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文化，陳雲和一樣都主張採取“古爲今用”的方針，
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爲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又說：“如果你們試圖從這裡得出結論說，不掌握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爲者，那你們就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爲不必領會本身藉以產生的全部知識，只要領會的口號，領會科學的結論就足夠了，那是錯誤的。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
和列寧的觀點基本一致。他提出了“古爲今用，洋爲中用”、“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方針。他多次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遺產。”“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十分喜愛並大量閱讀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典籍。他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在黨內是無人能及的。他曾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在閱讀這些文化典籍的過程中，不僅獲得了很高的文學素養，而且從中吸取了很多臧否人物、認識社會、分析問題，乃至治國安邦的成功經驗和豐富教訓。比如他對《紅樓夢》的評價就堪稱“紅學”一家言。
在文藝的發展方針上，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要爲工農兵服務、爲人民大衆服務的方針。他說：文藝要爲工農兵服務、爲人民大衆服務，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實際、深入生活。陳雲對此十分贊同，1959年11月，他在浙江杭州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通過發動藝人搞創新和整舊工作，可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導。”“通過創新和整舊，可以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滿足廣大聽衆的需要；二是促進藝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書目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他強調：“這一藝術形式要發展，必須更深入工農羣衆。評彈藝術如能爲廣大工農羣衆所掌握，他們可以用這種形式來教育自己，也可以參加創作，豐富評彈的演出書目。”
主張對傳統的文藝形式，要堅持“推陳出新”的方針，特別是要着重內容的更新。他曾說過，我們先從內容着手，形式目前不忙改。等到將來奪取大城市後，再對舊戲進行大的改造。就個人的興趣愛好而言，似乎對經過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較爲成熟的藝術形式更爲欣賞。以詩歌爲例，本人一向對新詩不敢恭維，他曾說過，我反正不看新詩，除非給我100大洋。他本人的詩作，除了少數幾首名氣不大的新體詩外，寫得好的幾乎都是舊體詩詞作品。並且一直不贊成發表自己的詩詞作品，怕因此“謬種流傳，貽誤青年”。但是，卻歷來主張，詩歌創作應“以新體詩爲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1958年，在“大躍進”的火熱歲月裡，他在成都會議上，要求各地效法孔子編《詩經》的做法，廣泛收集民間歌謠。他說，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責，回去蒐集一點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幾張紙，寫寫民歌。這個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民歌。在4月武漢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又說，各省搞民歌，發動學生們寫，軍隊從士兵中間蒐集。經過的倡導，全國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蒐集民歌運動。最後經專業工作者加工編輯成《紅旗歌謠》，共收了300首民歌。儘管對這次嘗試並不滿意，但他想通過倡導新民歌的這一新的藝術形式，以儘快普及和提高廣大人民的文化藝術水平的目的還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還十分喜歡聽（看）京劇。無論是在戎馬倥傯的戰爭歲月，還是在激情彭湃的建設時期，緊張工作之餘，只要有可能，他總會抽空聽聽京劇或觀看京劇的演出，高興時還會哼上那麼一兩嗓子。《打漁殺家》、《白蛇傳》等是他常看（聽）不厭的曲目。
歷來認爲，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在起着滿足人民羣衆娛樂需要的同時，也同時承擔着教育人民的責任。因此，藝術作品歌頌什麼、反對什麼，以什麼內容爲主要題材，就決不是小事情。在新的藝術形式一時還難以爲大多數羣衆所接受的時候，就要考慮到通過利用傳統的藝術形式，增加新的時代內容等方式，這樣做就可以一方面滿足人民羣衆的娛樂需求，一方面提高人民羣衆的思想覺悟。1937年8月，在同丁玲談話時說：“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對抗戰有利。”考慮到普通羣衆的接受程度和欣賞習慣，主張，要在舊戲中加上抗敵或民族英雄的故事，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延安時期，當看了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後，當即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因爲該劇將他在青少年時代就認識到的被歷代統治者和文人墨客有意無意給弄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他寫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有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此後，延安平劇院按照的指示，以《矛盾論》中對《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故事的分析，創作了《三大祝家莊》劇本。在具體寫作中，又明確指出，劇本要寫好這樣三條：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羣衆力量。該劇上演後，當即寫信慶賀：“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
但是，對一個相對穩定、成熟的劇種的改革，並不可能很快就能收到立杆見影的效果。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工人代表大會召開了一個慶祝晚會。會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圖》、《二進宮》、《五典坡》等傳統戲劇曲目，當地老百姓扶老攜幼，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將整個劇場包圍得水泄不通。在文化娛樂活動非常少的情況下，出現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但見到此情此景後，還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認爲，儘管晚會上演出的劇目，內容太陳舊，但是由於老百姓喜歡秦腔這種藝術形式，所以我們還是應當去搞。同時要利用另一種很受勞動人民喜愛的傳統藝術形式——秧歌。後來，他又明確指出：“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秧歌隊總數中佔90%的舊秧歌隊。”在的提倡下，到1943年春節期間便出現了大規模的、爲陝北人民喜聞樂見的“秧歌運動”。首先是魯藝的秧歌隊扭遍整個延安城，並演出街頭秧歌劇《兄妹開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歡迎。此後，秧歌運動在延安普遍展開，由魯藝而各劇團、各機關學校；又由延安而陝甘寧邊區，由陝甘寧邊區而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戲劇改革有了良好的政治條件。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了《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戲曲改革工作應以主要力量審定流行最廣的舊有劇目，對其中的不良內容進行必要的、適當的修改。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視戲曲改革》，提出了改革傳統戲曲劇目的基本原則：“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應該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予以估價，既不能強使古人有今人的思想，做今人的事；更不應將歷史事蹟與今天人民的革命鬥爭作不適當的比擬。如果這樣，就是違反歷史的，不正確的。”但是應該說，對傳統曲目的改編總的來說不很成功。這裡至少涉及到這樣兩個難以處理好的關鍵性問題：如何用舊有的戲曲形式表現新的火熱的現實生活？如何改編原有的戲劇內容以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
隨着“左”傾錯誤的不斷髮展，對文藝界的狀況越來越不滿。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去的戲總是老一套，帝王將相、小姐丫環，保鏢的是黃天霸，搞這一套不行。又說，推陳出新，出什麼？要出社會主義。要提倡搞新形式，舊形式也要搞新內容。但是，隨着文藝領域大批判運動的不斷升級，特別是隨後不久“**”全局性錯誤的發生，戲劇改革最終走入了死衚衕。
因受小時候常聽評彈的影響，陳雲直到晚年仍始終喜歡評彈這一具有濃郁江南地方特色的藝術形式。據身邊警衛員回憶，陳雲是在聽評彈中安靜離開人世的。于若木後來曾專門給評彈演員寫信，對他們表示感謝，說是評彈的聲音送走了陳雲同志。可見他對評彈的喜愛有多深。
陳雲贊成的主張，認爲評彈藝術要發展就必須不斷地推陳出新。他經常講：新作品只要有三分好就要鼓掌、表揚以給予肯定。1977年6月，他曾就說新書問題對出席文化部主持召開的評彈座談會部分代表說：“評彈究竟來自人民羣衆，還是來自士大夫……？我看，評彈主要來自人民羣衆。”“新書粗糙一點不要緊……對新的東西要鼓掌。”要說好新書，對有些背景材料，應該知道。同時，說新書的藝人要讀書讀報，要了解國家大事和世界形勢，這樣，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這和提高業務也有關係。評彈藝人要學習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要學習一點馬列着作。
由於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如果說所主張的藝術改革更多的是側重於它的政治功能的話，他始終着眼於強調“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那麼可以說，陳雲關於評彈的改革更多地則是側重於藝術本身。他反對以現代人的要求來要求古人，認爲“狹隘地運用階級觀點，就要脫離羣衆”。又說：“古代人說現代人的話，是不合適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寧裝”。
陳雲認爲，對評彈藝術的改革，必須遵循藝術發展本身的規律，不要盲目改革，搞瞎指揮。1977年6月15~17日，由陳雲倡議並徵得文化部同意，主持召開了評彈工作座談會，會前，陳雲寫了《對當前評彈工作的幾點意見》，指出：（一）評彈工作者要團結起來，深入揭批“四人幫”所散佈的流毒和影響。（二）評彈應不斷改革、發展，但評彈的特點不能丟。（三）目前應該積極努力，說好反映現代題材的新書，這是時代的需要。評彈藝人是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貢獻力量。（四）繁榮創作，積累書目。現在書目太少，要重新審查解放以來創作（包括改編）的新書目。凡審改後適宜於當前演唱的都讓它們上演。評彈的噱頭還是要，但不能太多就是了。（五）書場要搞城鎮書場加農村書場。我國人民大多數是農村人口，評彈應該增加到農村說書的比重。在農村和城鎮演出的比重，開始可一九開、二八開、三七開，逐步增加。去農村說書要作爲一個方向，這是真正爲人民服務。（六）琵琶最好不用鋼絲絃。“**”中，評彈演唱各種曲調多以高和響來顯示“革命激情”，評彈的伴奏樂器往往也不顧嗓音條件，都換上了鋼絲絃。他指出，不用鋼絲絃，有利於保護藝人的嗓子，延長藝術生命。
當然，陳雲也始終認爲，文藝作爲“意識形態的東西，要爲經濟基礎服務，要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因此，說書藝人要有教育人的“責任心”。他還說過：“羣衆喜歡聽的書，不一定是好的。”“衡量書目的好壞，要從能否教育人民、對大多數人是否有好處來考慮。”
在閱讀和欣賞古代的詩詞作品時，不僅常常跟現實聯繫起來，而且對聽到或看到的一些不以爲然的說法常常詳加考證，力求得出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1958年，他在一次會議上聽到舉唐代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一詩，用以說明在古代官員離家當官是不帶家屬的。聽後覺得不妥，給寫了一封好幾百字的長信進行了詳細考證。信中說，賀知章從長安辭去官職回到會稽（紹興）時，年紀已經86歲，妻子可能早就死了。他的兒子被任命爲會稽司馬，也可能六七十了。“兒童相見不相識”，此兒童我認爲不是他自己的兒女，而是他的孫女或曾孫兒女，或第四代兒女，也當有別人家的小孩子。賀知章在長安做了數十年太子賓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薦李白於明皇，可見彼此愜洽。在長安幾十年，不會沒有家眷。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變成獨處，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棄家眷。但一個90多歲像齊白石這樣高年的老人，沒有親屬共處，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詩人，又是書家（他的草書《孝經》，至今猶存）。他是一個胸襟灑脫的人，不是一個清教徒式的人。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爲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後，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信末又說，復尋其他史書，亦無不帶家眷之記載。近年文學選本注家，有說“兒童”是賀之兒女者，純是臆測，毫無確據。
同樣，陳雲在欣賞評彈藝術時，也經常會對他認爲有疑問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併力爭弄清事實真相。1960年4月，陳雲給時任上海人民評彈團團長吳宗錫和蘇州評彈團副團長顏仁翰寫信，說他在聽老藝人楊斌奎說《描金鳳》時，其中有從蘇州坐船到朱仙鎮的說法，他對明代是否有這樣一條水路表示懷疑。解放後，陳雲一直負責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搞“穿衣吃飯的”，對交通運輸的歷史和現狀自然很關心，所以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很正常的。但陳雲本人並不是歷史學家，要對這一問題給出符合歷史事實的科學答案，是很困難的。爲此，他在回北京後，請中國歷史研究所的專家進行了考證。歷史所的專家經過考證，認爲從隋朝時開始，從蘇州到開封、洛陽的水路就開通了，明朝時仍然暢通。陳雲還將歷史所專家的結論複製了幾份寄給有關藝人和領導供參考，但他對從開封能否坐船到襄陽、從南陽又能否坐船到洛陽，仍表示懷疑，並請有關專家繼續予以考證。不久，他又給吳宗錫寫信，將《簡明中國通史》一冊、自己用過的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和一部《辭源》送給上海市人民評彈團，目的是“想引起朋友們對於歷史和地理進行考察覈對的興趣”。
同年6月，陳雲在另一封信中，指出中篇彈詞《青春之歌》中有兩處與史實不符：一是幣值，抗戰前“一塊錢只能買兩個大餅”的說法是錯的；二是對“三一八”紀念會歷史事實的說明也不合史實。他從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中抄了一段話給有關演員，並建議“凡說革命歷史的新書，不可不參考一下《中國革命史講義》”。兩年後，他又在一封信中詳細列舉了彈詞《青春之歌》中的兩點歷史事實錯誤：“（一）第二回、第三回中，都提到楊莊小學校長想把林道靜獻給縣長的目的，是爲了使縣長幫助自己當警察廳長。廳長是省政府一級的官職，縣一級只能是警察局長。一個小學校長，由縣長幫忙生任省的警察廳長，情理上很難說通，恐怕改爲警察局長的好。（二）第四回中，林道靜因宣傳抗日被辭退楊莊小學教員職務時，演員說蔣介石打電報給施肇基，向‘國會’提出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的問題。事實不是向‘國會’提出，而是向‘國際聯盟’提出。那時的‘國際聯盟’，與現在的聯合國差不多。‘國際聯盟’的歷史和組織，在近代史書上找得到。”
人才培養是使傳統藝術形式得以傳承和發揚光大的重要條件。即使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不正常氣氛下，仍然提出，京劇（本來的）風格、唱腔，要保留70%，京劇要像京劇，老同志要帶好新同志。
陳雲也提出一定要重視評彈藝術人才的培養。他提出評彈藝術如要健康發展，就必須解決好“出人、出書、走正道”的問題。出人，就是熱心、積極培養年輕的創作人員和演員，使他們儘快跟上甚至超過老年人。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幾個，能先出三五個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過去，藝人大都是千方百計鑽研藝術的。藝術必須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鑽，勤奮出人才，同時還要有競爭。在培養青年方面，不要青年就評彈，而要讓評彈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頓於遷就，要逐步提高他們。在就青年中去鍛鍊，出人才，出藝術。出書就是一邊整理傳統書目，一邊編寫反映新時代、新社會、新事物的書目，特別要多寫多編新書。走正路，就是要在書目和表演上，既講娛樂性，又講思想性，不搞低級趣味和歪門邪道。他認爲，走正路才能保存和發展評彈藝術。
此外，陳雲對揚州評話、北方的京韻大鼓和評書藝術等傳統藝術形式，也都給予過熱情的支持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