日救國、爲了革命到延安的。“搶救運動”中，有的單位把80%的新知識分子弄成“坦白”分子，應予否定。他還說，最初的審幹工作是好的；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強迫坦白，現在要進行甄別，取得經驗教訓。軍隊中進行坦白運動要特別慎重，敵後根據地不能採用延安的“搶救運動”的辦法。
同意任弼時的分析，說：對特務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與普通的，自覺的與被迫的，首要的與脅從的。有些青年在抗戰初期加入國民黨，是爲了抗日，不是錯誤，他們的主要錯誤是沒有向黨報告。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央發出了經審改的關於對坦白分子進行甄別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據延安的初步經驗，在坦白分子中，屬於職業特務的是極少數，變節分子也是少數；有黨派問題（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入黨時未向黨報告）的分子，被欺騙矇蔽的分子及僅屬黨內錯誤的分子三類佔絕大多數，對這些人在分清是非後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對於被特務誣告或在審查時完全弄錯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鬥爭中要注意保護好人，防止特務誣害。
此後，各單位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對審幹工作中的擴大化錯誤進行了複查、甄別、平反，分別情況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對肅反擴大化中受到錯誤對待的人，還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對此負責任，並先後多次向受害者賠禮道歉。對此，胡喬木回憶說：“從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動承擔責任，進行了自我批評。到中央黨校作報告，在大會上就講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說：在整風審幹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點氣是可以理解的，但已進行了甄別。現在摘下帽子，陪個不是。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你們不還禮，我怎麼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說去年審查幹部，反特務，發生許多毛病，特別是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火，認爲特務如麻，這是不對的。去年搶救運動有錯誤，誇大了問題，缺乏調查研究和分別對待。這都已經過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準備召開七大了，他還說：這兩年運動有許多錯誤，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爲發號施令的是我。戴錯了帽子的，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陪一個不是。凡是搞錯了的，我們修正錯誤。這樣誠懇地承擔責任的態度非常感人。許多受過冤屈的同志最初氣很大，經過這樣多次地賠禮道歉，不僅氣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對運動中的事大家不計較了，同志間的團結增強了，心情重新舒暢了。”
陳雲也對“搶救運動”及其擴大化表示了不同的意見。還是在“搶救運動”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對康生一夥的過“左”的做法進行了抵制，他不贊成康生等人對來延安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很可疑的錯誤估計及其所採取的錯誤態度。延安時期，康生任社會部部長，常常藉口一些幹部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複雜而不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他所領導的社會部，經常向中央組織部要些幹部去工作。考慮到社會部工作的特殊性，組織部在瞭解了他們的要求後，派去的幹部，都是經過多方面調查和反覆研究後，被認爲是政治思想比較好、社會經驗和工作能力都比較強的。但是，每每介紹去七八位，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理由都是家庭關係或社會關係複雜等等。被退回的幹部當然情緒受到很大刺激。但後來的事實一再證明，這些被退回來的同志確實是黨內的優秀黨員。陳雲得知這種情況後，認爲這是黨內“左”的思想在組織工作、幹部工作中的具體表現。他進一步對幹部科的負責人王鶴壽說：現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幹部，包括在幹部科工作的幹部，不是也有家庭和個人社會關係複雜的嗎？他們的政治思想、觀點和工作態度、個人作風，不是都很好嗎？在選擇、提拔幹部問題上，採取“左”的關門主義，嚴重損害黨的事業發展。你去社會部和副部長李克農同志談一次，把中央組織部向他們推選幹部的情形以及他們退回的情形說明，並可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你們對一些優秀的黨員幹部，不從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場考慮，只要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複雜就不接受，那麼中央組織部今後就只介紹一些工農幹部給你們，他們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都簡單，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會經驗也差一些，不一定適合社會部的工作。我想李克農同志是不會有那種極左的觀點的。李克農明確表示贊成陳雲的看法，不同意那種極左的做法，並表示由他負責糾正那裡存在的“左”的錯誤。
但康生對此卻不予理會，在他控制的部門仍然我行我素。有一段時間，他兼任中央黨校的副校長，他的妻子曹軼歐負責黨校的幹部工作，他們夫妻兩人一樣都帶着有色眼鏡來看待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執行“左”的政策。那時，爲了多培養一些黨的幹部，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央組織部經常要選派一些黨員幹部到中央黨校去學習深造。但康生等則經常藉口有些學員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會關係複雜而予以退回。陳雲在得知情況後，指示王鶴壽去找曹軼歐進行批評，說：是不是好黨員，決定於該黨員本身，家庭關係絕不能作爲黨員合不合格的條件，我們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幹部的家庭關係也是複雜的，能因此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白區黨內的黨員，在舊社會複雜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夠認爲他們接觸一些複雜的社會關係，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陳雲還要求王鶴壽當面對曹軼歐講：“你曹軼歐的家庭關係也不簡單，你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社會關係也複雜，你能否定自己嗎？而且經過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研究，決定介紹入中央黨校學習，你們不接受，是黨內不正常的現象，你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康生對此不但不接受，反而對陳雲很有意見，在審幹運動中，他攻擊陳雲，說：壞人那麼多，你們組織部是怎麼搞的呀？並斷言中央組織部的審幹右了。因此，在審幹運動中，作爲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有一段時間實際上靠邊站了。起初，對陳雲所持的態度也不很滿意，曾在一次私下談話中說：“陳雲是樹葉子掉下來怕打腦殼的。”
但陳雲仍堅持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審查幹部，並且逐漸贏得了包括在內的黨內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贊同。這集中地體現由他受中央委託而主持的對“湖西事件”的處理上。
“湖西事件”發生於1939年8月山東湖西地區的肅託鬥爭中。當時，一個叫王須仁的暗害分子，混入了湖邊特委，並擔任了特委組織部長。他以肅託爲名，用嚴刑拷打、指名問供、有供即捕等手段，把一些忠於黨、在羣衆中有威信的幹部，故意打成託派，300多人被殺害、300多人被逮捕。其他地區受此影響，也有300多人被殺。致使部隊大量減員，連營以上幹部大部受到牽連。湖西地區除肖縣等3縣外，黨政組織已解體，造成了抗戰中期一起最大的冤、假、錯案。這一事件的後果是極爲嚴重的，它不僅造成了亂打亂殺的恐怖氣氛，而且使湖西地區黨政軍民工作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在該地區的工作基礎被全部破壞，大批忠實的黨員和進步羣衆遭到無辜的犧牲，黨的威信也受到極大的損害。分子則乘機造謠、挑撥和羣衆的關係，煽動羣衆反對和八路軍。
事件發生後，陳雲十分氣憤。他認爲儘管反革命分子借刀殺人的陰謀非常毒辣，但如果能正確掌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湖西地區黨組織沒能避免這種暗害，上了敵人的當。
1940年初，他在中央組織部主持召開了湖西事件彙報會。陳雲在會上指出：湖西事件之所以是錯誤的，其基本原因在於：當地黨組織與軍隊的領導人在主觀上誇大了託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自己有相當鬥爭歷史和經驗的幹部；另一方面，簡單地把一切在工作中表現不好的人員都看成是託派，單憑口供，任意拘捕。而隱蔽的暗害分子則乘機活動，用一切辦法擴大事態，以售其借刀殺人的毒計。
事件的發生還在於，軍隊領導和地方負責人之間彼此不滿，暗害分子正是利用這個空子來挑撥離間，進行暗害活動。軍隊政委包辦代替了地方黨的鋤奸工作，不信任當地黨組織，把關係人命大事完全委託給一個來歷不明的暗害分子，任其胡作非爲，實際上是幫助了敵人。事件發生後，當地黨委和軍隊領導始終沒有向自己的上級報告，這是決不能允許的現象。而上級領導機構在得知情況後沒有及時採取步驟去解決這一事件，因而不能使這一事件立即停止擴大，也是黨蒙受損失的一個原因。這種處理遲緩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對自己的忠實幹部信心不夠，對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計不足。
經過討論，與會者一致同意陳雲的分析，並對善後工作提出了建議：要處分兩個人：一是軍隊政委受暗害分子的利用，冒充中央名義，亂殺胡爲，既不報告上級，又不接受上級的指示，應立即撤消工作，開除黨籍，交軍法處判刑；隨聲附和者，應撤消工作，由正式黨員降爲候補黨員。要徹底登記並審查此次被捕殺的人，對無辜者應在黨內刊物上公佈他們是被託派和暗害分子陷害的無辜者，在黨內召開追悼會，以示昭雪；對無辜受害者的家屬，要分別派人去安慰；對被誣陷並被嚴刑拷打表示自首者，基本上要原諒他們的幼稚，不能當成黨內叛徒看待，而應按情節輕重分別給予適當的處理；同時，在湖西應有計劃地系統地審查幹部，以清除內奸分子，保證黨的純潔與鞏固，使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掌握在經過考驗的可靠黨員的手裡。但要嚴防藉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運動，引起黨內不安。更不能把一時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內奸分子。陳雲還特別強調，山東分局派人去解決上述問題時，既要注意糾正“左”，又必須警惕右的兩種傾向；既要反對麻木不仁，忽視反敵探工作奸細及暗害分子，又要反對“左”的思潮誇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驚慌失措。這兩種傾向，對革命都是十分有害的。
會後，陳雲還主持制定了一個正式的文件，即《中央關於湖西地區鋤奸工作的決定（草案）》，後經中央批准，發到全國各地。這個決定對以後的鋤奸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雲主持的對“湖西事件”的妥善處理，不僅很快就挽回並消除了因這一事件所產生的不良影響與後果，而且由此還提出了一系列日後處理此類事件的正確方針與原則。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陳雲在審查幹部工作中所採取的一貫做法是十分正確的，避免了給黨的事業帶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但本應對這一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的康生在會上非但不做任何檢討，反而在隨後進行的審幹工作中繼續他的那一套極左的做法，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更爲嚴重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