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上，和陳雲一樣都主張採取辯證的態度；他們都主張要學習和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資本主義作爲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自在地球上確立以來，就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西方國家在近代以來迅速地取代中國成爲世界強國，就緣於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近代以來，由於外受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內受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加上長期戰爭的嚴重破壞，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同社會主義相比，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確實如此，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文化與世界水平相比，之所以大大落後了，就在於資本主義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對此，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時就一直有着深刻清醒的認識。
1935年12月，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爲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1936年8月，他在給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又表示，中國不反對資本主義，中國資本主義不多，也許還要發展一下，所以不是反資本。1940年9月，在《時局與邊區》中明確提出要發展資本主義。他說：邊區新的國營經濟似乎像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要消滅黨內的資本主義思想，但黨外資本主義是要發展的。私人資本主義要節制，但非打擊，更非消滅。1941年4月，在《〈農村調查〉跋》中，他又說：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着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他認爲，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新式的資本主義，中國之所以太落後，就在於資本主義太少了。
在七大上，詳細解釋了“有些人不瞭解人爲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的原因時，說：“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還嚴厲地批評了那種害怕資本主義發展的民粹主義思想，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條，是可以的，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在我們黨內有相當長的時期對於這個問題不清楚，這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佔多數的黨裡是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想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道路。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和斯大林給了他們以批評，最後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經過社會主義，結果他們變成了反革命。指出，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這個思想，是根據中國國情實際、中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情況、生產力很落後的情況提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他還指出：我們現在提倡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中國應該發展資本主義，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不操縱國民經濟的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有它的好處。我不是講在英、美資本主義明天就死，從整個世界來說，它是向下降，但世界上一部分資本主義是有用處的。比如我們中國新民主主義下的資本主義以及歐洲一切農業國家發展的資本主義，它們的性質是什麼呢？它們的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前進，在中國來講是有利於世界將來的社會主義。在南美還有一些農業國家，資本主義也有這樣的性質。這個資本主義是革命的，是有好處的。我們不要一般的講資本主義，我們自己又在那裡搞資本主義，這怎樣解釋？英美資本主義也做過好事，他們打過法西斯，但壓迫人民是不對的。從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來說，它是向下的，但發展是不平衡的。落後的地區還要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國家要發展一部分資本主義，這一部分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對社會主義有幫助。上述引文足夠說明是非常贊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的。
那麼，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情況又是什麼樣的呢？應該說，在新中國建國以後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政策上有過失誤，但也提出過許多有益的思想。如在建國初，他是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以儘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因此，他同意在“天津蹲點”期間關於要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的講話。七屆二中全會根據他的講話精神，制定了“勞資兩利”等“四面八方”政策，強調要充分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即便是在發動同資本主義進行一場“惡戰”的“五反”運動，他還是接受了陳雲的建議，適時地調整了運動的策略，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在運動過後，很快又有了迅速發展。
社會主義改造期間，曾提出要儘快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試圖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但他很快就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很落後的國家裡，要想建立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並通過它來快速發展國民經濟，是不現實的，加上社會主義改造步伐加快帶來的服務質量下降、產品花色品種減少等問題，在社會主義改造剛剛結束後不久，他就提出要實行“新經濟政策”，讓多種所有制成分並存，地下工廠地上化，華僑投資一百年不變。遺憾的是，他的這一思想未能形成政策長期堅持下來。
在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係。民主革命時期，一方面明確反對王明等人把蘇聯經驗絕對化和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的教條主義做法，另一方面也反對任何外國勢力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同時他又提出，中國希望得到外國友好勢力的幫助，尤其是明確提出歡迎外國資本家來中國投資。
1936年7月，在同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羣衆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後，纔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於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於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1938年10月，在《論新階段》報告中，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時不放鬆外援之爭取，纔是正確的道路。”1944年，他在同美國記者福爾曼的談話中表示：我們歡迎外國人與外國資本家來中國解放區投資。“我們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來中國作這些事。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不久他在同謝偉思的談話時又說：“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
新中國成立後，又多次指出，中國不能閉關自守，而應當向一切外國先進的東西學習。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在對外政策上確立了“一邊倒”戰略，當時主要是同蘇聯、東歐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往來。隨着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逐漸暴露，特別是在赫魯曉夫公開對斯大林的失誤進行批評後，提出要“以蘇爲鑑”，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提出要向一切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的主張。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遺憾的是，後來由於我們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同時也由於當時特定的國際環境，中國在處理與外國的關係上，出現了閉關自守的局面。
陳雲在吸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始終保持着較爲清醒的頭腦。對社會主義改造後期出現的問題，他受之命，積極採取措施，消除運動過快發展帶來的後遺症。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他又提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要大膽地學習借鑑。
“文革”發生後，因把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方針同利用外援、利用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尖銳地對立起來，認爲資本主義已處於垂死掙扎、行將滅亡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外貿工作因擔心被指責爲崇洋媚外、爬行主義、外匯掛帥而受到嚴重破壞，外貿部門因怕被腐蝕而不敢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1973年4月，陳雲從江西回到北京，周恩來讓他協助抓外貿工作。不久，他在聽取銀行工作彙報時明確指出：“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列寧講過：到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他說，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爲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他們。“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他還指出，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銀行要理直氣壯地擔當利用外資的任務。
當銀行部門的同志彙報說，可以從外國銀行得到10億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匯信貸資金，但是在國內碰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方針問題，即這樣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黨的路線，以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精神；二是方法問題，即要把國內的一些規矩變動一下。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利用國外的信貸就行不通。這實際上涉及到是否合法和有關的規章制度這樣兩個問題。陳雲聽後當即指出：我看，首先要承認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立一個新的辦法，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有條有理，不會和國內衝突的。總之，只要承認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來。他還指出，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東西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過去沒有70%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現在形勢變了，有些同志沒有看到，所以要向他們解釋這些。
這一年，國務院決定從國外進口一套先進的軋鋼設備。但“左”傾勢力從中作梗，只同意進口主要設備，反對進口附件和相應的原材料。他們認爲，連附件也要進口，就是十足的“洋奴”表現，破壞了自力更生的原則。對此，陳雲針鋒相對地指出，我主張把有關的附件和原材料一起進口回來。這套設備投產後每年可以生產鋼板300萬噸，2年就是600萬噸。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300萬噸鋼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就讓我做一次“洋奴”。
在陳雲爲代表的一批老革命家的力爭下，“文革”後期，我國的外貿工作克服種種困難，先後從西方10多個國家進口了包括化肥、化纖、石油、化工、軋鋼、採煤、火電、機械製造等設備，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益。
與此同時，陳雲還指示要充分利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積累跟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經驗。他指出，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雖然有兩重性：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場所。但過去我們只看到它的投機性的一面，忽視了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游泳。
他還指出，要抓緊開展對外貿易，不僅要鞏固和擴大已經開闢的中歐貿易，而且要千方百計打開美洲和其他市場。要保持發展高檔貨，重點發展中低檔貨，要以較低的售價進入新的市場，先進入市場，站穩之後，再按情況逐步提價，要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開展對外貿易。在“**”的特殊歲月中提出的這些主張，無疑是對極“左”思潮的有力抵制。
“文革”結束後，陳雲完全贊成並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支持中國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但對有些人主張盲目引進外資、大肆舉借外債的做法，陳雲有針對性地指出：“‘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這是打破閉關自守以後的新形勢。”“打破閉關自守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後在自力更生的條件下，還可以借些不吃虧的外債。”但是，外債中的自由外匯很少，絕大部分是賣方貸款。“這種買機器設備的外債的使用，不取決於我們的主觀願望，而決定於國內有多少財政撥款用於配套。”在出口方面，他提出：“我們必須研究出一個既能出口又不賤賣的方案。總之一句話：‘肥水不落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