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斤當然不叫許三斤。許三斤原名許弘文，是夷陵州人士。
許弘文本是夷陵州的一個秀才。三十年前，他接受譚家的聘請，來到譚家當了個坐館的先生，也就是現代人說的家庭教師。從此之後，他就在譚家衝安了家。
當時，掌控譚家大權的是還沒死掉的，譚玉純的父親譚元章。
譚元章自己是秀才。所以，他對許弘文這樣，年紀不大就成爲生員的年輕秀才，是很看重的。譚元章當時，是一心希望自己家能夠出幾個讀書人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祖宗的風水壞了，譚家的那些子弟，居然沒有一個長了讀書的腦袋的。他們讀了好多年的書，可是一個個的，連個最基本的縣試都無法通過。
當時，年輕氣盛的許弘文覺得，自己應該要對得起譚元章的器重。所以，他對譚家的子弟，管教的相當的嚴格。可是，等到譚元章發現，自己的子侄們，都沒有讀書的天分之後。譚元章對待許弘文的熱情，也就冷卻了。
隨着譚元章的老去和死掉，譚玉純成了譚家的家主，譚氏家族的族長。他掌握了譚家大權之後，就開始報復曾經作爲他的老師，在過去讀書時，常常教訓訓斥他的許弘文。
許弘文是一個不事生產，手無縛雞之力的外鄉讀書人。在譚家衝過了大半輩子的他，沒有家族的勢力作爲依靠，和自己的母親，在譚家大院裡過了幾十年。所以，面對譚玉純的欺壓，他除了忍氣吞聲之外，毫無辦法。
本來，一直忍讓退避的許弘文以爲，自己的隱忍能夠換來後半生平安的日子。可是，人心就是那麼黑暗的。譚玉純已經把許弘文打壓的非常落魄了，許弘文在譚家大院裡，已經淪落到和普通的僕役差不多的地位了。可是，譚玉純覺得還不夠痛快，覺得還不夠。
最終，譚玉純抓住了許弘文私自偷拿了譚家三斤白麪，給自己老母親過壽的把柄。通過他荊州府裡的關係，革除了許弘文的功名，逼迫他簽下了身契。從此之後，許弘文就成了譚家的奴工佃戶，也從許弘文，變成了當地人口中的許三斤。
作爲一個讀過四書五經，能夠通過初級科舉考試的讀書人。許三斤雖然已經年近五十，在譚家的欺壓下過了一輩子。可是，他受封建文化教育帶來的，政治上的靈敏嗅覺，還是存在的。就在譚家衝很多所謂的老成人，還在畏懼觀望的時候。許三斤就敏感的意識到，自己翻身的機會已經來了。他很早的時候，就開始積極的，參加到工作組在譚家衝組織的各項活動中。
憑藉着能夠讀書寫字，在本村民衆中有些名氣。又因爲經常和工作組在一起，在村民眼中，和工作組的先生們關係熱絡的資本。許三斤被譚家衝的村民，選爲農會會長。
說起來，封建讀書人在琢磨人心，揣摩人情上，確實是比工業時代的現代人的水平高。像王書輝這個現代人一樣，他的這些弟子和手下們，在受了不到一年時間的工業化標準教育之後，在對人際關係的處理上，也體現出一種機械性的僵硬來。
敏感的許三斤發現了這點。他很快就抓住了這一機遇，開始充當起本地村民和工作組之間溝通的橋樑。
王書輝在發給工作組的《工作手冊》裡明確的指出，要防範各種各樣的投機分子，利用工作組是外鄉人的情況，壟斷工作組和當地民衆的溝通，充當掮客的行爲。
在有着這種清醒認識的前提下，譚家衝工作組在農會的組織上，也沒有完全的放手。除了幾個在本村村民中威望不小的老頭子之外，幾個堅決支持工作組，但是因爲身體原因，沒有被選進民兵隊的年輕人，也被選進農會領導層當中。
農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農會成員學習。
王書輝在農村工作會議上，曾經對三十多個工作組的成員們指出：“農會建立了，不是說工作組的工作就結束了。剛剛當選的農會領導者，和剛剛參加農會的成員們，不知道農會這個組織是怎麼回事，不知道農會是個什麼機構。農會的領導者們，也不知道，在農會這個機構裡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不能把，農會是農民們自己的組織；是大家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打倒土豪劣紳，自己管理自己；是農民們自己給自己做主的這樣一個權力機構的概念，清楚明白的解釋給大家聽。那麼，農會就沒有了成立的意義。我們通過建立農會，在廣大農村，對抗和消除官府的走狗，消滅地主老財的勢力的目的，就無法達成。”
“所以，農會建立之後，工作組要對農會的領導者和農會成員中的積極分子，認真的宣傳和解釋，我們建立農會的目的和意義。要讓三十多個作爲我們事業的發展基地的鄉村，成爲我們建立公平和合理的新世界的起點。”
工作組的成員都是對整本《工作手冊》耳熟能詳的。
在爲期三天的農會組織和學習會議上，韓國良和郭博奇，對整個譚家衝農會的七個通過推選產生的幹部，和四十多戶農會成員中的積極分子，就農會的建立的目的、意義，和農會在農村工作中的政權性質，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和說明。
許三斤第一個意識到，農會，就是縮小版的縣衙門。他認爲，農會就是村子裡的衙門，民兵隊就是村衙門裡的衙役。
許三斤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數村民的看法。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看法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韓國良和郭博奇也明確的指出了，新的鄉村政權和傳統意義上的縣衙門的根本不同。
第一，農會有領導權沒指揮權。也就是說，農會幹部，不能對村民指手畫腳。它們只有和大家協商問題，號召和領導全體村民解決問題的權力。用直白的語言講，就是說，農會幹部行使權力要和大家商量着來。
第二，農會有司法審判的組織權，沒有判決權。這是指在王書輝版的農會裡，農會對鄉村的司法工作，只有隨機抽取村民組成審判會的權力。至於具體的判決，則是由工作組裡的司法員，根據審判會的投票結果進行判決。
第三，本村的民兵組織，接受工作組和農會的雙重領導。但是，民兵隊隊長和民兵隊教導員，同時也是農會的幹部成員。也就是說，農會會長等幹部，與民兵隊長和教導員，在農會中是處於平等地位的。而農會對民兵武裝的的指揮，必須通過農會委員們的集體投票之後，才能實現。
三天的學習結束之後，大部分的農會成員已經意識到，過去是地主老財，土豪劣紳，那些田多、錢多、人手多的人，拿着村裡的印把子。但是這個現實，在土豪劣紳、地主老財被打倒和消滅之後，已經一去不復回了。
通過學習的許三斤的想法，則更深了一步。他對於年輕的工作組成員們，心裡並不是真心的佩服。倒是對這些年輕人嘴裡的王師尊，他真心的感到佩服。
在許三斤的眼裡，農會看起來好像權力挺大，地位挺高。可是，在農會裡管事的人，既不能做錯事兒，又不能不做事兒。因爲，總也不做事兒，就不能體現出農會幹部的地位。做錯了事兒，就會危害到自己在村子裡的威望。
許三斤覺得，自己這個農會會長，簡直是被架在火堆上烤一樣。許三斤對於設計出這樣的制度。也就是說，組織村民選出農會，再通過掌握司法權和民兵隊，讓工作組躲在農會背後掌控整個村子，這樣一套制度的王師尊，可謂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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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王書輝對於沒有接受過先進的思想教育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信任的。
從本質上上說，他認同荀子對於人性本惡的判斷。他認爲，沒有接受過系統化的，先進的思想教育的中國人，一但鹹魚翻身，掌握了權力。那麼，各種卑劣醜惡的鬧劇，就會輪番的上演。
王書輝的看法是，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前，在教育事業沒有在全民範圍內普及之前。處於農業社會的各個社會階段，即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各個社會階段裡。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都要依靠精英人物的領導。
也就是說，在前工業化的社會裡，中國社會是一個在精英領導下的階級社會。
在生產力落後的農業社會裡，教育不能實現全面化，受教育的權力被少數人掌控。這就不可避免的，讓社會處於一種或嚴重或緩和的階級矛盾之中。
王書輝沒有能力直接使明朝末年的中國，直接進入到工業社會的階段。
在明朝末年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不能保證在他未來的政權機構裡，都是受過先進思想教育的人掌握權力。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只能通過儘量的完善制度的方式，抑制各種醜惡人性的爆發。
在王書輝看來。農會組織是將基層權力真正的下放給大多數人的一個權宜之計。
在目前的農村工作中，“吸引和團結青年人，建立民兵組織”；“組建學校開展教育，培養受教育的年輕人”；“推廣優質種子和科學種植，保證糧食豐收”，這三大工作，纔是王書輝眼中最主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