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兩人都十分儉樸；在對待親友上，要求都十分嚴格，從不允許搞特殊化
在生活上的簡樸是出了名的。他穿的衣服是補了又補，牙刷常常是在變成了“不毛之地”後才肯換新的，鞋子也喜歡穿別人穿過的鞋子，什麼化妝品、奢侈品一概不用，一條毛巾，常是既洗臉又擦腳；吃飯上更是不講究，通常是五穀雜糧飯，饞時也只是想吃一碗紅燒肉而已，山珍海味從不上嘴，20世紀60年代初，曾一連數月不吃葷腥；住房從來不準搞豪華裝修，一生只睡木板牀，連到蘇聯去訪問時，也堅持要求對方撤去高級牀墊，才肯休息。
對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也都嚴格要求。
毛岸英是與結髮夫人楊開慧的長子，於1922年生於湖南省長沙市。少年時代，曾隨到過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大革命失敗後，隨母親回長沙縣東鄉板倉隱藏。1930年，楊開慧被湖南反動軍閥何健逮捕，8歲的毛岸英一同被抓進監獄，目睹了母親和敵人鬥爭和犧牲前的慘烈。母親被殺後，他被保釋出獄，翌年，被外祖母、舅媽帶到上海交給毛澤民。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黨主辦的大同幼稚園，不久，小弟毛岸龍失蹤（或病死）。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大同幼稚園停辦。毛岸英兄弟被“紅色牧師”董健吾領回，寄居在董的前妻黃慧光家中。中央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失去經費資助的毛岸英兄弟生活一度頗爲艱辛。後來，董健吾設法於1936年託東北軍將領李杜輾轉法國，將他們送到蘇聯，入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兒第二國際兒童院。
在國際兒童院，毛岸英認真學習，不久擔任少先隊大隊長。1939年加入共青團並擔任支部書記。在蘇聯學習期間，曾多次寄信給毛岸英兄弟，對他們的學習與生活給予指導，希望他們抓緊時間好好學習，學成回來報效祖國。
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儘管中蘇兩黨有過不讓中國孩子服兵役的約定，但毛岸英主動要求上前線，獲准先去軍校學習。1943年獲中尉軍銜，並加入聯共（布），後轉爲黨員。不久，又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在校期間，曾到蘇聯紅軍中擔任過坦克連的黨代表，參加過進軍白俄羅斯、波蘭和捷克的戰鬥。1946年1月回國。在回國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見並獲贈一支手槍。
毛岸英回延安時，思子心切的曾抱病親到機場迎接。見到英俊瀟灑的毛岸英後，心情和身體一下子好了許多。但父子只在一起吃了兩天飯，便要毛岸英到機關食堂吃大竈，並讓他到當時着名的勞動模範吳滿有家去學種地，上“勞動大學”。語重心長地說：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可是你還沒有上過中國這個革命大學。你對中國的情況瞭解得很少，缺乏實踐，這一課應當補上。理論只是知識的一半，你光有外國的書本知識還是不夠的，你還應當上上中國這個大學，到農村去拜農民爲師。
聽了父親的話，第二天，毛岸英就揹着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種和行李去吳家棗園向農民學習。臨行前，囑咐他要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要鍛鍊得與農民一個樣。
來到吳家棗園，毛岸英身穿粗布衣，頭扎白羊肚毛巾，同農民一起睡土炕，一樣喝稀飯，啃窩窩頭，一起下地幹活。手上磨起血泡，也不願休息。經過幾個月的鍛鍊，毛岸英不僅學會了各種農活，而且身體也有了明顯的變化，由白胖子變成了黑胖子，並養成了與農民的深厚感情，體會到了種地的艱辛。
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毛岸英返回延安。見到兒子掌心結滿了厚厚的老繭，高興地讚許道，毛岸英從勞動大學畢業了。不久，毛岸英開始隨中央機關實施撤退轉移。後按的意見到山西臨縣參加土改試點，此後又到冀中、山東搞土改，並參加中宣部、中央機關保衛訓練班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岸英和劉思齊結婚。當時，毛岸英已快30了，原準備早一點結婚的。但因劉思齊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硬是沒有同意。毛岸英一開始還有些不理解，爲此受到了的嚴厲批評。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時任北京機器總廠黨總支副書記的毛岸英主動要求入朝作戰。當時在身邊工作的同志及負責保衛工作的李克農都不同意，他們認爲即使要“鍛鍊”毛岸英，也決不能選擇這種隨時都可能犧牲的地方。但毛岸英的想法得到的理解和支持。當有人爲此勸阻時，回答說：“誰叫他是的兒子呢？！他不去誰還去？”
毛岸英到朝鮮戰場後，在志願軍司令部任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除彭德懷等少數人知道其身世外，其餘人一概不知道他就是全國人民愛戴的領袖的兒子。1950年11月25日，在第2次戰役開始後，因志願軍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發報甚多而被美軍測出，認定有重要機關並派飛機前來轟炸。毛岸英不幸被炸，光榮地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毛岸英犧牲的消息當天就報到國內，因當時正患重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揮第2次戰役，周恩來在同等商量後，沒有立即將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告訴。直到1951年1月2日，當第2次戰役已經取得勝利，的感冒症狀消失後，葉子龍等才奉命將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告訴了。毛聽後沉默了很久才說了一句：“誰叫他是的兒子呢？”
在的嚴厲要求下，毛岸英不僅事事嚴格要求自己，而且還能自覺抵制各種不合理的要求。1949年10月，毛岸英給表舅向立三寫信，就某親屬“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一事，表示“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後了……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於此”。又說：“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現在也許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並解釋說：“至於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螺絲釘。”
對李敏和李訥，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輕易破壞定下的規矩。20世紀60年代初，因“大躍進”的人爲失誤加上自然災害的襲擊，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帶度過困難時期。當時，李訥正在讀中學，平時在學校吃飯，只在週末回家改善改善伙食。一次，正在長身體的李訥，竟把全家的晚飯都吃了，竟還意猶未盡，可見平時在學校是怎麼過的。就這樣，雖然內心很不好受，但還是規定不準從家裡帶零食到學校去，更是不準用汽車來回接送。
新中國成立後，不少家鄉的親朋故舊，曾希望能出面干預或向有關方面說情，爲自己謀取一官半職，但都爲所堅決拒絕；對那些想進京謀取好處的親友，他一概予以勸阻；生活上實在有困難的，他則從自己的稿費中予以資助，從不佔國家的便宜。
當然，對子女嚴格要求，不是不近人情。事實上，在生活上是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並重。毛岸英去世後，劉思齊年紀輕輕就守寡了。很同情劉思齊的不幸遭遇，強壓失子之痛，多次以父親的身份，勸劉思齊要儘快從悲傷中解脫出來，重新組織家庭。後來，在的親自關心下，劉思齊終於建立了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和一樣，陳雲在生活上也十分儉樸。20世紀50年代，中財委的暖氣燒得不好，冬天辦公室裡很冷，行政部門看到陳雲經常患感冒，便給他的辦公室裡配了電爐子。但他爲了節約用電，很少用。據其身邊工作人員講，他只開過幾次，那也都是在蘇聯顧問到他的辦公室裡談話之前，爲照顧蘇聯同志纔開的。他經常教育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勤儉節約。在他的辦公室裡有幾組大燈，但他平時只讓開最少的那一組燈，需要時就開臺燈，儘量少開燈，並要求人走關燈。在三年困難時期，爲了減輕國家負擔，身爲黨中央副主席的他，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大幅度的精簡。按規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應配備廚師、服務員、司機和2~3名警衛幹部。但他取消了小竈廚房、廚師和警衛員，只留了一名司機，包攬了司機、管理員、服務員、衛士的全部工作。另外自己出錢僱了一名女服務員兼做飯。有一段時間，他一個廚師也未請，而是叫他姐姐幫忙燒飯做菜。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中是最少的。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大加讚賞。
1961年11月上旬，一次大的寒流襲擊了北京。因爲寒流來勢大，氣溫陡降，有的機關便提前開始供暖。而國務院規定從11月15日開始供暖。陳雲雖沒有住在中南海，但他嚴格遵守制度，指示工作人員不到15日不準點火供暖。因天氣太冷，又不準點火供暖，他患了感冒。一天上午10點多鐘，周恩來一進辦公室，見到桌上放着值班秘書寫的彙報單，上寫陳雲感冒發燒了，主要是天氣冷，他不準供暖氣……周恩來一看彙報單就急了，立即吩咐要車前去看望陳雲。因周恩來此行是臨時決定，事先沒有打招呼，加上天氣確實很冷，只見陳雲正靠坐在牀頭，披着大衣，圍着被子批閱文件。周恩來見面後的第一句話是：“陳雲同志，天這麼冷，你不準燒暖氣，不行啊！”陳雲見是總理來了，急忙下牀穿上大衣，兩人從臥室走進了辦公室。平時，周恩來一旦進入工作狀態，就會脫去大衣。這次因氣溫實在太冷，周恩來沒有脫去大衣。他們談完工作後，陳雲領着周恩來查看了在樓梯旁的廚房，面積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裡面有兩個蜂窩煤爐子。陳雲微笑地指着兩個爐子說：“一個做飯，一個燒菜，我愛吃家鄉飯，這不很好麼。”陳雲是想說服周恩來，但是沒有成功，臨走時周恩來當着陳雲的面，對身兼數職的陳雲秘書說：“從今天起，你們一定要燒暖氣，這件事你們要聽我的。”在回家的路上，周恩來對隨行的秘書和衛士說：“我們要向陳雲同志學習，他工作那麼忙，對家務安排的很細緻。他吸菸只在辦公室吸，在臥室不吸。他穿的大衣是兩用的，春、秋天是夾大衣，到冬天把做好的厚絨襯裡用幾個釦子扣上就是厚大衣。”並微笑着對他的衛士說：“你就不會給我想這個辦法做。”回到西花廳後，周恩來對鄧穎超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陳雲同志真會過日子，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在穿的方面，從東北入關時，陳雲穿着一件用了多年的舊大衣，中財委辦公廳提出給他換件新的，以便會見外賓時用，但他堅決不同意。1951年，在中南海勤政殿與西藏和平談判簽字儀式上，他仍然穿着延安自制的粗呢子衣服。事後，有人對他說：“現在您的國事事務多了，您應該再做一套衣服了。”陳雲說：“這套衣服不是挺好嘛。現在我們國家還很窮，節省些錢搞經濟建設。”此後，陳雲曾做過兩套毛料中山制服。那是1952年，他出國到蘇聯商談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規定，由國家給他做了一件深藍色制服。另一件是1954年他出國到越南時，也是按規定由國家做了一件深灰色的。但他平時只穿布衣、布鞋。只是在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元旦、春節或在接見外賓時才穿上。後來，這兩套毛料禮服穿久了，胳膊下面及膝蓋部位磨得很薄。他的夫人于若木和工作人員商量，認爲應當給他重新做一套毛料中山服。陳雲知道後，說：“補一補還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大家都瞭解陳雲的脾氣，像這樣的生活小事，他從來都是隻說一遍，不再說第二次。於是大家只好商量如何織補。後來，利用陳雲到上海出差的機會，把毛料中山服和舊毛衣帶去，請上海的洗染店和工廠的老師傅織補。當工廠的老師傅得知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陳雲的衣服後，都禁不住感嘆說：“真沒想到陳雲同志在生活上是這樣艱苦樸素！”外套如此，內衣就更不講究了，絕大多數是帶有補丁的。有兩條毛褲已穿了20多年，有10多個補丁，甚至是補丁摞補丁。當有人勸他換一條新的時，他總是說：“還能穿嘛！穿在裡面又不是讓人看的。”有一件坎肩，穿了40多年。
在飲食方面，陳雲也非常儉樸。20世紀60年代之前，他一直和家人同桌吃飯。早餐：大米稀粥、饅頭、花捲、鹹菜或兩三種新鮮蔬菜做的小菜。另外一週吃一次炸油條。中餐：米飯、饅頭、花捲，炒幾盤蔬菜，黃瓜、茄子、白菜、蘿蔔、豆腐等換着吃。西紅柿鈔蛋就算是高檔菜了，很少吃。炒菜時，油放得很少，即使是放肉的菜，肉也放得很少。陳雲和于若木的工資加起來雖然不算少，但家裡人口多，開支大，還要寄錢幫助親友，一個月下來所剩無幾。工作人員看到他經常工作到深夜，身體日見消瘦，有一次給他單獨加上一小盤肉菜，但他卻說：“現在比延安時吃的好多了，不要爲我單獨炒菜。”
1960年，陳雲患了嚴重的腸胃病，消化功能極差，吃的飯要非常軟，而且只能用油性很少的糙米；菜要炒得很爛，爛到幾乎等於是煮了，而且油也不能多放。爲此，他只好和家人分開吃飯。他從不吃高級菜，也不吃山珍海味。三年困難時期，他和一樣，也帶頭堅持不吃肉、蛋。
出差到外地時，當地要請客或給他做些好菜吃，他都婉言謝絕。一次在杭州，地方的負責人想給他增加點營養，因知道他的脾氣，如請示，肯定不會同意，便決定先斬後奏。吃午飯時，給他加了一小碗“魚翅”。他發現多了一個小碗，就問：“那是什麼？”當得知是魚翅時，連忙擺擺手，平和而又堅定地說：“不需要，我吃的營養足夠了。”隨行的人員和地方上的負責人一起勸他吃掉這碗魚翅，但他就是未吃。飯後，他語重心長地說道：“太貴了，吃不起呀！”隨後又說：“今天吃了，哪怕是一點點兒，以後就會找藉口給我做；這次浪費了，他們就不會再做第二次了。”還有一次在外地考察工作，當地接待部門爲他準備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後，很不高興，堅決要求他們撤掉，直到換上平日的一葷一素才肯吃飯。
在住的方面。陳雲從1949年進京後，就一直住在東城區北長街71號（後改爲58號）。這裡是一處老房子，是北京解放後接收的國民黨官僚的房產。由於年久失修，經常漏雨。房屋管理部門多次提出要大修，但陳雲始終不同意。他說：“房子大修要花許多錢，只要不漏就行了。”後來，機關行政部門考慮到房內牆皮脫落很多，有的走道和樓梯上鋪得很窄的地毯已磨得很光，走在上面感到有點滑，因此又提出要大修。陳雲仍不同意，說：“不影響我辦公，不要修。”結果又未修成。1976年7月，唐山發生大地震，影響到北京。陳雲的辦公室南面被震裂有1米多長、2釐米寬的裂縫。機關行政部門請北京市房管部門的技術人員對整個樓房進行了檢查，發現經過此次地震，樓房在整個結構上已不堅固，存在較嚴重的安全問題。機關行政部門提出把樓房拆掉，在原址上建新樓。陳雲開始時還是不同意，說：“這雖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這樣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子，老百姓會罵的，那樣我們會脫離羣衆，影響不好。”因此，老房子沒有拆。但房子確實需要大修，經過再三動員，陳雲才於1979年冬搬到中南海居住。
在行的方面。瀋陽解放後，陳雲乘坐的是一輛比較舊的小汽車。當時倉庫裡還有很多新車。有關部門向陳雲提出建議換一輛新車。陳雲不同意，說：“我們現在的這部車，比哈爾濱時的那部車好得多嘛。另外還有好多首長呢，高崗啊，李富春、張聞天、王家祥、林楓……我來這裡，先用好的，影響好嗎？”1951年，中央警衛局從保證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考慮，從蘇聯進口了5輛“吉斯”牌高級防彈汽車，決定分配給“五大書記”每人一輛。當警衛局負責人給陳雲送去轎車時，陳雲拒絕接受，堅持用原來的舊吉姆車。他說：我不能同、周總理、朱總司令和少奇同志他們一樣，我不能和他們比。直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生產出我國自己的“紅旗”牌轎車時，他才換上了國產的“紅旗”牌轎車。供給制改爲工資制時，有關部門把5位書記一律定爲一級，報到他那裡後，他把自己改爲二級。任何有關宣傳他個人的文章和書籍，只要報到他那裡審閱，都一律被他“槍斃”。
在用的方面。他有一個皮箱，是延安時期就開始用的，直到1994年還在用。有一個刮鬍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他由上海秘密去蘇聯之前買的，刀片是他到蘇聯之後買的。三個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去世之前。
1949年11月，瀋陽剛剛解放，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差。中央任命陳雲爲瀋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他上任後首先下達命令，接管後的一切財物、傢俱等等都要留在原處，沒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挪用。陳雲剛到瀋陽時，住在東北賓館。後來一批民主人士包括沈鈞儒、郭沫若、李濟深等要來瀋陽，陳雲爲了讓他們的居住環境好一點，住的舒適些，主動讓出賓館，搬到了條件比較簡陋的遼寧省政府內。服務員知道後，先到省政府內查看了一下，發現陳雲將要住的地方只有一張小鐵牀，牀上只鋪了一個草墊子，又硬又涼。瀋陽的11月已經下雪了，天氣是很冷的，而陳雲的鋪蓋還是從延安帶來的，只有一被一褥。服務員實在看不下去，當天晚上自作主張地從陳雲原先睡的賓館牀上拆了一個沙發墊子運回省政府的住處，偷偷地鋪在了陳雲的牀上。陳雲半夜開完會，回到賓館原來的住處，發現牀上的沙發墊子少了一個，就把服務員叫到身邊，平靜地問：“沙發墊子哪裡去了？”服務員只好報告說：“我看您的住處沒鋪的，先借用一下，以後再拿回來。”陳雲一聽就火了，嚴肅地說：“我下的命令，自己不執行，叫誰執行？”然後，擡起右手向上指了指自己已經白了的頭髮，語重心長地說道：“我20多年的黨齡了，怎麼能帶這樣的頭呢？今後不要這樣了，快拿回來吧。”服務員只好去把墊子從省政府拉回來，放回原處。這時，陳雲才露出了笑容，說：“行了，咱們走吧。”
陳雲去世後沒有留下什麼個人財產，只有不到2萬元的稿費。他臨終前的月工資是1336元，各項補貼約250元，每月上繳所得稅31.05元。按國家規定，他從5月起就不發工資和補貼了，但可以領到10個月工資的撫卹金，共計13360元。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積蓄。
陳雲不僅本人生活儉樸，對待生邊工作人員、家人和子女也都嚴格要求。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在給當年在青浦搞農民暴動時犧牲的一個烈士子女的信中，要他們“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麼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動”。“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絲毫不得有違法行爲。”1953年，他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因身體不好請求調離。臨別時，陳雲對他說：“現在，戰爭基本打完了，要搞經濟建設了。搞建設要有科學文化知識，讓你去領導一個單位，你沒有知識怎麼能行，光靠勇敢是不行的。我當店員時，抽空看看報紙學習知識，那時我沒有條件學習。你現在有這麼好的條件，就應該努力去學習。你想想你有什麼困難？”1983年春節，他在同部分革命烈士子女的談話中，又表示希望他們“應該像自己的父輩那樣，處處從黨的利益出發，爲了維護黨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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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對孩子的吃飯問題，也有特殊規定。他曾專門講過：一定要讓他們自己做。第一，是讓他們克服依賴思想；第二，這樣可以鍛鍊他們自己。他從不允許自己的家人搭乘國家配給他的汽車。他的夫人在中財委研究室工作，無論是颳風還是下雨，總是騎自行車上班，從未搭乘過陳雲的汽車。他的孩子也從未乘過他的車。
“文革”爆發後，陳雲一家都受到衝擊。他的夫人于若木獨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幹校，除了兩個子女留在北京外，其餘三個子女都被分配到了外地。到了1968年，留在家的陳偉華也被分配到了懷柔縣，當一名鄉村小學教師。陳雲在幫助女兒收拾行裝時，囑咐她要做好到長城以北邊遠山區學校工作的準備，要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鄉親們、同事們應打成一片，決不能搞特殊。
到懷柔後，陳偉華被安排到了位於長城腳下的辛營公社。那裡山清水秀，果木繁盛，比長城以北的公社條件好一些，但因爲陳偉華畢竟是第一次出遠門，人生地不熟，常常產生想家的念頭。有一天，不是休息日，在未向學校請假的情況下，她擅自回了一趟家。陳雲看到女兒突然回來，並沒有顯出高興的樣子，而且在知道她沒有請假後，嚴厲地批評了她，讓她立即回去。第二天一早，陳偉華滿懷不解和委屈，回到了學校。
時間長了，陳偉華逐漸適應了那裡的生活，加上鄉親們和同事們的關照，她的心情也就平靜了下來，越來越多地投身到教學之中，不久，就從小學調到了中學任教。由於學校離家太遠，她就每兩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陳雲總要把女兒叫到身邊，仔細詢問她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尤其關心農村的生產狀況和老鄉們的生活，當聽說鄉親們並未因爲“**”而放鬆農業生產時，他非常高興，連連說“好”。有一次，陳偉華跟陳雲說，鄉下人連手紙都用不起。陳雲聽了，十分認真地掰着手指頭，給女兒算細賬，說農民所以還用不起手紙，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水平還不高，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還有很大的差距，他叮囑說，在鄉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資都要省着花！以後，他知道陳偉華存下了一點錢，常常打趣地問：“你的存摺上有多少錢了？是個‘財主’了吧？”
隨着時間的推移，陳偉華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裡，也融入了學校的集體之中，對辛營產生了感情，愛她的學生，也愛那些純樸的鄉親。有一次，她從北京返回縣城，正趕上下大雪，長途汽車停駛了。爲了不耽誤上課，她踏着積雪，步行幾十裡趕回了學校。每次回到城裡，她都要東奔西跑，爲鄉親們代買東西。陳雲知道後，高興地和家裡人說：“南南（陳偉華小名）每次回來，還要爲鄉親買東西，她也成了一個懷柔人了！”
1978年恢復高考後，陳偉華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82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當時，教師的社會地位較低，師範學校的招生困難。陳雲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除了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提高教師的待遇，切實解決他們的住房等實際困難外，爲了給社會起帶頭作用，他便讓陳偉華重新“歸隊”，到北師大附中當了一名歷史教師。
和陳雲不僅各自在生活上對自己和家人嚴格要求，而且他們還相互關心。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加上陳雲本人的身體原來就不很好，工作又十分繁忙，因而從小時落下的流鼻血的毛病不但無法治好，還時有加重的趨勢。到1943年初，連正常的工作也無法進行，於是決定，讓陳雲搬到他的住處去療養。3月，陳雲搬進了居住的棗園，休息了1年時間，身體有了明顯的好轉。隨後，他被調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任副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他又被調到東北，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之中，身體時好時壞。用他本人的話說，就像一部木炭汽車，時走時停。解放後，他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負責全國的財經工作，異常繁忙，常常是白天處理部務和日常工作，晚上要連續到周總理和處開會，經常要到深更半夜，身體時有反覆。陳雲除了靠毅力頑強地堅持工作外，還儘可能地從事一些體育鍛煉，如散步，做體操，懸腕練字等。曾建議他每天用冷水擦身體。從1953到1979年，陳雲堅持用冷水擦身達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