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於世界的認識，建立在他看到的，他摸到的，他接觸的所有的一切的客觀現實上。
藍大槐在以前不知道地龍這種東西可以作爲飼料養雞養鴨。藍大槐在以前也不知道，集中養雞的方式，可以徹底的改變雞的生長速度和人的肉類攝入。
只有在他和他基建大隊的同事親手建起通風良好，衛生高標的雞舍，看到一個半月之後一隻嫩黃的小雞就變成一隻肥大的肉雞，在食堂裡親口吃着這些肥美的雞肉之後，藍大槐才相信，地龍真的可以養雞，而雞真的可以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就出籠下鍋。
現代社會裡，食品工程博士雲無心在《肉雞速成不靠激素》中的明確的指出：“影響轉化效率”的主要因素，一是雞種，二是飼料和飼養條件。肉雞之所以是“肉雞”，是因爲雞種經過精心的選育，把飼料轉化爲肉的能力實現了“鳥槍換炮”的飛躍。
因爲時空門的存在，因爲王書輝的存在，雞種、飼料和飼養條件這三個因素在復興黨的治下全部滿足。
對於這種養雞方法是不是存在“違背了自然規律”的問題，或者像很多綠黨瘋子認爲的“不夠人道”之類的說法。王書輝根本不會考慮。
對於使用工業化手段開展農業和養殖業，王書輝原本就認爲這是一種必然和必須的手段。這是生產力進步的一種表現。不過在現代社會裡，王書輝只是在理論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的。他明確的知道，沒有化肥，沒有農藥，沒有轉基因，不給養殖的雞鴨豬牛羊打激素灌藥的話，中國的十四億人口裡至少要有十二億人會被活活餓死。
因爲按照馬爾薩斯和洪吉亮的人口理論來分析的話，沒有生產力的革命性進步，中國這塊土地上，能夠承載的人口最多不超過兩億人。
不過在明朝末年這個時空裡，王書輝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性有着更加直觀更加深刻的認識。在小冰河氣候導致的嚴重氣候異常下，在平均畝產不超過三百斤的糧食生產下，每畝地能夠多產上哪怕一斤的糧食，那都意味着一條人命，一個家庭的生死存亡。那些反對農業科技發展的公知聖母們，大可把嘴閉上。
不管王書輝怎麼想，反正對於藍大槐來說，誰要是在他面前說畝產兩千斤的土豆不該存在，畝產三千斤的地瓜不該種植，畝產八百斤的水稻不該生產，一個半月出籠的肥雞不能吃，那他都會毫不猶豫的揪住這個人的脖子，把他塞到蒸汽機帶動的那個木工大鋸下面去，用極快的速度把他的腦袋鋸成兩半。
親眼看到肉雞的養殖規模和出籠速度之後，藍大槐在吃到雞肉燉土豆的第一時間裡，就流下了眼淚。一方面是因爲吃到肉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則是他想到自己的老父親老母親，以及他的第一個兒子，都是在饑荒的情況下因爲飢餓而死去的。
現在的他可以敞開肚皮吃糧食，甚至可以吃到香的讓人掉舌頭的雞肉。在藍大槐心裡，他責怪爲什麼復興黨不能早幾十年來。
大塊吃肉，大碗喝酒，這樣的生活水平就能吸引大量的人投身造反事業，甚至可以吸引無數的古代和現代的人嚮往那個虛構的梁山好漢的生活。往後三百多年後，一個烏克蘭出生的蘇聯二代目小個子，用土豆燒牛肉等同共·產主義在布達佩斯忽悠匈牙利人民。
作爲一個科學社會理論的信奉者，王書輝當然知道土豆燒牛肉和共·產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實際上，只要生產力的發展足夠充分，再加上相對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家家都吃上“土豆燒牛肉”和“每家鍋裡都有一隻雞”這種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忽悠，都是可以成立的。
別說後世的北歐高福利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因爲生產力的絕對的高速的發展和分配製度的相對合理，就已經實現並超過了那種“土豆燒牛肉”和“家家鍋裡都有一隻雞”的水平了。
其實就是在王書輝領導的復興黨的治下，只要國營農場、高產作物、科學養殖這些東西被全面貫徹起來，在使用工業手段進行農業生產的國營農場和工業中心城市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下，在十七世紀前五十年內，在全中國範圍裡實現家家都吃土豆燒肉和頓頓都吃土豆燒肉的這種可能就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王書輝和復興黨當然不會把人民羣衆當成傻瓜蛋，用“土豆燒牛肉”和“家家鍋裡都有一隻雞”來忽悠人民羣衆。
可是人民羣衆對於生活水平的提高相當的敏感。可以這麼說，如果說頓頓吃飽飯，糧食隨便吃的日子，讓永興農場的農業工人們樂於接受復興黨的領導，那麼在使用現代化養殖技術建立起養殖場，農場工人們可以吃到土豆燒雞肉之後，積極主動的跟着復興黨鬧革命，積極主動的支持和擁護復興黨，就成爲了這些過去常年生活在生存邊緣的普通勞動者的一種普遍選擇了。
不要覺得這種說法過於誇張。在後世裡，在最開始的時候，因爲一個燒餅，因爲兩個饅頭就跟着紅軍走上革命道路的事情也是很不少見的。一頭豬比一個政委的宣傳還管用，這可不是個扯淡的事情。
復興黨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也在印證着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很明顯，在知道自己可以過上一個吃飽喝足穿暖睡好的生活之後，參加復興軍保衛這樣一個生活，就成了絕大多數人的唯一選擇。
跟着復興黨能夠吃飽穿暖，參加復興軍能夠保衛生活，加入復興黨能夠獲得尊重，解放全中國完成自我實踐。心理學雖然是個無法證僞的“流氓”學科，但是在現實層面上，它還是具有着極強的經驗領域的可驗證性的。
比如說，在過上了可以吃飽穿暖住的房子有暖氣的生活之後，藍大槐就安於在復興黨的領導下生活。可是在吃上了雞肉燉土豆之後，藍大槐不僅在出軍操打實彈的軍事訓練中更加的加倍努力了。而且他還像孫老三一樣，慢慢的產生了一種想要獲得別人的認同，想要參加復興黨的慾望。
1628年夏天的一天裡，藍大槐沒有像往常一樣在下班之後到電影院去看影戲。他和他的老婆藍趙氏一起，坐在了點着很多煤氣燈，在他眼裡像白天一樣亮堂的識字班裡。
“‘工’、‘人’這兩個字，加在一起就是個‘天’字。‘工’、‘人’這兩字加在一起出了頭，就成了一個‘夫’字。我們復興黨就是要讓所有的做‘工’的‘人’，所有的勞動者，都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看着年輕的教導員在黑板上寫出來的“工”、“人”、“天”、“夫”，藍大槐第一次想到，自己要成爲像復興黨的黨員們那樣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