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15日，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說：“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也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嚮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後來，又批評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隨後，中央於1953年3月10日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規定：
一、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二、爲了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應即撤銷，政務院各委的黨組織和直屬政務院的其他部門，直接接受中央領導。三、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於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應分別向中央直接請示報告。四、今後應將政府各部門工作有計劃地提請中央討論，以便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如應向中央請示報告的事項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則最後經手的政府負責人同志應負主要的責任。
決定還對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外交（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
其後，政務院根據中央的決定，又在5月15日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重新作了分工，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8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由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這顯然是對周恩來工作的批評和對他工作範圍的削弱。
黨的領導人之間由於觀察問題的角度和考慮問題的方法不同，在一些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進行爭論與批評，這本是正常現象，但高、饒卻從中得到了錯誤的信息，認爲對和周恩來不信任了，進而認爲這是一次在政治上拱倒和周恩來以獲取更高權力的最好機會。
此外，高崗之所以大肆攻擊、反對個人，還因爲在新中國建國前夕曾幾次對東北的工作提出過批評。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工會及農村工作問題上同高崗的分歧外，在城市工作特別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對高崗的過“左”做法也有不同意見並提出過批評。
1949年4、5月間，收到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鄒大鵬的一封信，反映東北局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存在着過“左”的傾向。經中央研究後，在5月31日爲中央起草了致東北局的電報，指出：對私人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那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
因此，高崗授意秘書代筆，撰寫《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文章，把在建國前後談論過的關於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觀點，關於農村互助合作問題的觀點，關於富農黨員如何處理問題的觀點，等等，都作爲所謂“黨內右傾思想”加以批判。他還多方蒐集有關文件資料，隨時讓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級幹部閱看，相機進行攻擊。他散佈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看不起東北的經驗，黨的“七大”把擡高了。他攻擊劃圈圈，指名道姓地說哪些人是這個圈圈中的人。他還胡說，某個領導人曾經講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圈圈，咱們搞個大圈圈。
1953年3月初，高崗向安子文說起，有意改組中央政治局和加強中央各部機構，並要安提供意見，以便在毛問起時有所準備。安聽後未經中央授權，就私自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的草案，給高崗看過，並和饒漱石談過。這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分兩組：一組包括、、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爲書記處成員）、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爲各中央局書記）；另一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高、饒明知這麼做是十分不妥的，卻不報告中央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幹部散佈。高崗更胡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總司令也沒有了。高崗的這種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1955年3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那張名單的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高崗還造謠說，不贊成陳正人擔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
高饒政治野心膨脹、聯手反黨，是在他們調到中央工作以後。1952年下半年，爲了加強中央對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經提議，決定從各大區抽調一些負責同志到中央工作。高崗、饒漱石、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等相繼被調到中央工作。其中，高崗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期，國家計委的地位舉足輕重，有“經濟內閣”之稱。後又分管8個工業部，權勢顯赫。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高崗本人也開始飛揚跋扈，除以外，他已目中無人。比如：有事要商量時，身爲政治局委員的他，卻讓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相當於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他那裡，同其他與會者一道，坐候他出來主持。一次，周恩來關照高崗：國家計委作出的重大決策，要上的重大項目，須先報經中央認可後才能下達執行。高聽後很不滿意，反過來連問兩次：“哪個中央？哪個中央？”同樣，進入建設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和人事，相應地要有較大幅度的調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組織部的作用和地位也顯得非常重要，它的部長被戲稱爲“吏部尚書”。
高饒的陰謀活動，分3個階段：1953年夏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南下游說；9、10月間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到12月。
爲了克服“新稅制”帶來的混亂，1953年6~8月間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但高崗利用各地區一些同志對新稅制的不滿和中央對財經工作的缺點錯誤有所批評的機會，在饒漱石配合下，“指桑罵槐”，氣焰極爲囂張。一方面，在小組會上和私下談話中，他多次“鼓動”別人向薄一波等“放炮”，給會議的氣氛加溫，硬把有爭議的問題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進行批判，攻擊薄一波“品質不良”、“投機取巧”、“打擊別人，擡高自己”。另一方面，他把同會議內容無關的過去所講過的一些話，如1947年土改時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視察時講的一些觀點，1950年有關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談話，1951年對山西省委“關於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所做的批語等等，統統當作薄一波的觀點加以批判，搞“明批薄、暗攻劉”。他還在會內會外散佈有所謂“圈圈”，周恩來有所謂“攤攤”，製造混亂。正如他在後來被迫所寫的《我的反省》中說的那樣：我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他還對人說過：“我在財經會議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在會外，他則頻繁舉行家庭宴會和不斷找人談話，作交易，搞同盟。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後來揭發說：財經會議剛剛開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後，高崗就把他請到家裡吃飯。在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並要他放頭炮。
高崗還造謠說，已不被所重視，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來搞政治局。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來擔任。他還要陳雲去向轉達他的意見，遭到陳雲的拒絕。
這次會議原定於7月結束，但由於高崗等的胡攪蠻纏，使原定的議程受到嚴重干擾，原定的方針無法貫徹，因而一直開到8月初還無法收場。
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周恩來無法爲會議做結論，就提議去搬陳雲和鄧小平作救兵。於是，周恩來讓時任中央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請正在那裡休息的鄧小平和陳雲火速回來參加會議。8月6日，陳雲在財經會議上中心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指出：“新稅制的錯誤，其結果是很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以爲在工作中，個別不同的意見是不會沒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說沒有一點不同的意見，當然不行；這些意見，也不能說他的都是錯誤的，我的都是對的，也不能說他的都是對的，我的都是錯誤的。總的說起來，我在今天這樣的會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這樣，周恩來纔在8月11日做了結論，宣佈會議結束。
財經會議後，高崗以休假爲名，到華東、中南地區繼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胡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做結論。他還把黨的幹部分爲兩部分，說代表紅區，代表白區；進而鼓吹什麼我們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而他自己就是這個主體的代表人物；散佈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裡，應該徹底改組，由他來掌握。企圖藉此煽動紅區幹部和軍隊幹部跟他一道，拱倒、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1953年秋後，高崗竟去鄧小平、陳雲那裡“煽風點火”。在鄧面前，他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鄧小平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着牆上掛的幾張中央書記像說，就在這中間嘛！並向高指出：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輕易更動。10月間，高又去找陳雲，說要向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於是，鄧小平和陳雲感到事態嚴重，及時地報告了。有意親自測試一下，便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臨時代爲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主動提出，這一次不要代理了，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好了。書記處其他成員都贊成的提議，不贊成輪流。高崗當面不講，背後卻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一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暴露出了他急於爭權的真正面目。正如他後來在《我的反省》中說的那樣：我就是“企圖把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爲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
對此，鄧小平曾回憶說：“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揭露高崗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的支持，纔敢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崗積極爭權的同時，饒漱石也不甘寂寞，積極配合高崗的活動，在組織部內開展了對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的無原則批判。1953年春，中組部派人到山東考察“新三反”運動和農村整黨情況，受到當地黨組織的阻撓。安子文聽到彙報後，隨即向周恩來和做了反映。饒漱石小題大做，向安子文發起突然襲擊，指責安子文“膽大妄爲”，毫無根據地給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覺不靈”，“支持條條、反對塊塊”等帽子。這樣一鬧，就把組織部的日常工作給打亂了。後來，批評饒漱石時說：“你不要認爲你做過大區第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爲什麼鬥爭一個‘吏部尚書’不給中央打招呼？！”
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積極夥同高崗一道鬥爭薄一波，指責安子文有幾天未到會是“消極抵制”，一再逼迫安子文在會上發言，說什麼“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不顧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領導核心小組會議上把所謂“圈圈”問題和“名單”問題抖落出來，“火上澆油”。並表示：財經會議上鬥了薄一波，會後還要鬥“圈圈”中的安子文。隨後，他即在組織部內展開對安子文的無原則的鬥爭，指責安子文起草的組織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說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很嚴重，要“震動”一下。得知情況後，找饒談話，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謹慎從事，不要再在組織部內繼續爭吵。但饒根本聽不進去，繼續攻擊安子文。
1953年9、10月間，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可是，饒漱石卻在會上興風作浪，扭偏會議的方向。在討論安子文的工作報告時，他和一些人故意誇大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大批安子文。由於多數與會者沒有跟他一起起鬨，他不甘心。在中央書記處彙報會上，他發牢騷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讓鄧小平問饒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去請來。饒自覺心虛，只點了一個陳賡。他聽說陳抗日戰爭時期帶部隊在太行山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面對薄一波有所不滿，且陳講話口沒遮攔，以爲陳到會能放上一炮，但結果並未能如他所願。
中央覺察到了會議方向被搞偏了，決定大會暫停，轉入開領導小組會議，先解決中央組織部的內部問題。在連續幾天的領導小組會上，饒漱石根本不承認安子文和中組部其他幾位同志對他的批評，反而氣勢洶洶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污衊安子文“霸着組織部”，使他“插不進來”，而部裡一些人同安串通一氣，抗拒他的領導。對於這些不實之詞，在主持小組會的過程中，對饒進行了嚴肅批評。但饒不僅不接受，反而在中央彙報會上蠻橫地責怪在處理他與安子文的關係上“感情用事，把問題擴大了”，甚至威脅說：“如果少奇同志發言不謹慎，這個領導小組會要出問題。”於是，中央決定，劉、饒、安三個人的發言都交中央審查。
在最後一次領導小組會上，代表中央指出：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執行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他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他說：對於雙方的爭論，“我也是有責任的。我沒有在事先對雙方做充分的工作，沒有對雙方充分交代清楚，使雙方有充分的相互瞭解，我對雙方的幫助都不夠，這是我應檢討的。”
鄧小平在會上也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與會者本着“一看二幫”的精神，在發言中給饒漱石以“體面退卻”的臺階。但饒在發言時，仍然堅持自己“原則正確，方法錯誤”，不肯認錯，並繼續在面前數落、安子文和中組部其他負責人的所謂“錯誤”，還照舊到高崗那裡去議長論短，發泄怨氣。
饒漱石這些活動的實際矛頭是衝着而來的，其目的是配合高崗爭奪更大權力。一次，不知出於什麼心理，饒一反常態對安子文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牴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後來，他在檢討中又說，在中組部鬥爭安子文，目的是反對，以取得高崗的信任，進行政治投機。
面對高饒的責難和攻擊，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他顧全大局，光明磊落。曾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徵求意見，並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爲了挽救高崗，曾建議高崗直接找當面把意見談清，並對高崗說：少奇同志是個很老實的同志，他會有自我批評的，你跟他可以說得通的。高崗不僅不去找談心，反而對別人造謠說，不肯進行自我批評。
高饒的反黨活動，引起了的重視。1953年12月19日，委託陳雲沿着高崗的出行路線，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跑了一大圈，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分裂黨的問題。並特地向時在杭州休養的打招呼：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1971年，陳雲在回顧這次特殊經歷時說：要我去杭州說服不要上高崗的當，表示同意，但又說黨的副主席除外不要再提別人了。在聽取陳雲彙報時，當即反問：“難道不要恩來？”
月底，在一次與羅瑞卿的談話時，又說：睡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睡在牀上，一種是睡在鼓裡，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饒的問題，我還矇在鼓裡哩！並提醒羅瑞卿要注意高崗的動向。
在掌握了高饒陰謀篡權的充分證據後，決定採取措施，粉碎這一陰謀活動。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揭露高饒的問題。在會上指出：高崗等人在“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颳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1954年1月3日，在會見蘇聯客人時說：我們黨內，或許國內，要出點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又說：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說到這裡，毛用手指了指出生於陝西韓城的翻譯師哲），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麼樣？還要等等看。
隨後，建議中央通過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這一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提交七屆四中全會討論。同時，中央向高崗指出他的錯誤的嚴重性，要他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壞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錯上加錯，自絕於黨。
爲準備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於1954年1月7日致信並中央書記處全體同志，對全會召開的具體時間、主要議程、報告內容等都作了部署。他指出：在會上“應儘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在致個人的信中，要求：“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着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個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爲錯誤。”
的警告和七屆四中全會的即將召開，使高饒慌了手腳。他們採取以退爲進的策略，企圖矇混過關。高崗曾致信，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準備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作檢討，並提出想和麪談。毛沒有同意，只是在給的信中再次強調：“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應表歡迎，但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按照的指示，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教育和挽救。2月3日，又同朱德、陳雲、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隨後，在的建議下，1954年2月6至10日，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因在外地休假沒有出席，代表中央在會上作主題報告。他指出：“我們從來反對任何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爲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曾經特別告誡全黨幹部在革命勝利以後嚴防驕傲，因爲驕傲就可以引導到個人主義的發展，就可以引導到黨的團結的損害和破壞，就可以引導到黨的事業的嚴重損失。我們應當時時刻刻都記得，我們的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兇惡的敵人還包圍着我們，等待着利用我們的不謹慎不和睦來損害我們，而只要有可能，他們就要來消滅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團結就是黨的生命，對於黨的團結的任何損害，就是對於敵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黨內出現了個人主義的驕傲的人們，只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認爲自己有絕對的責任，哪怕只是發現了這種狀況的萌芽，就必須敲警鐘，動員全黨來克服這種危險，並要求犯有這種錯誤的同志迅速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如果等閒視之，任其蔓延滋長，就是對黨和人民的犯罪。”又說：“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同志的團結，是全黨團結的關鍵。在增強黨的團結的事業上，這些負責同志擔負着主要的責任，因此，他們應當以身作則，增強相互間的團結，並且在黨的所有組織和全體黨員中進行積極的工作，爲增強全黨的團結而鬥爭。”
全會最後一天，作了自我批評。他檢討了自己在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並對建國初期負責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幹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在天津講過的一些話也作了檢討和說明。
陳雲在講話中首先分析了在執政的條件下黨員有可能蛻化變質的原因。他說：第一，“我們黨是處在有階級的社會裡頭，現在階級沒有消滅，就是階級消滅以後，階級意識還要長期存在。這種社會情況、階級意識還會反映到黨內來。”第二，“我們黨內的情況是，在不少的高級幹部中間，個人主義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氣候適宜，只要條件具備，小個人主義可以變爲大個人主義”。第三，革命勝利了，環境有了變化，有了腐化變質的有利條件。他說：革命勝利了的國家，更容易出野心人物。“現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溝裡打游擊的時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爲革命來的，還是爲做官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也容易。起初是幹革命來的，以後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後來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來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勝利了的國家裡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後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
其次，陳雲提出了防止出野心家的有效辦法。針對有人認爲第一，我們黨已有30多年的歷史，革命已經勝利，幹部都經過鍛鍊，都希望我們黨裡不出野心人物。第二，只要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就可以不出現野心人物。第三，把希望寄託在“萬歲”上，認爲有在，大概可以不出野心人物等等說法，陳雲指出：“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決不能說沒有。說沒有，就要犯錯誤。寧可說，可能出現。”至於說亂子是否會鬧到分裂黨、分裂軍隊的程度，那要由當時的具體條件來決定。“我們不要高枕無憂，認爲黨內不會出怪事。”他說：“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這是很好的”，但“只靠馬列主義的教育，還不能保證我們黨內不出野心人物”。他還強調說：“至於說有在，我們黨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當然是偉大的領袖，是我們黨團結的核心。”但單有這一條，還靠不住。“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頭以後，因爲在，容易解決，解決得快一些，但並不能保證不出。‘萬歲’這是一個政治口號，但是在生理上是不能萬歲的。我在這裡，在四中全會上，說生命不能萬歲，這似乎不太好，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上是不能萬歲的。”
那麼，我們究竟靠什麼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不出野心人物呢？陳雲指出：“我看可靠的、永久的辦法，可傳到我們子孫後代的，就是提高高級領導人的革命覺悟和革命嗅覺。”其中的關鍵是在高級領導人身上，也就是省（市）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及軍隊中的負責幹部。此外，還要“加上一條，我們要嚴守黨的制度和黨規黨法，發揚黨的優良作風，那黨就有保證了。靠別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們自己”。他還指出：“在勝利的環境中高級幹部不要頭腦發昏。”不能驕傲，不能揹包袱，自以爲一貫正確。而應當小心謹慎。“昏頭昏腦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補者”。
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也作了發言，對破壞黨的團結的行爲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高饒被迫在會上作了檢討，但並不誠實和深刻。會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2月中旬，分別舉行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蔘加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批判高饒的陰謀反黨活動。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了總結髮言，鄧小平、陳毅、譚震林根據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上述發言和報告均經中央政治局審查和批准。座談會期間，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高崗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未遂）拒絕黨對他的挽救，並終在8月再一次自殺身死。饒漱石雖然在座談會上作了檢討，但對自己所進行的陰謀活動仍未採取徹底承認的態度，而是避重就輕，進行抵賴。1955年3月，中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鄧小平所做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至此，高饒反黨活動被徹底粉碎。
事件處理時，用他特有的政治敏銳嗅覺，在1954年3月14日與陳毅的談話中，意味深長地說道：“伸手豈止高饒。”並說，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的嫌疑。
在揭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陳雲也做了一個重要發言。他把高崗在陰謀活動期間準備和他做“幕後交易”時的一些談話內容向與會者作了揭發，並指出：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