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沈光楠，讓他向金陵朝廷發出警告，若是再在民間商業貿易上給我方製造麻煩，那就休怪我不講情面了。”
滄州城內，鄭芝龍坐在硝煙還未散去的州衙，手中拿着一封黑冰臺遞來的信報，語氣很平淡的說着。彷彿他剛纔根本不是要對金陵朝廷發出警告，而是在給崇禎帝上一道問安摺子。
鄭森已經全面接手了黑冰臺，不得不說這一機構的規模叫他驚喜，他一直有知道黑冰臺的存在，但對其卻沒有太具體的瞭解，現在終於是看清了黑冰臺的全面目了。
雖然它還有很大的侷限性，比如對西南、西北，對國內不少區域都只設立了被動的情報據點，那唯一的作用就是收集一些道聽途說的消息，或是進行着進展緩慢的策反工作，實質作用差勁的很。
但是在南北直隸，在一些明清高層大員的身邊，黑冰臺的觸手卻正一點點的向之核心位置靠近着。
這不，金陵朝廷高層剛做出的決意，黑冰臺就已經傳了出來，就因爲黑冰臺的觸手已經伸到了多名明廷要員大佬們的身邊。
崇禎帝現在急需銀子，可他沒有把主意打到手下的士紳百姓身上，而是先將目標對準了鄭芝龍。
“朕每攬史書，望之趙宋皆滿是感慨。趙宋何其之富，大明何其之窮？”雖然宋明士大夫對趙宋稅賦之重也早有抨擊，左右就是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但趙家皇帝至少不用像朱家皇帝這般每每爲沒錢發愁不是？
“陛下……”一幫子大臣震驚了，皇帝這不是要學老趙家吧？
“宋法苛民太過，朕不取也。”崇禎帝說的堅定，給了衆人一個定心丸吃，而後就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來——先設卡收稅，後恢復市舶司。
鄭家背靠着大陸，壟斷東西貿易，絲綢、瓷器、布匹、大黃等等，還有那正慢慢打開銷路中的茶葉，大把大把的往自己懷裡摟銀子，哪個看的不眼饞？
崇禎帝不準備跟鄭家動武，他也知道自己再伸手向鄭芝龍要錢，那也不可能有了。於是，他就想到了控制流入泉州府的各類商品貨物，設立關卡，從中抽稅，不說二十取一，就是三十取一，那都是筆大錢，足可以解決明廷的燃眉之急。
可這損害的是鄭家的利益啊。
雖然不大，雖然鄭芝龍可以完全視而不見。但鄭芝龍知道，崇禎帝的最終目的根本不是簡單的設卡收稅，而是要恢復市舶司，恢復的還不是他們老朱家的市舶司制，而是宋朝時候的市舶司制。
趙宋時候的市舶司制度，簡單的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官府壟斷制度。進出口通通把握在官府的手中，賣家賣貨需要經官府的手掌，買家賣貨也需要經官府的手掌。進出貨物都有官府定價，官府還能先以自己的定價來收購一些貨物。
崇禎帝就是要恢復市舶司制度，以此來籌集軍費，所謂‘軍國之所資’，莫不過如此。
鄭芝龍可以無視關卡抽稅，但他卻決不能看着市舶司的成立。海外貿易是鄭家的財政源泉，而不是老朱家的財政源泉。崇禎帝還是老老實實的去跟江南士紳前面的士大夫們撕咬吧。
這在鄭芝龍眼中只是一個小事。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那寶貴的時間不應該浪費在這種小事上。
所以他很直接的讓沈光楠對金陵城的崇禎示之警告，然後就又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眼下的戰局上了。而不是叫黑冰臺暗中聯繫、拉攏一些比較純粹的商賈，讓明廷內部出現分裂。
這樣的做法很簡單的，只要鄭芝龍出臺幾個提高商人社會政治地位的政策就行。錢糧上很倚重於貿易的鄭氏先天上就與商人階層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提升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由鄭氏做出來很順理成章。這跟鄭氏對商人徵之重稅是完全不相干的兩碼事。
不是說對商人輕稅，纔是對他們社會地位的提高。
大明的商稅三十稅一，很輕很輕不是？但商人們的社會地位高嗎？不高。哪怕他們與江南的士紳階層已經形成了一種極密切的聯繫，可商人社會地位依舊底下。
士農工商，哪怕商人們的實際權益早就僅次於士大夫士紳，但名義上他們還是四民之末。
鄭芝龍出臺幾個有利益提升商賈社會地位的政策，那一旦推出就必然會牽動天下商賈們的心。
哪怕是對鄭芝龍喊打喊殺的江南，也會隨之產生態度上的分裂分化。
但鄭芝龍並沒有這麼做，他把這一機會留給了鄭森。甚至還叫荷蘭人找來了英格蘭的大憲章，找來了法國的三級會議，該如何作爲這還要看鄭森自己的選擇。
畢竟這今後的路還要他自己來走。
鄭芝龍開闊了他的眼界，早早的歷練了他，還給了他親情，現如今的鄭森與歷史上的國姓爺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他相信鄭森即便不能像一個穿越者一樣開掛，也一定能成爲一個放眼看世界的君王。
何況明儒雖然一樣很垃圾，但明儒比之滿清犬儒好的一點在於，明儒樂於接受外來的文化，或者說是還沒有盲目自大到藐視一切外來的文明，而不像滿清時候的儒家，那‘士大夫’三個字放到他們身上就是對着一稱呼的侮辱。
這是一種學風，這是一種社會意識。
如今時候的中國文化階層，既然存有這麼一個好的風氣，那當鄭氏橫掃四方，建國定鼎之後，中國與西方之間便能很自然的產生密切的交流，是西學東進還是東學西進，這都沒阻礙。甚至都不侷限於文化、軍事方面，而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
乃至在鄭氏也進軍天竺、美洲、非洲等地的時候，雙方間還會成爲競爭對手，繼而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也不稀奇。
而戰爭的勝負也只會叫雙方更加的重視彼此。
人可不是鴕鳥，打敗了仗後都會知恥而後勇的，都會弄明白爲什麼會敗，都會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當東西方之間存在着密切的國家、民間各方面往來的時候，甚至當彼此還會爆發起激烈戰爭的時候，那中國的科技水準和軍事水準就肯定不會被歐洲拉下。
老美南北戰爭的時候，大家還玩排槍擊斃，但普法戰爭後，後裝步槍便就全面代替了前裝槍不是麼？因爲戰爭的效果就擺在那裡的。隨後後裝槍炮便就迎來了飛速的發展。
就像那奧斯曼帝國一樣。歷史上奧斯曼雖被稱爲歐洲病夫，可奧斯曼人的軍隊絕不會在敵人都普及了後裝步槍的時候，自己還大量裝備着前裝滑膛槍。
同樣是與英法交戰，約翰牛和高盧雞絕不敢只派出一兩萬人就打下了伊斯坦布爾。
所以，在這個時空裡，便是那第一次工業革命依舊最先在歐洲爆發，中國也不會落得原時空那般悽慘的下場，百年恥辱史自也將不復存在。
因爲，戰爭就是促進科技發展最有效的催化劑。腐朽無能如滿清者，每次打敗仗後都要振作一陣呢。
至於說鄭氏定鼎天下之後，這普天之下的讀書人又會如何？鄭芝龍就呵呵了。
有誰會覺得讀書人敢頭鐵的跟當朝者頂牛，敢一條路走到黑呢？歷史上儒家改頭換面，改弦易轍的事兒又不是沒有。
鄭皇帝討厭理學，要把朱熹打入爛泥坑裡，他們只會痛快的上來踩上兩腳，哪怕臉上滿是痛惜。
何況鄭芝龍也沒想徹底的滅絕儒家，千百年的光陰，儒家已經跟華夏文明徹底的粘合一處了，你怎麼去滅它？
你的行爲準則，你的人生三觀，還有這傳統美德，還有這社會上的政治正確，很多東西都跟儒家死死地綁在一起，你怎麼去斷？
那位神人掀起的狂瀾都沒有達到這一目的，誰會覺得自己比那位更牛？
鄭芝龍只是要把宋儒理學變成‘事功之學’，把談心性變成幹實事，這也是當下不少儒家士子已經提出來的主張麼。
就是不說當下，就是歷史上南宋永嘉學派的主張就很不錯。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代表人物葉適推崇“功利之學”，用他的話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而且人家雖然重視事功，提倡“務實而不務虛”，但也絕非“專言事功”，只是使用“功利”來衡量義理是否正確。理論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方能下結論，倘若不加檢驗，那麼就成了“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在人身上表現爲道德不可能脫離功利而獨立存在，即“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鄭芝龍真心覺得很不錯。
而現如今鄭氏的內部，以陳鼎等爲首的一批人，已經在開始尋找永嘉了。沒辦法，當年與理學派、心學派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現如今早就只存於史書中了。
但陳鼎他們也不是真的要徹底恢復南宋時候的永嘉學派，他們更多是提取了永嘉學派的一些個主張，一些個被鄭芝龍贊同、認同的主張，然後依次爲中心還是醞釀來。說到底，他們就是在給自己尋一個光鮮照人的“祖宗”罷了。
可只要中國能從理學走向功利，鄭芝龍就覺得今後的中國（這個時空），以它的基本盤，以他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就真可無憂了。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老子這纔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