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釋】
［1］挾：倚仗、憑藉、依靠。
［2］孟獻子：即魯國大夫仲孫蔑。
［3］費：春秋時的諸侯國名，在今山東省境內。
［4］亥唐：晉國人。
［5］入雲、坐雲、食雲：即雲入、雲坐、雲食。雲，說。
［6］蔬食：粗糙的飲食。
［7］甥：古時妻子的父親被稱爲“外舅”，因此女婿也稱“甥”。
［8］貳室：副宮。
【譯文】
萬章問孟子道：“請先生給我講講交朋友的原則。”
孟子回答道：“所謂交朋友的原則，就是不倚仗年齡、不倚仗地位、不倚仗勢力地交朋友。交朋友交的是品德，不能有任何倚仗心理。孟獻子是一位擁有一百輛車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有兩位分別叫樂正裘和牧仲，其餘三位的名字我忘記了。孟獻子和他們交朋友，心裡沒有自己是大夫的感覺，同樣，他的這些朋友如果在心裡把孟獻子當作大夫，也就不會跟孟獻子交朋友了。
“不僅擁有一百輛車馬的大夫是這樣的，就連小國的國君也是這樣的。費惠公曾經說：‘我把子思尊爲先生，我和顏般是朋友，而王順和長息只不過是侍奉我的下人罷了。’不僅小國的國君是這樣的，就是大國的國君也是這樣的。晉平公對待亥唐很恭敬，亥唐叫他進去他纔敢進去，叫他坐他纔敢坐，叫他吃他纔敢吃——即使是糙米飯和菜湯，晉平公也能吃得很飽，因爲在亥唐面前，他不敢不吃飽。不過，晉平公也就是做到這些罷了。
“不與賢者一起位居人臣，不與賢者一起處理國事，不與賢者一起接受俸祿，能做到這些的，只是世人對待賢者的一般態度，不是王公貴族對待賢者的態度。從前，舜拜見堯帝，堯便留舜住在他的副宮裡，還請舜吃飯，舜也請他吃飯，二人互爲主客。這是天子與普通百姓交朋友的例子。地位低下的人尊敬地位高貴的人叫尊敬貴人，地位高貴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叫尊敬賢者，因爲尊敬貴人和尊敬賢者的道理是一樣的。”
【闡釋】
人生在世，離不開朋友。朋友之間的友誼是人際交往中結出的美麗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萬章特地專門請教老師有何“交友之道”，孟子先用否定性的語言，講了三個“不”字，即“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又用肯定性語言明確結論：“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對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爲“益友”和“損友”兩種相互對立的類型。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就是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誠實的人交朋友，同見聞廣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於諂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術不正的人交朋友，同誇誇其談、華而不實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見孔子的“擇友”標準是重人品、重知識。孟子則特別強調交友要重“德”，反對重資格、重權勢、重錢財。因爲一個人的內在品德如果高尚、優良，那麼其外在表現必定崇高、偉大。儘管其外在表現多種多樣，但無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質、最關鍵之點，明確將它表述出來，這就不僅繼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論，而且發展和深化了這一思想。
【原文】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1］擊柝［2］。孔子嘗爲委吏［3］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4］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5］，而道不行，恥也。”
【註釋】
［1］抱關：即守門的士兵。
［2］擊柝：打更。
［3］委吏：管倉庫的官吏。
［4］乘田：管園林的官吏。
［5］本朝：在這裡指朝堂、朝廷。
【譯文】
孟子說：“儘管做官並不完全是因爲貧窮，但有時也是因爲貧窮才做官的；娶妻並不完全是爲了孝敬父母，但有時也是爲了孝敬父母。如果是因爲貧窮而做官，就要自覺居於低位，自覺領取微薄的俸祿。既然要自覺居於低位，還要自覺領取微薄的俸祿，那做什麼官才合適呢？就做守門或者打更一類的小官吧。孔子曾經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官，每天只說‘出入倉庫的帳目都清楚了’這一句話，曾經還做過管理牲口的小官，每天只說‘牛羊都長得很結實’這一句話。如果身居低位卻議論國家大事，這就是罪過；如果在朝堂上做官而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這就是恥辱。”
【闡釋】
“位卑未敢忘憂國。”
憂固然是憂，但如果你高談闊論，指點江山，評議朝綱政紀，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腦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的時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談國事”的警告。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爲貧而仕”，不是爲了拿工資混飯吃，而是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因而做了高官，“立乎人之本朝”，更加應該關心國家大事，發表自己的政見，盡到自己的一份責任。不然的話，“道不行”，就是恥辱。總之還是《中庸》所說“素位而行”的意思。擔任什麼角色就做什麼樣的事，說什麼樣的話，盡什麼樣的力。即便聖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帳就說管帳，放羊就說放羊嗎？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什麼多餘的話可說呢？
【原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譯文】
孟子對萬章說道：“一個鄉的善良之士就和一個鄉的善良之士來往，一個國家的善良之士就和一個國家的善良之士來往，天下的善良之士就和天下的善良之士來往。如果覺得和全天下的善良之士來往還不夠，便向上追溯古代的善良之士，朗誦他們的詩句，閱讀他們的書籍，但不清楚他們到底是什麼人，這樣行嗎？所以，還要了解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這纔是與古代的善良之士交朋友的方法。”
【闡釋】
孟了的本意是論述交朋友的範圍問題。鄉里人和鄉里人交朋友，國中人和國中人交朋友，更廣泛的範圍，則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還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歷史，與古人交朋友了。當然，也只有神交而已。這種神交，就是誦他們的詩，讀他們的書。而爲了要正確理解他們的詩和他們的書，就應當要了解寫詩著書的人，要了解寫詩著書的人，又離不開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時代。這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問題了。
實際上，孟子這段話對後世真正發生影響的，正是“知人論世”的主張。它與“以意逆志”一樣，成爲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實上，直到今天，無論現代主義以來的新興文學批評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遠、多新奇，但在我們的中小學課堂上、大學講臺上，以及占主導地位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還是“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謂“時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紹”、“中心思想”、“主題”等，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無一不是“知人論世”或“以意逆志”的產物。由此足以見出孟子對於中國文學批評的深遠影響，而這種影響之一，正是由本章的文字所發生的。
【原文】
齊宣王問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1］，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2］。”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3］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4］對。”
王色定［5］，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註釋】
［1］貴戚之卿：指與國君同宗的大臣，即後世所說的皇親國戚。
［2］易位：指另立國君。
［3］異：奇怪、責備。
［4］正：誠。
［5］色定：意思是說，大王理解了孟子的意思之後，臉色恢復平靜。
【譯文】
齊宣王向孟子詢問有關卿大夫的事。
孟子問齊宣王道：“大王問的是哪一類的卿大夫？”
齊宣王疑惑不解地問道：“難道卿大夫還有不同嗎？”
孟子回答道：“當然有不同。有宗族卿大夫，還有異姓卿大夫。”
齊宣王說道：“那我就問問宗族卿大夫吧。”
於是，孟子說道：“如果國君犯了重大的錯誤，他們就出面加以勸阻。如果國君不聽他們的勸阻，他們就會考慮改立國君的事。”
齊宣王聽了，立即就變了臉色。
孟子看了一眼齊宣王，繼續說道：“大王不要怪我說的直接。大王親自問我，我只好實話實說了。”
齊宣王的臉色這才正常了一些，於是又問道：“再說說異姓卿大夫吧？”
孟子回答道：“如果是異姓卿大夫，看見國君犯了錯誤，也會加以勸阻，如果國君不聽他們的勸阻，他們就辭職離去。”
【闡釋】
在國君國家，爲卿相之道，有親疏之分，故有經權之別。親疏之分，則有貴戚之卿及異姓之卿的不同。經權之別，有：如國君無道，反覆勸諫而不聽，則貴戚之卿，因血緣關係而不能離去，又不忍坐視其亡，故可易君之位；而異姓之卿無此掛礙，離開即可。但其中特別提出“反覆之而不聽”，正是爲了勸告帝王當“虛己受善”之意。孟子從不主張“愚忠”，相反對國君更多地是主張“易位”、“誅一夫紂矣”，甚至對國家機器“社稷”，也可“變置”。通觀《孟子》一書對國君的要求與對大夫官員們的要求是一樣的，並未賦予任何特殊的權力，此點幾乎隨處可見。而提出“愚忠”的理論，是法家李斯及後世犬儒爲建立帝制、樹立帝王的權威而提出來的。
弘揚大臣的職責和權力而限制國君權力無限地膨脹，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內容之一，體現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爲與國君有親緣關係，國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離去，又不能坐視政權覆亡，當國君有重大錯誤又不聽勸諫時，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這裡是弘揚宗族大臣的權力而限制國君個人的權力，從理論上說是正確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另立新君，在實踐上往往釀成的，就是宮廷內亂．所謂“禍起蕭牆之內”，弄得不好，還會引起曠日持久的戰爭。
對異姓卿大夫來說，問題就要簡單得多了，他們既沒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麼大的權力，也沒有那麼大的職責。所以，能勸諫就勸諫，不能勸諫就辭職而去，各走一方罷了。其實，這也是孔子“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意思。
總起來說，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氣節和人格，反對愚忠，反對一味順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