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回答道：“先生說錯了。當初大禹治理水患時，是順着水流順河而下的規律加以疏導，把四海作爲溝壑利用，現在你治理水患卻把鄰國作爲溝壑。倒着流淌的水稱爲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厭惡的。所以說你錯了。”
【闡釋】
從方法上說，大禹治水順應水性，重在疏導；白圭治水卻高築堤防，重在堵塞。
從效果上說，大禹最終將水導入四海，而白圭卻把水堵塞後流向鄰國。導入四海造福人民而於人無害，流向鄰國則是損人利己，仁者厭惡的行爲。
所以孟子一再說：“你錯了。”並不承認白圭治水有什麼了不起，更不用說超過大禹了。
從白圭治水“以鄰國爲壑”聯想到我們生活中“以鄰爲壑”的現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舉不勝舉的了。比如說，一個普遍現象是，自己家裡裝修得非常豪華舒適，乾淨得一塵不染，但卻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與鄰居共用的樓道里；自己家裡的花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純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潔，卻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門外樓道上擺展覽，讓上上下下的鄰居都在鞋陣中捂鼻而行。這只是最爲常見最爲普遍的生活小事，至於那商家之間的競爭，同事之間的勾心鬥角，政治鬥爭中的你死我活，“以鄰爲壑”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總而言之就是一種損人利己，嫁禍於人的行爲。
當然，你知道“以鄰爲壑”，人家也同樣知道“以鄰爲壑”，結果是人人都成了“鄰”，成了“壑”，到時候，也就沒有一處乾淨，沒有一處不受災害了。由此看來，“以鄰爲壑”的最終結果是害人害己。所以，還是收起這種“仁人所惡”的“以鄰爲壑”手段，“以鄰爲友”，大家和睦相處，互相幫助的好。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1］，惡乎執？”
【註釋】
［1］亮：同“諒”，誠信。
【譯文】
孟子說：“如果君子不講信用的話，怎麼能有操守呢？”
【闡釋】
關於“信”的問題，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來自相矛盾的說法：
孔子一方面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面卻又說：“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
孟子一方面說：“君子不亮，惡乎執？”另一方面卻又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這種自相矛盾，正如我們已多次說過的那樣，其實正是原則與變通二者的對立統一。在孔子、孟子看來，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於小節小信。所以，應該以“義”來進行調節變通，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唯義所在”。其實，二者的辯證統一，孔子在《論語·衛靈公》裡也已經說到過，這就是“君子貞而不諒”。貞是大信，諒是小信。一句話，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則問題上講信用，不要拘泥固守於小節上的一成不變。
這就是孔子、孟子關於“信”的辯證觀，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認識上的迷惑不解乃至於混亂。
【原文】
魯欲使樂正子［1］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曰：“否。”
“有知慮乎？”
曰：“否。”
“多聞識乎？”
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2］。”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3］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4］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5］，予既［6］已知之矣。’■■之聲音顏色，距［7］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註釋】
［1］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
［2］好善：這裡指喜歡聽取善言。
［3］優：充足。
［4］輕：容易、不以爲難。
［5］■■：自滿的樣子。
［6］既：盡、都。
［7］距：同“拒”，拒絕。
【譯文】
魯國國君打算讓樂正子主持國政。孟子說道：“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高興得夜裡都睡不着覺了。”
公孫丑問道：“樂正子能力出衆嗎？”
孟子回答道：“不出衆。”
於是，公孫丑又問道：“那麼，他有智慧和遠見嗎？”
孟子回答道：“沒有。”
公孫丑問道：“既然如此，他一定是見多識廣了吧？”
孟子回答道：“也不是。”
公孫丑聽了，疑惑地問道：“那先生爲什麼高興得睡不着覺呢？”
孟子回答道：“因爲樂正子這個人喜歡做善事和聽取善言。”
公孫丑問道：“僅憑這些，就足夠治理一個國家了嗎？”
孟子回答道：“這都已經足以治理整個天下了，何況一個魯國呢？假如一個人喜歡做善事聽善言，那麼四面八方的人都會從千里之外趕來，把所有的善事和善言都告訴他；假如一個人不喜歡做善事聽善言，那麼人們就會說：‘他很自以爲是，總是以爲自己知道所有的善事和善言！’因爲志得意滿而流露出來的聲音和臉色就能把人拒於千里之外。有見識的人被拒絕在了千里之外，那麼進獻讒言和慣於阿諛奉承的人就有機會接近他了。如果整日和那些進獻讒言和阿諛奉承的人待在一起，還能治理好國家嗎？”
【闡釋】
爲人好善就能主持國政，這雖是針對當時戰國時期人慾橫流、道德淪喪而言，但始終是理想主義的推論，亦乏實證。其他的如魄力、智謀、知識、經驗等，似乎都可不在考慮之中。看來這種盼望出現好人政治、好人政府，而不是精英政治、精英政府，這種觀念從二千多年前起就已根深蒂固、源遠流長。
有道德的人，受到社會的尊重，這是應該並加以倡導的。但單有好的道德品質也不一定能治好國家的。孟子自己也說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道德只能倡導，不能功利化。道德一旦功利化，流弊不少，僞君子就會多起來。如漢代提倡以孝治國，一個人只要做到“孝”，就可以推薦爲“孝廉”，做官。孝，這個對人基本道德的要求一旦有了功利傾向，人們就會不擇手段去謀取其功利的一面，結果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的鬧劇。政治和道德糾纏不清，是中國幾千年問題的癥結所在。這當然是個問題。但若將道德從政治中完全分離出來，這也是錯誤的。理想的做法是，法治應加上德治。這二者並非冰炭之不相容。即以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醜聞彈劾爲例看，是道德，也是政治，即使是法治國家，二者似乎也不能截然分開。政治與道德有聯繫，也有區別；處理好這二者的聯繫和區別，則是當今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的一大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