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投行應成爲人民幣國際化的助推器
國際貨幣發展史已經充分表明，強大的國際貨幣需要有利的國際制度提供保護。不論是貨幣霸權國還是貨幣崛起國，都需要在經濟實力基礎上利用相關國際制度的力量，爲其貨幣尋求國際認可提供合法效應，同時利用制度的鎖定效應鞏固其貨幣地位。人民幣的崛起也離不開相關國際制度的保護。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道路，也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希望看到的發展前景。目前，中國GDP已佔全球GDP的12%左右，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製造業國家、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中國已經在全球15個城市啓動了人民幣清算行服務，同2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總量超過4萬億元。而且中國經濟還將以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持續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進入IMF的特別提款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5年11月30日，IMF執董會批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IMF總裁拉加德說，人民幣“入籃”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IMF對中國過去幾年改革貨幣和金融體系取得進展的認可。
1．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
（1）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與現狀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在國際範圍內行使貨幣功能，成爲主要的貿易計價結算貨幣、金融交易貨幣以及國際儲備貨幣的過程。1999年“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意大利記者問朱鎔基總理：“10年以後人民幣會實現國際化嗎？”朱鎔基總理回答：“人民幣能否成爲世界貨幣，這個問題現在還言之過早。”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確實還言之過早。因爲那時我們的外匯儲備僅有1000多億美元。但今天，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外匯儲備達到了4萬億美元，不得不討論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在2009年10月華盛頓的20國峰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從2009年開始，人民幣國際化正式起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到“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就是爲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明確提出經濟工作的五項任務和經濟新常態的幾項主要特徵，同時還提出“要努力提高對外投資效率和質量，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優勢產業‘走出去’，開展先進技術合作，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此之前，雖然我們已經從政府的層面開始推人民幣國際化這件事，但在國際交往中，儘量不用“人民幣國際化”這個提法，只是說“提高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和投資中使用的比例”。
圖1 2009—2013年人民幣國際化指數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
貨幣國際化指數是對貿易計價結算、金融交易以及政府國際儲備這三大功能全球佔比的加權平均，可以從總體上得出一國貨幣在全球使用中的佔比情況。因此可以用貨幣國際化指數來反映一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
從2009年人民幣國際化正式起航以來，人民幣國際化保持了快速推進的態勢，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從2009年的0.02%上升到2013年的1.69%。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雖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但與現有的國際貨幣相比，還有較大差距。2013年，美元的貨幣國際化指數高達52.96%，歐元爲30.53%。
雖然人民幣目前在全球使用中佔比很小，但我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2015年，我國GDP佔世界比重高達15.5%。所以說目前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我國的經濟實力嚴重不匹配。這就造成了一種“大經濟小貨幣”的局面。
圖2 2013年各國貨幣國際化指數比較 資料來源：《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
圖3 2013年各國GDP佔全球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站
圖4 2013年各國進出口總額佔全球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站
（2）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分析
首先，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提升中國國際地位。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伴隨着金融的崛起，伴隨着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從曾經的英國到今天的美國，從曾經的英鎊到今天的美元，都是這個規律。其次，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幫助中國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自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元成爲主要的國際貨幣，在貿易結算、投資支付、國際儲備中使用最爲廣泛，爲各國所需並大量持有，世界各國將商品和金融資產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美國，換回美元信用貨幣，對美國而言，只需輸出信用貨幣即可無償享受他國商品、勞務。美元在國外沉澱，年復一年地無償利用其他國家等額的商品或服務，這就是國際鑄幣稅收益。最後，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幫助我國在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維護本國正當利益，免受現行不合理國際貨幣體系的侵害，實現中國經濟的穩健增長。同時，獲得與中國經濟地位相匹配的人民幣國際地位，有效避免中國陷入美元陷阱，蒙受美元波動造成的損害，切實維護人民的勞動成果，確保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住了整個世界。”凱恩斯從另一個角度指出：“要顛覆一個社會，最微妙且保險的方式就是搞壞它的貨幣。”如果我們還處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不需要探討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因爲那時我們的外匯儲備僅有1000多億美元。但今天，4萬億的外匯儲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燙手山芋”，拿着它不知道該怎麼辦，不得已只好去買美國國債，結果就是被美國“綁架”，被美元緊緊的拴住。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華爾街曾經流傳着一句名言：“如果格林斯潘打個噴嚏，整個地球都會顫動。”爲什麼？原因就在於整個世界的經濟都被美元套住了。那麼，格林斯潘這個噴嚏是怎麼震動我們中國大地的呢？因爲我們4萬億的外匯儲備是用美元的方式來持有的，我們進出口的時候用的是美元。具體來看，鉅額的外匯儲備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着我國的金融安全。
第一，外匯儲備倒逼央行不得不發行貨幣，不利於我們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按照現行的結售匯制度，外匯進入過多，經央行兌換後會被動增加一國貨幣供應。這會引發國內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上升。增加了中央銀行對衝操作的壓力。有人開玩笑說：“中國央行是美聯儲北京分行”，這句話反映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中國80%以上的基礎貨幣都是外行佔款，也就是說我們的人民幣都是央行根據外匯儲備印刷出來的。
第二，承擔美元貶值的風險。從過去的歷史看，美國爲維持其利益，往往不顧他國利益。2008年金融危機後，兩輪量化寬鬆政策，大量發行美元，等於逼着人民幣升值。
第三，不得不被美國套牢。我國擁有接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國外匯儲備大量投資於美國債券，這樣易被美國“劫持”和“綁架”。曾經有人提出，可以用我們的外匯儲備購買黃金或礦產等戰略儲備型資源，我們也曾這樣試過，但現在已經形成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漲價”的局面。我們買黃金，黃金漲價；我們買礦產，礦產資源不僅漲價，而且還會遇到發達國家的阻撓和干涉。胡錦濤同志曾經表示他對兩大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比較擔心，一個糧食，一個能源，尤其是能源。但我們的外匯儲備卻無法去購買能源作爲我國的戰略儲備資源。
圖5 外匯佔款在基礎貨幣中的佔比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根據美國財政部公佈的數字，中國目前持有1萬億美元以上的美國財政部債權和1萬億美元以上美國公司債權。這2萬多億美元資產，構成了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部分。當美元大幅下跌時，美國認定中國不會大量拋售美元，因爲這樣做會加速美元下跌，中國的損失反而更大。因此保障其安全、降低其風險就顯得尤爲迫切，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通過中國企業“走出去”，才能讓外匯儲備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另外，2009年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行的4萬億元刺激經濟計劃所形成的過剩產能，也有可能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得以緩解。事實上，中國包括高鐵技術在內的一些技術資源在亞洲和非洲乃至南美洲地區有相當的吸引力，中國企業“走出去”正好讓中國企業有大顯身手的機會。
（3）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可以概括爲“一主多元”, “一主”就是指美元，而“多元”是指歐元、日元和英鎊。該體系中，儘管美元不是“一元獨霸”，但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從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來看，主要有如下幾個方向：
首先，最理想的方向——建立超主權貨幣。從未來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來看，建立超主權貨幣自然是最理想的解決方式。這種超主權貨幣應該與主權國家脫鉤並具有高度獨立性。早在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上，英國的“凱恩斯方案”就提出要建立一種超主權貨幣，但由於戰後英國地位的下降，美國以其政治、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壓倒之勢迫使英國接受美國的主權貨幣成爲國際儲備貨幣。
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類似於超主權貨幣，但其現在用途有限，分配不合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建立超主權貨幣再次成爲人民討論的熱點。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思路。具體思路就是改進現有的特別提款權，對其不合理的地方進行完善，修修補補，成爲超主權貨幣。但現在最大的障礙還在於美國，建立超主權貨幣意味着美國就要放棄當前的既得利益，這是美國所不願意看到的。
其次，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向——區域貨幣。目前，歐元已經將區域貨幣構想付諸實踐。儘管有過歐債危機，但總的來看比較成功。2001年的上海APEC會議期間，蒙代爾發表了對未來世界貨幣格局的看法，認爲未來世界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元區。他認爲，在全球的超主權貨幣建立之前，亞洲建立亞元是大勢所趨。
最後，可能性較大的方向——建立多元貨幣體系。建立超主權貨幣有太長的路要走，難度很大，原因在於美國不願意進行國際貨幣改革，因爲這種改革會降低美元的壟斷力量。因此，在很長的時間內，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較好的、也是無奈的選擇是形成實力相當的多種國際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約，達成相對均衡的格局。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是比較現實可行的路徑選擇，這樣的多元化體系既能夠與當前的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形勢相適應，同時也符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多元的儲備貨幣格局，還能夠有效預防美國利用其地位，過度舉債後以打開印鈔機的方式來還債務的問題。因此，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的中國，在構建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發出自己的聲音，擴大人民幣的話語權。爭取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足鼎立的局面。
2．中國在全球層面的“改制”努力
儘管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於20世紀70年代徹底崩潰，但美國在1944年所建立起來的一系列護持美元地位的全球性國際制度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強化。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仍然由美國主導，而且在後佈雷頓森林時代中發揮着更加重要的作用。1975年，美國發起成立的七國集團（G7）成爲此後其領導全球貨幣治理的核心平臺 ，這三大正式的制度體系構成了支持美元霸權的基本框架。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起航以來，中國一改昔日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韜晦”角色，開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國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利益和權利訴求。
第
一，推動二十國集團（G20）取代G7成爲全球經濟治理（包括貨幣治理）的核心平臺，以爲中國爭取更大的貨幣發言權。作爲“經濟聯合國”, G7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裡壟斷了全球貨幣事務的治理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新興國家一直在國際貨幣事務中處於邊緣地位。在這一制度治理結構下，其他貨幣的崛起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雖然東亞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地區性金融和貨幣危機衝擊了G7的合法性，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領導的發達國家壟斷國際貨幣治理的基本格局。戰爭和危機往往是改變既有權力格局的最好催化劑。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全球經濟的核心治理機制實現了從“G7時代”向“G20時代”的轉變，以一種制度突變的方式解決了中國參與全球貨幣治理的問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國因爲其日益增強的實力發揮了重要而關鍵的作用。G20取代G7，一舉改變了中國在貨幣事務中只能擔當局外人的局面，爲今後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最爲宏觀的制度平臺 。
第二，推動既有全球性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以反映人民幣崛起的新格局。除了提升G20的制度地位外，中國還進一步推動以IMF和世界銀行爲代表的既有全球性金融機構進行結構改革，主要是份額權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一是提升中國在IMF等國際金融治理機構中的份額權（包括與之相關的投票權）。作爲IMF和世界銀行的核心創始者，美國一直在這兩大金融機構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權和份額權，並且是唯一享受否決權的國家，而中國長期以來在這兩個機構中處於邊緣地位。在過去十多年裡，中國經濟規模先後超過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既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地位與自身實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顯，這顯然不利於人民幣的崛起。
二是中國不斷向國際金融機構輸送更多的高級職員。除了份額權改革外，中國還積極推動這些機構的人事權改革。儘管這些金融機構的職員並不直接代表本國利益，但大量中國籍人士出任國際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有助於將中國理念和價值帶入這些機構，從而能夠隱性地提升中國在國際貨幣領域的話語權 。
第三，推動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國際貨幣職能，以弱化美元作爲國際首要儲備貨幣的地位。2009年3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峰會之前發表文章，提議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以取代現行的“單一國際儲備貨幣”，批評的矛頭直指美元濫用國際貨幣的特權。這種非正式的公開倡議，被普遍認爲是中國首次公開對美元國際地位的挑戰，並得到了俄羅斯、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國家的積極響應。特別提款權（SDR）作爲一項國際儲備資產，不僅能在短期內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國際收支清償需要，而且能夠避免單一依靠美元資產所存在的各種風險。正是意識到SDR潛在的超主權貨幣特性，中國在提升SDR作爲國際官方儲備貨幣地位過程中積極發揮作用，以使其逐步取代美元成爲國際匯率調整的基準，藉此制衡美元。根據2009年G20倫敦峰會達成的協議，IMF增發2500億美元的SDR，使總額達到2040億單位，約合3160億美元，中國按比例獲得約93億美元的SDR，全球排名第六。這意味着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提升。
作爲貨幣崛起國，中國對改革以美元爲中心的相關國際制度體系有着強烈的訴求。蒙代爾很早就預測指出，“美國將會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最保守的力量”，它將成爲“體系維持者和特權享有者”。作爲守成的貨幣霸權國，儘管美國在金融危機的**階段確實通過一些妥協和讓步來滿足中國的“改制”要求，進而換取中國對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支持，但隨着金融危機壓力的逐漸緩解，美國對於中國在全球層面的一系列“改制”努力施加了越來越多的阻礙。
首先，美國有重新強化G7而冷落G20的趨勢。在金融危機的最初幾年， G20在集體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2010年G20首爾峰會召開前夕，美國白宮宣稱，“美國已將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重點從八國集團轉向了二十國集團”。但從2011年開始，隨着中美和俄美地緣政治矛盾不斷加劇，美國開始有意冷落G20，排斥中俄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造成該機制有重新淪爲“清談館”的趨勢。
其次，全球金融機構的份額權和人事權改革至今沒有實現。美國國會至今仍然拖延有關IMF和世界銀行份額權改革方案的表決。IMF的重大改革須獲得85%的投票權才能生效，美國掌握着近17%的投票權，相當於其利用自己事實上的否決權阻撓了IMF改革，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不滿。
此外，美國也無意改變世界銀行行長繼續由本國提名的人事制度。自成立以來，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則由美國人擔任，這已成爲一種不成文的慣例。2012年，在新一任世行行長爭奪戰打響前夕，時任世行行長的佐利克就稱，“美國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本應在頂尖的國際機構中擁有一席之地”，傳達出其希望世行中的“美國血統”繼續傳承的暗示。儘管遭遇了來自新興國家的巨大挑戰，但美國提名的韓裔美籍醫學專家金墉還是當選了世行行長。
最後，美國反對SDR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不支持人民幣被納入SDR的貨幣籃子。面對周小川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倡議，美國總統奧巴馬立即表示美元依然堅挺，沒有必要設全球貨幣取代美元。而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參加2011年G20南京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時稱，美國支持改變SDR一籃子貨幣的構成，“但有關國家必須具備彈性匯率政策、獨立的央行並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這等於變相否定了人民幣加入SDR的可能性，也表明美國政府無意改變現有的制度體系。
從中國在過去五年的金融和貨幣外交實踐來看，直接改革美國主導的、以美元爲中心的全球貨幣制度十分困難。諸多證據已經表明，美國不會輕易允許中國來改革對美元有利的既有制度體系，隨着美國經濟的不斷復甦，以及所面臨的危機壓力日益緩解，其對中國在全球層次的“改制”行動所施加的阻力將會越來越大。
亞投行的金融外交可謂已經初戰告捷，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它遠未到達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階段。亞投行目前還停留在願景階段和初步成立階段，關於亞投行的運行，今後還有一場同樣關鍵而且更加艱鉅的金融外交戰役要打。一是圍繞即將拉開序幕的亞投行章程的談判和制定，各利益相關方勢必進行激烈角逐，以爭奪對自身有利的規則制定，中國如何協調各方利益關係，保障章程順利制定，都考驗着中國外交技巧和制度設計能力。二是亞投行真正運行起來，如何協調亞投行和既有國際開發銀行以及與貸款國之間的關係，確保亞投行的投資項目能夠平穩展開，以及如何提升亞投行的信用評級和保障亞投行的投資安全，對於作爲主要投資國的中國而言，也是金融外交的巨大考驗。
3．中國需要另闢蹊徑，重新“建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一片混亂，七國集團（G7）和IMF等束手無策，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與巴西、印度等國家一起在二十國集團中發揚同舟共濟的“地球村”精神，先後承諾近1000億美元，擴大IMF的救助資金規模，並在國內率先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方案，不僅使中國經濟迅速穩定復甦，而且有效防止了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世界經濟的崩盤。但是，西方國家在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危險時刻過去以後，便從同舟共濟轉向“同舟共擠”，不願放棄在全球治理中的既得利益，也不願接受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逐步轉向“東西方共治”的現實。
由此，在人民幣的崛起進程中，中國的國際制度外交只能繞開霸權國另闢蹊徑，從全球“改制”轉向區域“建制”。事實也證明，中國在新興國家和周邊區域進行的與貨幣相關的制度建設成績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幣崛起的區域制度基礎，這也預示着人民幣的崛起將走一條“邊緣包圍中心”的新道路。
以金磚國家（BRICS）爲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面對發達國家的拖延戰術，採取主動行動，改革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於2014年7月在巴西召開金磚國家峰會時決定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分別爲500億和1000億美元。中國在其中發揮了引領作用。當時，美國和西方國家輿論一片譁然，炒作中國和金磚國家想“顛覆”國際金融秩序。2013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從“惠鄰、富鄰”政策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實際需要出發，開始籌建亞投行，亞洲鄰國積極響應。2010年至2020年亞洲需要基礎設施資金8萬億美元，中國的倡議完全是希望讓中國發展成果惠及周邊鄰國，以實現合作共贏。
（1）強化金磚機制貨幣合作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2009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創建的一個重要的區域性制度框架。中國在該機制下積極推動成員國之間的貨幣合作，從而促使金磚機制成爲護持人民幣崛起的一個重要制度基礎。美國在金融危機期間通過貶值美元對外轉嫁危機的行爲，刺激了金磚國家基於新興大國的共同身份認同和反對美元霸權的共同利益訴求走到一起。2009年6月，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四國首腦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峰會，宣佈成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這標誌着金磚國家作爲一個國家組合正式登上國際舞臺，具有重要的國際政治意義。
金磚機制雖然關注政治、安全、經濟、環境和能源等非常廣泛的全球性問題，但是國際金融改革、特別是國際貨幣改革問題一直是金磚機制最核心、最持續的關注議題。金磚國家不僅爲此發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對外改革呼籲，而且採取了切實的行動來提升內部成員貨幣合作的水平。
在外部改革呼籲方面，金磚國家在2009年的首次峰會上系統地提出了“改制”的要求，其中包括：支持G20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中心作用；應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和高級領導層選舉應遵循公開、透明和擇優原則；強烈認爲應建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和更加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一系列訴求成爲此後歷屆峰會的主要內容，並且在“改制”細節上更加完善，在“改制”願望上更加迫切。在2011年的三亞峰會上，金磚國家首次觸及更加具體的SDR改革問題，包括SDR一籃子貨幣的組成問題。在2012年新德里峰會上，金磚國家明確表達了“歡迎發展中國家提名候選人競選世界銀行行長”。而在2014年福塔萊薩峰會上，金磚國家“對2010年IMF改革方案無法落實表示失望和嚴重關切”，並認爲這將“對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帶來負面影響”。這是金磚國家迄今爲止在該問題上所發出的最爲嚴厲的言辭。
由於當前的制度結構賦予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相當的既得利益，新興國家要想從實質上改革全球層面的制度體系，難度依然很大。儘管如此，憑藉着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中國聯合新興國家不斷抱團發聲，以既有制度挑戰者和修繕者的姿態倡導制度改革，特別是其對既有國際金融機構合法性的質疑，仍然對發達國家構成了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除了這些對外呼籲之外，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在貨幣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內部合作，並藉此施壓外部改革。
首先，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和推進本幣貿易結算，以實際行動增加自身貨幣使用，推動建立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而制衡美元霸權。2010年的巴西利亞峰會是一個重要突破，與會成員國首次提出“要求四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對有關區域貨幣機制進行研究”，同時“爲便利四國貿易與投資”, “將研究貨幣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國本幣貿易結算等”。這意味着金磚國家開始着手內部貨幣合作。
在2011年的三亞峰會上，金磚成員國簽署了《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金融合作框架協議》。根據該協議，成員國將合作發行債券，加強擴大本幣結算和本幣貸款等方面的合作。這是金磚機制爲反對美元霸權所提出的最具實質性的措施，而且五國貨幣之中人民幣更穩定，因此使用人民幣的可能性更大。而後，一系列減少美元使用的具體實際行動不斷開展。中國與俄羅斯在本幣結算方面起步最早並具有一
定的規模，如兩國於2003年簽訂了中俄邊貿本幣結算協議，到2013年，兩國本幣結算份額不斷提高，並被越來越多的中俄企業認可。中國與印度在2006年重啓邊貿交易體現出少量的本幣結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佈允許印度企業借入人民幣貸款以降低從中國進口的成本。中國與巴西的本幣貿易結算始於2009年10月，近年來又因兩國本幣互換協議的簽署有了進一步發展。中國與南非自2010年年初就啓動了本幣結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爲亞洲以外爲數不多的幾個人民幣結算額大幅增長的國家之一，兩國近10%的貿易使用本幣結算，其中人民幣佔8.7%。
其次，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金磚應急儲備機制。鑑於美國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銀行的實質性改革，金磚國家開始另起爐竈，建立由自身主導的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會上，金磚國家開始評估建立開發銀行的可行性。2013年的德班峰會上，各方正式同意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不僅如此，此次峰會還同意建立初始規模爲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安排，以建設金融安全網。這兩大區域金融機構的建立，標誌着金磚機制的內部貨幣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的福塔萊薩峰會上，金磚開發銀行和應急外匯儲備機制的相關細節正式出爐，意味着這兩大機構的成立步入快車道。其中，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由創始成員國平等出資；銀行首任理事會主席將來自俄羅斯，首任董事會主席將來自巴西，首任行長來自印度；銀行總部設於上海，同時在南非設立非洲區域中心。在1000億美元的應急外匯儲備基金中，中國提供410億美元，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分別提供180億美元，南非提供其餘的50億美元。各國投票權與承諾出資額掛鉤，但爲兼顧各方訴求，設5%的基本票由五國均分。綜合計算後，中國投票權爲39.95%，印、巴、俄各爲18.1%，南非是5.75%。
金磚開發銀行成爲自1991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以來設立的第一個重要的區域性多邊貸款機構，其不僅彰顯了金磚機制成立六年來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還標誌着金磚國家在貨幣合作方面已邁入務實新階段。不僅如此，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機制賦予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新參與者”形象，“是對由西方主導的機構未能適應形勢變化的斥責”。作爲金磚國家中最大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毫無疑問是最有可能獲得主導地位的貨幣，因此，人民幣將成爲金磚機制在貨幣領域所推動的對外改革和內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2）推動上合組織貨幣合作
儘管上海合作組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它在經濟合作方面還遠遠落後於歐盟等其他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現有的經濟合作也集中在貿易、投資、能源、電信和交通等領域。因此，中國在如何利用上合組織的制度框架來助推人民幣崛起的問題上還處於探索階段。2005年10月，上合組織成立了銀行聯合體，以擴大成員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與合作，這標誌着上合組織金融合作的開端。
金融合作必然會對貨幣合作產生需求，近年來，中國正試圖將貨幣合作引入上合組織框架，將其打造成爲保障人民幣崛起、特別是人民幣區域化的另一個區域性制度框架。目前，中國在推動和強化上合組織貨幣合作方面，有以下幾個着力點。
第一，通過加快成員國貨幣互換，加強區域金融自救機制建設，並適時將雙邊貨幣互換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多邊化。貨幣互換是雙邊層面上國家之間的相互援助，對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和貨幣安全能夠起到重大作用。除了危機應對之外，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是推動本幣使用的一種創新形式，通過互換，國家將得到的對方貨幣注入本國金融體系，使得本國商業機構可以借到對方貨幣，用於支付從對方進口的商品，藉以減輕因美元流動性缺乏所帶來的貿易融資萎縮，並以此來穩定金融市場。貨幣互換的目的在於降低籌資成本及防止匯率變動風險造成的損失。目前在上合組織中，俄羅斯盧布和哈薩克斯坦堅戈之間已按相關協定穩步推進本幣自由結算，開創了歐亞經濟聯盟各國間貨幣結算的先河。而中國現也已與其他五個成員國中的三國——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分別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然而，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這種本幣互換的規模和程度還需進一步強化，因爲除了中俄本幣結算從邊境貿易擴大到一般貿易，並擴大了地域範圍以外，與另外兩國的本幣互換規模都相對較小，如中烏本幣互換規模僅爲7億人民幣。中國應加快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實現貨幣互換的步伐，這意味着要推動中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雙邊貨幣互換的多邊化，保證在各國之間順利實現貿易的結算和金融風險的援助，藉此逐步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功能，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礎。
第二，建立區域性貿易和投資的結算支付體系。這既是貨幣合作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強經濟合作的基礎，因爲現代化的支付結算體系能爲擴大區域貿易和投資規模提供便捷的服務。近年來，中國積極擴大與上合組織成員國的本幣貿易結算規模，不僅如此，中國還是上合組織銀聯體框架下提供貸款最多的國家，而且人民幣的貸款規模越來越大，這意味着，上合組織需要建立一個多邊框架下的結算和支付體系。而在充足的外匯儲備、龐大的外貿規模、相對完善的金融機制的支持下，人民幣有能力主導建立區域性貿易結算支付體系。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嘗試構建上合組織區域債券市場，推動各成員國之間債券投融資方面的合作。
第三，儘快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2010年，中國建議研究成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以支持上合組織框架下的多邊經貿合作。在其100億美元的資本金中，中國擬出資80億美元，其他上合組織成員國分擔其餘20億美元，但這一建議因未能得到俄羅斯的贊成而被暫時擱置。然而，當前中亞能源及經貿合作的發展態勢使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建立需求愈發迫切。2013年11月，李克強總理在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時也強調，要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以爲成員國互聯互通與產業合作提供融資支撐。由於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在上合組織中處於相對強勢地位，因此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應主要使用人民幣。此外，中國還可以通過加大對成員國的人民幣貸款力度，來加強人民幣在組織內部的流通。
（3）亞投行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亞投行應該和我國近年來推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經濟和金融戰略聯繫起來。無論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還是絲路基金，都是我國爭取國際金融話語權、降低外匯儲備風險的重要舉措。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愈發凸顯。中國要求改革現行不公平的國際金融制度，爭取更多的話語權。但是以IMF、世界銀行爲核心的國際金融制度改革一直受到美國等國的阻撓，未能實現。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只能選擇另起爐竈。無論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還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通過另起爐竈施壓改革的具體抓手。但遺憾的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都陷入了大國博弈與制衡之中，前者效率低下，進展不力，後者由於俄羅斯的反對仍然停留在願景階段。因此，只有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纔是真正的具有行動力的高效機制。具體地看，亞投行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亞投行的建立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結算的國際化。亞投行應採取以多種貨幣入股的模式，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建立區域性貿易和投資的結算支付體系，既是貨幣合作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強經濟合作的基礎，因爲現代化的支付結算體系能爲擴大區域貿易和投資規模提供便捷的服務。在充足的外匯儲備、龐大的外貿規模、相對完善的金融機制的支持下，人民幣有能力主導建立區域性貿易結算支付體系。
第二，擴大中國與各成員國的貨幣互換規模，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發行人民幣債券，培育多個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中心。加大人民幣與各成員國貨幣的互換額度，解決部分中小國家因儲備貨幣不足無法入股的問題。更進一步來看，要推動我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雙邊貨幣互換的多邊化，保證在各國之間順利實現貿易的結算和金融風險的援助，藉此逐步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功能，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礎。
第三，對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的貸款和投資過程中要儘量使用人民幣，由此將增大人民幣跨境存款的規模，增加離岸人民幣供應，形成以實體經濟爲後盾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又以人民幣“走出去”爲槓桿拉動需求的良性循環。以人民幣投資對外基礎設施的最大優點，是雙方的相關企業可避免由匯率風險所造成的損失，降低投資和運營管理成本。
第四，效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的模式，確立亞投行成員國中的幾種主要貨幣作爲儲備貨幣，比如人民幣、歐元、英鎊和盧布等，構成新的特別提款權（NSDR），鼓勵成員國使用亞投行儲備貨幣入股。同時，創新匯率形成機制，鼓勵亞投行各成員國匯率參考NSDR。
4．結論
亞投行有助於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和貨幣互換的規模，幫助人民幣最終實現國際化。在亞投行的資本構成中，人民幣應是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便於使用人民幣對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進行貸款和投資，將增大人民幣跨境存款的規模，增加離岸人民幣的供應，加快培育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形成一個以實體經濟爲後盾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又以人民幣“走出去”爲槓桿拉動需求的良性循環。
無論是在貨幣崛起還是在貨幣維持階段，都離不開有利的國際制度所提供的幫扶作用，國際制度是支持貨幣國際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礎。英鎊、美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的興衰歷史都表明，國際貨幣制度通過提供合法效應和形成鎖定效應等方式發揮作用，對貨幣形成穩定的國際地位，意義十分重大。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實施拉開了人民幣崛起的序幕。人民幣作爲一種趕超貨幣，面對貨幣同儕特別是霸權貨幣的競爭壓力，其國際地位的提升不能僅僅依靠市場自發力量的帶動，還需要中國通過積極有爲的貨幣外交爲其夯實政治基礎，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改革既有和另闢新建的國際制度外交。在貨幣領域，中國既是當前既有國際制度體系的改革者，也是新興國際制度體系的創造者。
由於中國在全球層面的政治領導能力仍然相對有限，而且遭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中國服務於人民幣崛起的國際制度外交的重點不是推動全球層面的“改制”，而是在區域層面的“建制”。具體包括強化金磚機制貨幣合作和推動上合組織貨幣合作等內容。這些都是人民幣崛起進程中十分重要的國際制度基礎。無論是“改制”還是“建制”，都爲未來國際體系預示了一種國際制度競爭的圖景，國際制度競爭將有可能成爲未來新型中美關係的基本特徵。
儘管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亞投行都在穩步推進之中，但距其開始實際運營並取得預期效果，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從內部來看，金磚銀行、亞投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能否成功，首先面臨如何解決股份、投票權分配和決策機制的問題。這些開發銀行發起國中，一些新興大國一方面資金實力有限，另一方面又不願看到我國在這些新成立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外部來看，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亞投行能否成功，還面臨如何處理與域外、域內大國關係的問題。成立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亞投行得到了廣大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熱烈響應和支持，這在客觀上會削弱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對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以及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依賴。美國爲了鞏固其世界金融霸主地位，不會輕易地放棄全球金融主導權。
雖然面臨着各種困難和挑戰，但只要本着團結合作、互諒互讓的精神，本着包容、開放、團結、合作、發展的理念，遵行開放的區域主義，在各方的努力下，金磚銀行、亞投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就一定能夠建設成爲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成爲適應廣大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發展需要並有助於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多邊開發銀行，爲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