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市人才招聘市場座落在羅湖區鬆崗路，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正規市場，上下四層樓，每層樓可容納幾千人進場。應聘者收費不高，每人只需支付五元人民幣的進場費；而廠家的攤位費用卻有點昂貴，每個攤位需支付七百元人民幣。
每天有成千上萬的應聘者，而招聘單位確實很有限，有時幾百家，有時上千家，這種粥少僧多的局面，使很多人很難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崗位。
珍妮這是第三次踏進這個人才市場，前二次是來求職，而且是抱着厚厚的幾十份個人簡歷和求職介紹信，向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部門自我推薦，有時會得到垂青，有時卻遭到冷遇；得到垂青的大部分是小公司不提供吃住和底薪，遭到冷遇的卻是有名的大公司，他們要求是本科生或研究生；真的，要想在這樣的高消費城市中求生存、求發展，沒有過硬的本領、正確的心態和應用的專業知識水平是很難在這兒立足的。
對於這一次招聘工作珍妮懷有幾份的同情和幾份的同感，她希望在這次招聘會上，能給一批剛出校門的大學生提供一次就業機會，她堅信能將這批大學生培養成一批業務精英。
當珍妮剛剛坐到招聘位置上，將公司的簡介和招聘內容掛到最顯目的地方時，引來了一批大學生的蜂涌而至。
珍妮將他們的簡歷和個人形象進行了一下對比，覺得比較合適的就將他們的資料留下來存檔，不合適的就放到了一邊。有一名政法大學畢業女生留給珍妮的印象很深，她告訴珍妮這是她第七十八次投遞簡歷，她來N市已有三個多月了，身上所帶的二仟元錢全部花光；現在僅靠借住在同學哪兒吃住，身上零花錢都是向同學借的，很不好意思；本來很想回家，但無臉見父母。
她在個人求職信上寫道：“我讀書很聰明，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全班的前幾名，我學政法是想當一名正義的律師，可就因爲我人長得醜，沒有氣質，得不到很多律師事務所的認可，曾經有過面試，但都以招滿爲由拒絕了我。
在這座繁華的大都市裡，我幾乎到了絕望的境地。每天，在別人眼中，我還是那個充滿着自信、充滿着快樂，無憂無慮的我，可是隻有一個人的時候，在睡不着的夜晚，在求職的路上，我切身體會到了那份忍忍地淚溼枕巾的苦澀。
我一直在爲自己所期盼，所理想的信念堅持着。可我不知道這到底離現實還有多遠，我站在現實的面前是多麼的無奈與彷徨。
或許我會繼續尋找，或許我會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真正屬於我的地方，真正適合我的地方，到底在哪裡？誰能給我一次機會。
當一個漂泊在外的人想回家的時候，那是該有多麼的疲憊與不堪。
我很思念家的溫暖，但我不敢這樣回去，我覺得很丟臉。我最不願意自己如此失意與狼狽的樣子站在父母的面前，那樣很不孝，那樣我會垮掉，那樣我會覺得是父母的包袱。因爲我會貪戀那種家庭的安逸，會失去鬥志，會失掉自我，那麼我什麼也不是，我會覺得愧對父母幾十年的養肓之恩。
於是，我決定留下來，至少我還在掙扎，還沒有失掉自我，還在求職的路上苦苦尋找希望，我懇求：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很努力。”
珍妮看完這篇求職信後流下了同情的淚水，她決定留下這名聰明的大學生，不管她是否瘦弱，是否不靚麗，至少她有堅強的信念和吃苦的精神。至此，珍妮將公司的電話和公司的地址直截了當地告訴這名叫吳語的女生，讓她明天直接到公司報到。
當珍妮抱着一疊招聘資料，正準備離開人才市場回公司時，在人才市場的廣場上她看見了另一幕；一羣青年男女正圍着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子在指指點點，只見一位二十多歲戴着黑邊眼鏡，看上去幾天沒洗澡的男生在地上寫道：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望好心的人收留我。只要誰給我飯吃、誰給我地方住，我什麼活都幹。
珍妮見後很同情地走過去問他：“你爲什麼不去尋求救助站？讓救助站送你回家呢。”
在N市有很多的流浪者都是靠救助中心送回家的，這是國家給予這些無助的人提供幫助和方便。
然而，這名男生沒有理會珍妮，他繼續一聲不吭地蹬在那裡，並將頭埋藏在雙手中間，讓人看不清他那張臉。
有人說：“這是在騙錢。”
因爲在N市有很多人被這種不雅的慘境欺騙過，他們往往利用人們的同情心和善良心進行欺詐。在N市大街小巷裡都可以看見懷抱嬰兒的婦女在垃圾筒裡撿垃圾吃，看上去很可憐的樣子，其實是她們慣用的欺詐伎倆，她們所吃的垃圾是自己帶來的盒飯。不瞭解實情的人們往往會在身上搜出幾百元錢送給她們。希望給她們有足夠的路費返回家鄉。然而，過不了多久施捨者又會看見他們的身影。這使很多施捨者都有一種被騙的感覺。所以有愛心的人也會變得人情冷漠。有幾句說N市的話：
我可以請你吃飯，但不可能借錢給你，因爲我不知道以後能不能看見你；
千萬別求我給你找工作，因爲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
在你時刻受傷的時候你不得不強裝堅強：
因爲：
這是一個激情充溢的城市，也是一個充滿失落感的城市；
是一個讓多少人圓夢的地方，也是讓多少人折翼的地方；
所以有人說：天堂往左,N市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