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方針上，和陳雲都主張按照“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合理地處理好農輕重三者之間的關係；都十分重視農業的基礎性戰略地位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裡搞建設，必須首先解決吃飯問題。這是因爲吃、喝、住、穿是人類生存發展所面臨的最爲基本的問題。恩格斯曾經指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也明確指出：“經濟的真正基礎是糧食。”在發展經濟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關係上，和陳雲都主張首先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然後再安排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吃飯第一，建設第二”。
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明確指出：“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正式投身革命工作後，就一直注意解決廣大人民羣衆的民生問題。1939年6月，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指出：“吃飯是第一個問題”。1959年4月，在一封黨內通信中指出：“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要解決吃飯問題，就必須高度重視農業生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提出要重視農業生產。1934年1月，他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發展農業生產，是關心羣衆生活，解決羣衆實際困難的基本前提。他說：“解決羣衆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羣衆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中央於1939年2月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在會上提出了“自己動手”的號召。此後，他又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他說：“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爲了解決衣食問題，提出在工、農、商各項事業中，必須實行“以農業爲第一”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後，更加重視農業生產，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主要有：要以農輕重爲序發展國民經濟的觀點；農業要堅持“以糧爲綱，全面發展”的觀點；概括提出了農業生產的“八字憲法”；重視發展農業科學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不斷調整農業生產關係，促進農業生產；制定《農業發展綱要》，對發展農業進行長遠規劃，等等。
關於要以農輕重爲序發展國民經濟，要始終注意農業的基礎戰略地位問題。還在解放初，就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圍繞着農業生產而且要爲它服務。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證爲輕工業提供原料，爲發展重工業積累資金，更重要的是保證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他指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首先，農業關係到5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5億人口就穩定了。第二，農業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爲農業服務。第五，農產品還是重要的出口物資。第六，農業還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爲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因此，說：“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又說，我國有5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
在“計劃就是法律”（斯大林語）的條件下，發展農業生產就不僅僅只涉及到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農作物品種的改良、農田水利等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等方面問題，在經濟發展政策上，還涉及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在某種程度上，經濟政策更起着關鍵性的作用。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在講到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時，指出：這裡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得基礎更加穩固。在這篇講話中，還以蘇聯的教訓爲例，說明了發展農業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道理！他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指出，合作社同農民的關係也要處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爲農民服務的。生產費不必說，管理費也是必要的，公積金是爲了擴大再生產，公益金是爲了農民的福利。但是，這幾項各佔多少，應當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生產費管理費都要力求節約。公積金公益金也要有個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他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90%以上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10%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還以歷史上的教訓爲例，說道：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1954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35億公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几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我們發現了缺點，1955年就少購了35億公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裡多了100億公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永遠記住。
批評了一些人關於解放以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的說法，指出：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爲例，到1956年已達到1800多億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將近725億公斤。國家徵收的農業稅並不算重，每年只有150億公斤。每年以正常價格從農民那裡購糧也只有250多億公斤。兩項共四百幾十億公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佔了一半以上。因此，不能說農民的生活沒有改善。還指出，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徵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有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爲餘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
在重視糧食生產方面，提出了農業要“以糧爲綱，全面發展”的口號。他指出：手裡有糧，心中不慌。“大躍進”運動失敗後，他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客觀形勢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性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1959年4月，他專門就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問題寫了一封很長的黨內通信。關於包產問題，他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關於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這是不對的。密植問題，一定要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關於糧食問題，針對當時糧食形勢十分緊張的嚴峻現實，指出，一定要抓緊節約糧食，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幹，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備一點，逐年增加。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關於播種面積，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關於機械化問題，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蒐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有實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逐年增加化肥生產，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歷來強調，發展農業生產一定要走多種經營、綜合發展的道路。1959年10月，他在給吳冷西的信中說：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後，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爲兒子了。又說，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是人類的糧食。
提出的發展農業生產的“八字憲法”，至今仍有其科學意義。1958年，他根據我國農民羣衆的生產經驗和農業科研成果總結出了農作物的八項增產措施，即土、肥、水、種（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八個方面，稱爲“八字憲法”。
認爲，土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有土斯有糧”，包括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等。肥料是農作物的糧食。植物有機質和礦物營養能供給作物生長髮育必需的養分，還能調節和改良土壤的理化性狀。農業生產是一個能量和物質轉化與循環的過程。增施有機肥和化肥，廣開肥源和配方施肥是實現高產穩產的重要措施。認爲，一味重視施用化肥，對土壤會產生破壞作用，因此他主張施肥應以農家自然肥爲主。1959年2月，他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人患浮腫病，就是沒有肉和青菜。莊稼不吃肥料，也會患浮腫病。所以要大搞化肥、菌肥、漚肥、綠肥、薰肥、人糞尿、牲口糞尿。
水，就是發展水利和合理用水。曾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國的水資源相對緊張，人均佔有年徑流量只有世界平均量的1/4。因此，合理利用水資源就顯得非常重要。他非常關切黃河、海河、淮河、長江的治理。
種，就是推廣良種。良種是有生命的生產資料。早就指出，有了優良品種，即使不增加勞動力、肥料，也可獲得較多的收成。種子工作是農業生產最根本性的基本建設，是農作物傳宗接代、擴大再生產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充分利用繁育推廣體系和加強良種推廣工作是任何時候都不可疏忽的。
密，是指合理密植。指出：“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變成碳水化合物，經過光合作用製造植物需要的東西。”合理密植是要求在作物栽培上進行合理佈局的一種措施，有利於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作物本身體內有機物質的積累，從而達到生產總量的增加。
保，是指植物保護和防治病蟲害。目的是保護農作物不受病原生物、害蟲、鳥獸和雜草的危害。這就要在農作物的生長過程中，根據病、蟲、鳥獸和雜草的生物學特性、發生規律和環境因素的作用等，採取預防爲主、綜合防治的方法，同災害作鬥爭。實行植物檢疫，控制危險性病、蟲、雜草的傳播和蔓延，並對局部發生的植物檢疫對象，儘快地加以控制和消滅，以保障農業生產的安全。
管，就是田間管理。它是促進土地肥力較好地發揮作用，確保農業生產獲得最大經濟效益所需的重要措施。田間管理最能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先進科學的運用。主要內容有作物佈局、種植制度、土壤耕作、施肥制度、灌溉制度以及防除雜草等。田間管理就是綜合運用各種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給作物生育創造儘可能優越的條件。他曾指出：“麥子要追肥、追水、多鋤。多鋤就是暫時割斷毛細血管，減少水分的蒸發。”
工，就是工具改革。指出：“通過農具改革運動逐步過渡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農機的不斷改革與土壤改造和耕地質量緊密相關。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因地制宜地把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結合起來，加強農機的製造和管理，改革工具，充分發揮農機的作用。每個人民公社都要設立農具研究所，要有收集、研究、設計、試製農具的學校。
陳雲也始終十分注意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陳雲就提出：“在開支項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錢應多髮油鹽，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見就少，否則一天三頓飯，頓頓有意見。其次是治病，辦公，文化娛樂。”基於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他認爲：“從目前邊區的實際情況看，財政支付要注意以下幾條：（一）保證糧食不缺，伙食費不缺。（二）被服布必須節省，要重冬輕夏，收舊省新。收了舊單衣可以做鞋底，做棉衣裡子，估計僅這一項全年可以節省6萬萬元。（三）停止建築和裝潢，保證辦公和文化娛樂。（四）協助公私生產，但要注意防止浪費，投資不超過原資本的1/3。（五）平常要保證經費開支，特殊情況下必須首先保證衣食。（六）要長期打算。被服應幾年連起來考慮，糧食應計算到明年、後年的供給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陳雲一直負責經濟工作，對發展農業生產以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性，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建國後不久，他就明確指出：“發展農業仍然是頭等大事。農業發展不起來，工業就很難發展”。1951年5月，陳雲在一次講話中又指出：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農業不發展，工業就難以發展。他反覆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農業的基礎，發展農業生產關鍵是解決糧食。“有糧則穩，無糧則亂”。
要很好地解決人民羣衆的生活問題，除了要優先發展跟人民羣衆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生產事業外，還必須做好流通領域的工作也就是商業工作。他指出：“商業工作天天同人民羣衆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鹽、柴、米。不要看不起這些，這是人民的大事。我們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羣衆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長江大橋是大，建設很有必要，但商業關乎6萬萬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說是小事情，不重要。”
1956年，陳雲就說過：“搞建設，增加就業，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會購買力就要提高，商品供應就會緊張。”1957年9月，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又指出：人民政府“爲了老百姓的吃飯穿衣，搞化肥，搞化學纖維，治澇，擴大灌溉面積，都要花很多錢，這是必要的。我們必須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要從有吃有穿出發……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必然還要回頭補課”。這是因爲“老百姓要吃飯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經濟不擺在有吃有穿的基礎上，我看建設是不穩固的”。事實正是這樣，由於“大躍進”運動打破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格局，重工業單兵獨進，嚴重地擠佔了農業和輕工業的正常比例，極大地衝擊了人民羣衆的日常生活，導致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出現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於是不得不從60年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式的大調整，實際上也就是回過頭來補農業的課。
陳雲特別關心城市的蔬菜和副食品的供應問題，指出“保證蔬菜供應，穩定蔬菜價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購買力愈低的人，對這個問題就愈關心”。因此，“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應問題，其意義絕不在建設工廠之下，應該放在與建設工廠同等重要的地位。”
陳雲對糧食問題的重視，在黨內是有名的。在1959年夏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朱德在講話中讚許說，多年以來，陳雲同志對糧食抓得很緊。陳雲認爲：“吃、穿、用，首先就是吃。”他說：“鋼鐵是硬的，我看糧食更硬。”
20世紀60年代初，陳雲分析了1953、1954、1956、1961年曾經出現過的四次糧食供應緊張情況，其中有三次是由於城市人口增加過多造成的。他指出：“城市人口的增加超過了當時商品糧食負擔的可能”。“農村能有多少剩餘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城市的規模才能搞多大。其中關鍵是糧食，這已經有了幾次教訓。”
在全黨下決心糾正“三面紅旗”失誤時，陳雲受命具體負責領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他對老百姓的民生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國民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農業好轉了，工業和其他方面纔會好轉。所以，工業不能擠農業，城市不能擠農村，而要讓農業，讓農村。”1962年3月，他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又說：“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係5億多農民和1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爲重要的國策。”
爲此，他制定並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解決糧食問題。他提出要大力恢復農業生產，克服糧食供應嚴重不足的危機。一是要擴大農民自留地、多種雜糧、肥豬私養等，要妥善處理好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的種植計劃，在切實保證糧食種植面積的前提下再考慮安排經濟作物的種植。二是爲解燃眉之急，陳雲向中央建議，動用一定數量的外匯從國外緊急進口部分糧食，包括以轉口貿易的形式從美國進口糧食，以緩解國內過分緊張的糧食形勢。三是大力精簡企業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前後共精簡下放城市人口和職工2000多萬人，既充實了農業生產第一線，又有效地緩解了糧食供應的緊張壓力。四是積極支持農村人民公社的退賠工作，恢復農業生產。五是想方設法保證供應城市人口每人每天一兩黃豆，在形勢稍有好轉時，又提出要每月供應每個人半斤魚和肉，以滿足人們的最低營養需要。六是決定對重工業、基本建設進行“傷筋動骨”式的大調整，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高度重視化肥的生產和小農具的製造。七是採取許多臨時措施，如開高價館子、賣高價糕點等，共回籠貨幣60多億元，從而避免了物價的持續大幅度波動。在當時的情況下，決定進口糧食是很敏感的，因爲曾講過一句話：蘇聯也進口了一點糧食，如果他進口1000噸是修正主義，那麼我們進口500萬噸不就是半修正主義了嗎？但是，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陳雲認爲，“進口糧食很有必要。”“穩定市場，關鍵是進口一些糧食……把糧食拿進來，這是關係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
由於這一系列重要措施的實行，終於使我國較快地度過了主要是因人爲失誤而引起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時期。
如前所述，在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一個重要失誤，就是過分重視通過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來促進農業產量的提高，以儘快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因此，他總是強調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重要性，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他強調要儘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使小生產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後來又輕率地作出了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策，並使這一制度強制性地維持了二十多年之久，造成了農業生產的長期停滯和徘徊的局面，糧食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陳雲起初也認爲，通過合作化運動就能大幅度、快速提高農業產量，但是，通過調查研究，他很快認識到，在當時特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要儘快解決糧食問題是不現實的。他積極支持在農業生產中推行責任制，爲此受到的嚴厲批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和鄧小平一起，率先對包產到戶的做法明確表示贊成，從而揭開了在中國歷史上必將產生深遠影響的農村改革開放的序幕。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新恢復在經濟工作中的發言權後，陳雲又多次強調指出：必須處理好經濟建設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他說：“我們要發展經濟作物，同時必須保證糧食的逐步增加。”“不能因爲發展經濟作物而擠了糧食產量。糧食還是第一位。人不吃飯，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陳雲由於長期負責經濟建設的領導工作，對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辯證關係有着非常深刻的認識。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不少地方不顧本地的客觀條件，一窩蜂地盲目發展鄉鎮企業，導致農業生產大幅度下滑的現象，陳雲冷靜地指出：“現在有些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這個問題要注意。”“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他強調說：“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十億人民要飯吃。現在相當大一批農民搞鄉鎮企業，買糧食吃，不能小看。”由於對陳雲的忠告沒有予以及時的重視，導致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連續幾年出現農業生產滑坡，糧食產量徘徊不前，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的情形。
陳雲強調，在農業生產上一定要堅持“計劃爲主，市場爲輔”的原則，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聽任市場調節。他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重要的一部分。農業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爲主，市場調節爲輔。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實行各種生產責任制以後，似乎農業可以不要計劃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個問題本來是清楚的，搞了生產責任制以後，包產到戶以後，計劃並不是不要了。”他強調指出：“不能讓農民自由選擇只對他自己一時有利的辦法。總之，市場調節只能在這個範圍內靈活靈活。不這樣做，八億農民的所謂自由，就會衝跨國家計劃。說到底，農民只能在國家計劃範圍內活動。只有這樣，纔有利於農民的長遠利益，國家才能進行建設。”又說：“農業搞了生產責任制以後，仍然要堅持上述原則（即“計劃爲主，市場爲輔”的原則），不能例外，如郊區要計劃種菜，養豬要派任務，種菸葉的畝數不能增加了，糧食播種面積不能減少了。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國家只有那麼多錢，這裡擺多少，那裡擺多少，都要有一個計劃。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還是那句老話：從全局看，第一是吃飯，第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後，還有餘力搞生產建設，國家纔有希望。”
由於施用化肥在短時期內能對糧食產量的很快提高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20世紀60年代初，在糧食形勢異常緊張的情況下，陳雲力主加快化肥生產企業的建設。但是，隨着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很快就導致土壤板結，通透性差，不利於農業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和糧食產量的穩步提高，這對我們這樣一個耕地面積非常緊缺的國家來說是很不利的，對此，陳雲指出：“化肥用得越多（超過一定數量），土地就越瘦，今後必須大力提倡施用農家肥。要研究現在農民不重視農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