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亞投行的功能定位
亞投行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作。其基本宗旨是通過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合作。如果條件具備，亞投行也將探索適當開展域外業務。同時，亞投行將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其他多邊及雙邊開發機構密切合作，促進區域合作與夥伴關係，共同應對發展領域面臨的挑戰。
習近平主席在對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表示祝賀時指出，亞投行應該加快促進本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爲亞洲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亞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團結合作共謀發展的願望、決心和行動。它也是一種創新機制，有利於推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將亞投行建設成爲一個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和適應本地區各國發展需要的多邊開發銀行。同現有多邊開發機構相互補充，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亞洲和世界經濟繁榮。中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朝着“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向前邁進。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健康發展態勢，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離不開世界。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提出建立亞投行的倡議，目的就是深化亞洲國家經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努力使中國自身發展更好地惠及亞洲和世界各國。
1．亞洲是命運共同體
2015年3月26日至29日，主題爲“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在海南博鰲召開。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提出了“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張，一時間，“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亞投行”一起，成爲當下最爲熾熱的詞彙之一。按照最樸素的理解，“命運共同”，可以是患難與共的夫妻，可以是出生入死的戰友，可以是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生意夥伴。但在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之間，這一宏大甚至有些深沉的詞彙，到底意味着什麼？
（1）命運共同體是亞洲國家對未來的希望，也是對自己境遇的認識
亞洲古稱“亞細亞洲”，意爲太陽升起的地方。在世界七大洲中，亞洲面積最大，陸地面積將近佔世界的30%；人口最多，超過41億，佔世界60%以上。文化多元是亞洲的特色，每一種文化都有獨特魅力，近年來，隨着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新勢力迅速崛起，亞洲已成爲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大洲，其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三分之一，越來越成爲國際政治經濟舞臺的核心角色。亞洲，正走在迎接新未來的路上。“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世界好，亞洲才能好；亞洲好，世界才能好。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和地區形勢，我們要把握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爲有利的地區秩序，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2015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11次提到“命運共同體”，他表示，邁向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首先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客觀理性看待別國發展壯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要共同維持亞洲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局面和良好發展勢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爲一己之私搞亂地區形勢。
事實上，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博鰲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時就提到了命運共同體；時隔兩年，在以這一關鍵詞爲主題的2015年年會上，習近平主席對命運共同體作出了更系統的闡述，提出各國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了大國的責任，指出大國意味着對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更大責任，而不是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更大壟斷。他同時提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爲一己之私搞亂地區形勢。
（2）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擔當
邁向命運共同體，中國能做些什麼？習近平主席說，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決心不會動搖；堅持共同發展，理念不會動搖；堅持亞太合作發展，政策不會動搖。“三個不動搖”體現了中國的責任與擔當。中國有實實在在的舉措：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倡議覆蓋亞歐非三大洲，連接亞歐兩大經濟圈，能夠促進沿線國家間相互合作。
命運共同體將如何實現“共同”？現階段看，伴隨着中國投入的400億美元絲路基金，已經起步的“一帶一路”倡議將覆蓋亞歐非三大洲，連接亞歐兩大經濟圈，這將促進沿線國家間相互合作和共同繁榮。同時，隨着亞投行籌建，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得以進一步具象化。我們可以樂觀地預判，未來，命運共同體成員將集體享受亞洲經濟一體化結出的碩果，而中國的作用將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重要。亞洲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三成，亞洲的資源非常富足，而亞洲各國的發展差距卻很大，這預示着亞洲各國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如果能打通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瓶頸，實現互聯互通，就可以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讓大家都得到好處。因而，合作是唯一出路。
中國一直力推亞洲地區合作，尤其是在地區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的深入合作。中國推動成立亞投行的做法無疑是這一倡議的直接體現，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也表明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極大提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本質上都是開放而非封閉的，這突出表明中國倡導的地區和周邊發展模式並非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壟斷。習近平主席對於各國平等相待和新安全理念的闡述，也直接表明了中國仍將堅持所有國家在地區發展和安全事務中地位平等的國際社會理念和和平發展的道路模式。
（3）亞投行不是獨奏，是合唱
互利是合作的根基。例如，菲律賓不甘心被排除在“新絲路經濟大餐”之外。針對中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構想，菲律賓表示，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很大，僅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無法解決全部融資問題。菲律賓對亞投行表示歡迎，稱“亞投行不會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產生競爭”，顯示出菲律賓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與中國合作的濃厚興趣。
共贏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以鋼鐵產業合作爲例，在國內市場，鋼鐵供給已經飽和，但優質的產能在國外卻大有可爲。印度一位大型礦石供應商負責人說：“三年前，印度一家風力發電廠在國內採購鋼材，對方只能12個月後供貨。後來到中國尋找供應商，他們4個月就供貨了，中國產品質量非常好，現在這個項目運行三年了。”印度鋼鐵缺口是0.3—0.4億噸，特鋼、硅鋼、軌道用鋼都供不應求，而中國的鋼鐵質量、價格在國際上都有相當競爭力。既加強多邊合作，又強化雙邊合作；既跳集體舞，又跳交誼舞，充分利用現有合作機制，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特點。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一帶一路”將更好平衡國內外供需，實現多贏。
2．亞投行致力於亞洲基礎設施建設
（1）亞洲百姓的心聲——大力改善基礎設施
住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郊外的羅西塔一說起上下班就叫苦連天。爲躲避早晚高峰，她每天早晨五點半就得出門，晚上七點半才離開公司。“上下班的路上，我從來沒見過太陽。”羅西塔說，“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可是這麼多年來，交通狀況並沒有什麼改善”。由於道路陳舊狹窄，雅加達經常嚴重堵車，街道上的汽車一眼望不到盡頭，三五公里路程常要行駛一個小時。加上雅加達排水系統年久失修，每逢雨季，到處內澇，更容易導致交通癱瘓。
同羅西塔一樣，改善基礎設施也是衆多印尼人心中迫切的願望。印尼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斯瓦格說：“人們總以爲發展中國家的基建不足大多在農村、山區，但對我們來說，不用出城，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基建有多落後。”作爲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之一，印尼有約5000萬人生活在沒有電力供應的地區，雅加達近一半居民家中未接通自來水，落後的基礎設施嚴重影響當地民生。
中亞國家基礎設施也普遍落後。以素有“高山之國”之稱的塔吉克斯坦爲例，該國國土面積93%屬高原和山地，交通閉塞是制約塔吉克斯坦經濟社會發展首要難題。由於連接首都杜尚別和其他地區的公路年久失修，山路難行，一到冬天大雪封山，公路交通完全阻斷，生產生活物資難以運達，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
基礎設施建設落後不僅影響民生，還嚴重影響外國投資者的熱情。通常，吸引外資辦廠要提供“三通一平”，即水通、電通、路通和場地平整，但印度多數地方水不通、電不夠，這大大降低了外國投資者在印度投資的熱情。印度的基礎設施落後問題拖得太久，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但面臨的首要問題仍然是缺錢。幸運的是印度政府不僅認識到了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的重要性，而且找到了解決方案，那就是加入亞投行，通過海外融資，解決基建工程啓動難的問題。印度政府預算案特別加強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這說明政府已認識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但問題的實質仍是印度缺少啓動資金。印度正在鼓勵本國及外國投資者、實業家加入投資印度的熱潮，而亞投行資金的注入無疑將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基礎設施發展滯後是削弱國家國際競爭力的“禍首”。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尼物流水平排名世界第五十三位，遠落後於本地區排名第二十五位的馬來西亞和排名第三十五位的泰國。由於缺乏完善的運輸網絡，商品的運輸成本激增，中國的橘子、澳大利亞的牛肉、泰國的芒果運到印尼，常比印尼國內出產的還新鮮，也更便宜。印尼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發展最穩定的經濟體，但路橋、港口、水電等設施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外資進入，削弱了國際競爭力。麥肯錫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2030年前將有9000萬印尼人進入消費階層，能源需求將達到目前的3倍，對物資的需求也將成倍增長。爲改善基礎設施，印尼總統佐科提出“海上高速公路”戰略，擬在全國各地修建和升級一大批港口、機場、鐵路、公路等大型項目，促進互聯互通。預計印尼互聯互通戰略所需長期投資額高達7000萬億印尼盾（1美元約合1.3萬印尼盾），但政府只能提供宏大基建計劃所需資金的不到40%，而印尼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單一的途徑、高昂的成本造成國內融資瓶頸。
印尼的情況在亞洲國家較爲普遍。單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無法滿足亞洲發展中國家龐大的基建投資需求。資金短缺是新建和改善基礎設施的主要瓶頸，也是百姓的苦惱所在。而定位精準的亞投行，業務重點正是基礎設施建設，這讓廣大基礎設施欠發達的國家的百姓看到了改善民生的希望。可以說，亞投行將成爲帶動東南亞基礎設施建設熱潮、推動地區甚至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2）亞投行致力於亞洲基礎設施建設
亞投行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同提出來的。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目的是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措施，加強沿線國家經濟聯繫並實現共同繁榮。其中，道路互聯互通是前提和基礎。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薄弱、公共財力有限，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目前處於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基礎設施對經濟的制約作用最強。如何籌集資金成爲關鍵。另據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書中的測算，亞洲地區2010年至2020年間，需要超過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費用，區域性基礎設施投資還需要3000億美元才能維持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僅印度尼西亞地區的基建就需要2300億美元的資金注入。而亞洲開發銀行每年僅有約130億美元的新貸款、新項目。因此，籌建亞投行的宗旨是通過對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領域的投資，推動亞洲經濟發展、財富創造和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中國經驗，也同樣適用於“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優先打通缺失路段，暢通瓶頸路段，提升道路的通達水平，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區域以及亞非歐之間交通運輸網絡，有利於發展沿線多邊貿易。根據規劃，“一帶一路”建設
要抓住交通基礎設施的關鍵通道、關鍵節點和重點工程，優先打通缺失路段，暢通瓶頸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護設施和交通管理設施設備，提升道路通達水平。隨着“一帶一路”的推進，亞洲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需求在不斷增長。但資金缺乏是瓶頸。那麼，“一帶一路”建設將如何籌資，來幫助沿線國家和地區完成基礎設施建設？
作爲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好比一個巨大的“血庫”，爲亞洲各國的發展和建設提供堅強後盾。而這一點，對於此次加入亞投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爲重要。尼泊爾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尼泊爾官員透露說，尼泊爾很多基礎設施都老舊了，將會制約經濟發展。“如果我們想在2020年左右脫離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就必須對它們進行改造，但政府缺乏資金。儘管我們推出各種公私合作的模式，希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但收效甚微，畢竟基礎設施投資大、週期長、回報率低。亞投行可以緩解我們的資金瓶頸。”這段話可謂說出了不少亞投行小夥伴的心聲。柬埔寨財政官員透露，柬埔寨正在努力實現2050年成爲中等收入國家的目標。但基建耗費太大，光建設鐵路就需要超過30億美元。這麼龐大的資金數目哪裡去尋？亞投行的出現可謂解燃眉之急，將爲融資提供一種新的範本。
亞投行從倡議籌建到漸入正軌，之所以短時間內即迸發出勃勃生機，關鍵在於其以擴大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爲抓手，牢牢把握住了發展這個各方最爲關心的話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亞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勢必繼續釋放亞洲的經濟發展潛力，這對於當前的世界經濟大有裨益。
亞投行是第一家集專業性、區域性、準商業運作爲一體的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服務領域專攻基礎設施，服務範圍針對亞洲區域，資金投向將更爲集中。相比亞行更爲關注社會發展領域，亞投行則更多關注鐵路、公路、橋樑、港口、電力、通信、油氣運輸等硬件領域，而這些領域很可能由於不符合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要求被亞行、世行否定。此外，亞洲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項目融資經驗，對基建項目態度謹慎，貸款條件相對保守。亞投行則有望帶來更爲靈活的審批程序與貸款條件，以及更多資金投向話語權。
3．亞投行有助於構建全球多層次開發銀行體系
最早的國際性開發銀行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1945年12月27日，28個國家政府的代表簽署了協定，宣佈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正式成立。大家熟知的世界銀行是世界銀行集團的俗稱，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五個成員機構組成。世界銀行是最早的多邊開發銀行，而且是全球性的。隨後，由於世界各地發展的不平衡及需要，又相繼出現了衆多區域性的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又稱泛美開發銀行，是世界上成立最早和最大的區域性、多邊開發銀行，成立於1959年12月30日，總部設在華盛頓。該行是美洲國家組織的專門機構，其他地區的國家也可加入，但非拉美國家不能利用該行資金，只可參加該行組織的項目投標。同年，歐洲投資銀行也正式營業，它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各國政府間的一個金融機構，總部設在盧森堡。其業務重點是對在共同體內落後地區興建的項目、對有助於促進工業現代化的結構改革的計劃和有利於共同體或幾個成員國的項目提供長期貸款或保證，也對共同體以外的地區輸出資本。主要爲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服務。1964年非洲開發銀行成立。非洲開發銀行是非洲最大的地區性政府間開發金融機構，共有53個非洲國家及24個非非洲區國家爲其會員，總部設在突尼斯。
1966年11月，亞洲開發銀行成立，總部設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亞行是一家致力於促進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發展中成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區域性政府間金融開發機構。目前，亞行有67個成員，其中48個來自亞太地區， 19個來自其他地區。中國於1986年3月加入亞行。亞行的宗旨是通過發展援助幫助亞太地區發展中成員消除貧困。亞行主要通過開展政策對話、提供貸款、擔保、技術援助和贈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員在基礎設施、能源、環保、教育和衛生等領域的發展。
表1 三大國際金融機構基本情況表 資料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此外，有影響的多邊開發銀行還有加勒比開發銀行（1969年10月成立）、伊斯蘭開發銀行（1974年8月成立）等。1991年成立的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則有着特定的背景，其宗旨是幫助和支持東歐、中歐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化，以調動上述國家中個人及企業的積極性，促使他們向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過渡。投資的主要目標是中東歐國家的私營企業和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該銀行最大股份擁有者是美國，佔10%，其次是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各佔8.5%，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總共擁有股份11.9%。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近年來受到關注的開發銀行。其目的是金磚國家爲避免在下一輪金融危機中受到貨幣不穩定的影響，計劃構築的一個共同的金融安全網，可以藉助這個資金池兌換一部分外匯用來應急。2014年7月金磚國家發表《福塔萊薩宣言》宣佈，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初始資本爲1000億美元，由5個創始成員平均出資，總部設在中國上海。
通過對現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的梳理和研究發現，除世界銀行外，其他都是區域性多邊開發銀行，其目的與宗旨大都是爲本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與環保等方面提供金融服務，從而讓本地區的經濟更加發達，讓本地區的人民更加富裕，讓全球的經濟更加繁榮和均衡。其中世行和亞行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最大，主要原因是他們由發達國家來主導。不僅如此，世行和亞行提供的金融服務，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很大的資金缺口。這就從客觀上說明需要有新的國際性開發金融機構來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可謂是應運而生。
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同時，亞投行的誕生打破了美國在世界金融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面。亞投行如同一條鮎魚，將給國際金融秩序輸入新鮮力量。
首先，在遵守國際通行慣例與合理規則的前提下，亞投行將推出以各國相互尊重爲主旨的中國版世界金融新規則、新秩序。例如，各國在亞投行的投資權重將以GDP爲主要依據。
其次，世界金融治理格局改變不可阻擋。經過戰後70年的發展，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然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並不能反映這種變化，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兩行的話語權和投票權依然受到限制。另外，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主要是從事扶貧、環境保護等事宜，而對用於基礎設施的投資卻十分有限，中國自立門戶成立亞投行，正好彌補這個空缺。
具體說來，亞投行和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有幾大不同之處。第一，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於全球和區域範圍內的減貧工作，但亞投行不以減貧爲主要目標，而是要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第二，亞投行是區域開放的，首先是面向區域內的國家，其次纔是區域外的國家。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和世界銀行行長都非常歡迎中方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認爲相互之間是互補的，而且願意聯合進行項目融資。亞投行還將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和好的做法。第三，亞投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也有促進作用。由於美國國會一直未予批准，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從2010年通過至今仍未落實。若亞投行發展起來，也能夠促進IMF的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諸多漏洞和不合時宜之處在世人眼中暴露無遺，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不過，國際金融改革進度之慢，也超乎世人想象，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甦與發展。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確定的份額改革方案，至今沒有得到落實。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亞投行，正是對已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查漏補缺”，是與現有多邊開發機構的相互補充。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創辦亞投行這樣一家新金融機構對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和地區影響力，將雄厚的經濟實力轉化爲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軟硬實力，顯然有着巨大的好處。中國也正是看到了二戰以後形成的現行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對於美歐和日本維護其國際地位，同時以更低廉的成本獲取全球資源方面的優勢，才決心嘗試另起爐竈，搞一套能夠發揮自身影響力的平行體系。同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都足以支撐這樣一個金融機構，它甚至可以成爲中國十分“煩惱”的外儲投資多元化戰略中的一部分。
因此，不論亞投行的前途多麼複雜、艱難，它畢竟代表着以中國爲首的新興市場拋開舊秩序另起爐竈的嘗試。其對加快全球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而言，註定會起到非常有益的促進作用。我們注意到，世行和亞行最近都宣佈了大規模的改革計劃——世行要“減員增效”，亞行則許諾“簡化流程”，這些舉措正是爲了迴應金磚銀行和亞投行這些後來者的競爭。
中國的興起將帶動全球秩序重組，中國帶領發展中國家選擇性接受西方的遊戲規則，也帶動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特別是中國啓動“一帶一路”大戰略後，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種種跡象表明，亞投行的建立以及之前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世界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的必然結果，標誌着世界金融體系正在發生變化。中國亞投行的運作成功，除了國內、國際兩方面的現實經濟意義，更是中國在國際大舞臺追求話語權、發揮影響力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
4．亞投行有利於全球經濟治理改革
中國倡導的亞投行目前擁有57個創始成員國，獲得了廣泛的國際認可，遠遠超出當初設想。亞投行定位準確，專注於亞洲不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彌補基礎設施投資巨大不足的缺陷。同時，亞投行代表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的新方向，將有力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進程。二戰結束以來，經合組織（OECD）國家在國際經濟體制中佔據支配性地位，隨着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這種全球治理結構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全球治理改革勢在必行。此外，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也爲亞投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增添了動力，長期以來歐洲國家對美國濫用霸權地位的現象表示不滿，法國等國長期要求限制美元與美國的影響。法、德等歐洲國家顯然希望通過加入中國倡議的亞投行來平衡美國的金融霸權影響。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倡議是開創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捱打，消極被動，都是強國要求中國“開放”國門，現在這個趨勢發生了逆轉，中國主導的倡議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主動要求別國開放市場。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是二戰後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制的創始國，中國並不像某些國際輿論批評的那樣是一個所謂的“搭便車”國家，中國爲全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與歐洲國家在亞投行方面的合作有利於加強多邊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亞投行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即國際機制不應當依據國家力量大小決定發言權，而應成爲各國平等參與的舞臺。美國推行“重返亞洲”戰略是促進亞投行崛起的重要背景因素。
亞投行的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產物。危機發生以來，中國成功應對了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同時也面臨經濟再平衡的壓力。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如外匯儲備增長過大、產能過剩明顯等問題，這是推動中國提出亞投行等國際經濟合作倡議的內部動因。在外部動因上，中國經濟在危機中快速崛起，國際社會包括髮展中國家希望中國能對國際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亞投行可以說是對這種國際期望的迴應。此外，從國際公共產品提供的角度來看，亞投行的目標不是要競爭國際影響力，而是要擴大地區公共產品的供應，目前亞洲開發融資這一公共產品明顯不足，亞投行將加強開發融資的供應能力，中國與受援國家都將獲益。亞投行的出現將創造一種競爭機制，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同時也將促進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由於各國力量分配更加平衡，未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將更加多元化，更加平等民主，中國倡導的互利雙贏將成爲國際經濟合作的一
種新模式。
從本質上說，任何國際制度的誕生都是全球經濟發展變化的產物。二戰後以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爲框架的全球治理體系曾運行良好，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加入。但是，這一體系逐漸出現分化，1999年以來WTO部長級會議多次失敗反映出窮國和富國公然分化，結果是國際體系受損、區域主義縱橫交錯。2008年金融危機後，尤其是近兩年，美國經濟復甦與歐洲停滯形成發達國家間的分化。亞投行獲得衆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支持，是世界經濟分化所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制度體系，亞投行是順應時代的產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擱置，中國與其他國家表示失望，而美國誤判了其他國家想要加入亞投行的意圖。同時，奧巴馬和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對亞投行是否能保持管理和放貸業務上的“最高級別的國際水準”表示懷疑。可以想見，在亞投行組建運行的過程中，國際水準將成爲美國指點亞投行的主要說辭。究竟該如何客觀看待所謂的“最高級別的國際水準”？
首先，應充分肯定亞投行的出現是發展中國家撬動當前國際制度體系的槓桿，是制度創新。奧巴馬所說的國際水準是舊時代的水準。日益分化的世界必然導致全球治理機制出現更多創新，美國“重返亞太”的自貿區談判也是一種適應體系變動的制度創新。中國倡導的亞投行激起如此漣漪，只是因爲這個創新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基因。
其次，需防止高級別國際水準成爲針對亞投行的制度壁壘。高水準總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是正向的激勵，也可能是反向的壁壘。亞投行吸引大批發達國家加入，搭上共同發展的列車，不應用所謂高級別國際水準拖亞投行的後腿。減少反向制度壁壘的好辦法是開放合作，相互包容，爲到達終點共同努力，使列車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和標準。
再次，要減少制度錯配，保證亞投行目標的實現。國際體系中制度錯配常常出現，以世界銀行爲例，以減貧爲目標的世界銀行同時採取股東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框架，既要考慮貸款供給的收益，也要考慮減貧的需要，這使世界銀行貸款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一定錯配。亞歐諸多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於有需求無供給的狀態。林毅夫教授曾提出大規模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他認爲，這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可實現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贏的目標。亞投行業務定位於此，希望能減少錯配，實現共贏發展。
最後，要給制度創新過渡期。世界銀行、WTO這些國際組織具有70餘年的歷史，其規則的建立是一個不斷積累、完善的過程。另一方面，適應規則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1995年WTO知識產權協定落實時，就給予了發展中國家更長的過渡期去適應新規則。亞投行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給予創新過渡期。
5．亞投行是更多地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新型國際金融機構
在中國提出籌建亞投行之初，各國反應千差萬別，有的支持和響應，也有的懷疑和反對。反對者提出，目前的國際金融合作框架中已有世界銀行，亞洲區域內也有亞洲開發銀行，中國根本沒有必要籌建亞投行。有的甚至認爲，組建亞投行不過是中國謀求更多的國際金融話語權、挑戰美國的行爲。
事實勝於雄辯，從50多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積極響應並希望成爲亞投行的創始國看，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之外成立亞投行是非常必要的。亞投行也不是爲了挑戰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或挑戰美國的權威，而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彌補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不足，使得國際金融體系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夠更有效地發揮金融功能。
第一，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支持遠遠不能滿足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的資金需求，需要新的金融支持機制。2013年，亞洲開發銀行提供給各主權國家的貸款總額爲117.68億美元，世界銀行提供給亞洲的貸款總規模只有157.73億美元，兩者合計不足300億美元，與亞洲地區基礎設施8000億美元的融資需求相比，少得可憐。亞投行資本金1000億美元，致力於匯聚全球富餘資金，以基礎設施項目爲對象發放主權貸款，以PPP等形式動員包括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需求，有效彌補上述兩個國際金融機構金融支持不足的缺陷。
第二，亞投行的目標單一，所產生的外部效應更高。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目標主要集中在消除貧困，其貸款被分散運用到教育、衛生、信息通訊、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等多個領域，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較少。亞投行的目標則主要是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通過增加基礎設施供給，經濟增長的基石更加牢固，這實際上是長期消除貧困最有效的手段，從這一意義上講，亞投行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是殊途同歸，有望成爲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巨大正能量。
第三，亞投行將更多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搭建更爲公平、公正的國際金融合作框架。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治理結構上不合理，較少給予發展中國家話語權，較少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歷任世界銀行行長都由美國人擔任，美國在制度設計上還擁有重大事項一票否決權，這與當今民主制度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徹底相悖。類似的制度設置也存在於亞洲開發銀行中。與此相反，中國倡導、組織籌建的亞投行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中的包容開放與合作精神，而且會更多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利益。按照亞投行的出資規則，中國是最大的出資國，然而，中國政府已經公開表態，將充分發揚開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合作理念，絕不會將中國意志強加給亞投行，亞投行將按照國際規則和市場規律進行運作。因此，具有不同於當前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亞投行，樹立了一個新興經濟體主導、參與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典範，爲正在進行的國際金融秩序變革作出了實質性貢獻。
6．亞投行功能定位決定其治理結構
面對亞洲經濟必然成爲“增長極”與客觀存在的“不連通”的矛盾，以金融主導、引導亞洲經濟發展動力、優勢和短板的三維平衡，應是亞投行經營功能作用定位的主體內容，偏離這一主體內容而談治理結構，沒有實際意義。對基礎設施及互聯互通建設的投入，需落腳到利益分享式經濟特質的培育與完成上。亞投行的發起和設立，爲國際金融結構和秩序的完善與補充，增添了一股新鮮力量。經濟實力基礎與金融結構主導的反差與背離，是催生亞投行最現實的動力，亦是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力量對現有金融秩序最直接的撞擊。亞投行的創設，也可視作中國經驗的全球分享及規則訴求的全球認同。必須承認，完成這樣的過程，很不容易。幾乎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滿艱辛和挑戰。
這些年，國際舞臺上的“中國行動”，常會被個別國家用另類標準貼上特別標籤。無論建立各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還是創立金融多邊合作機構，排斥和阻撓總是如影隨形。其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往往以“治理結構”爲焦點，原有秩序主導者的反應，變得更強烈與毫無掩飾。在此次發起和籌備亞投行的過程中，圍繞股權結構公平性、運行機制透明性、貸款配置公正性和決策流程高效性等問題，掀起的補充還是替代、完善還是顛覆的爭論，遭遇的所謂治理結構最高標準的質疑與糾纏，就是前述特徵的集中體現與爆發。
其實，亞投行選擇什麼樣的治理結構模式，是其“胎動”時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更重要的是，這種治理結構模式必須受“胎動”後主要功能作用定位的影響和約束。所以，亞投行經營功能作用定位比治理結構的博弈更重要，這是問題的核心和關鍵。“亞投行熱”說明全球現時的主體金融結構和力量，在不同的地域和環節上，已不太能客觀反映新經濟結構的變化現狀，也不太能體現新經濟力量的權利意志。現有的金融秩序和治理制度需要加快改善。對於任何類別多邊金融組織的產生、存在和發展來說，其經營內容是否代表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和主流趨勢，纔是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以此爲基礎，纔可能真正生長出最佳的治理結構機制。
從本質上說，金融治理結構是爲經營內容服務的。任何類別的治理結構，一定是依據變化的內容所形成的客觀產物，並不存在固有的治理結構模式。以內容變化的客觀性才能真正體現治理結構的專業性、代表性和時代性。亞投行功能作用定位的“三維平衡”，需以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的利益共享爲根本。作爲新型國際金融多邊合作組織，亞投行實際上又是一種新型經濟力量崛起的成果分享機制。亞投行的起步、推進和發展過程，本質上是全球不同國家和經濟體利益再聚集和再分配的過程。G7國家在加入亞投行選擇上的分化，說到底是利益選擇的分化。分享亞洲或者說新型經濟的發展成果，是亞投行影響力和集合力的根本原因。當下，無論是世行還是亞行，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特別提款權制度的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甚至步入“死衚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背離了這一邏輯。爲此，應當堅持“綠色經濟”發展方向，不走以犧牲環境、破壞生態爲代價的發展經濟老路，這樣的發展模式對於未來經濟具有引領、標誌和示範效用，能在物流、人流和資金流更爲通暢的前提下，讓山更清水更秀；應當堅守“開放經濟”發展原則，不僅在基礎設施及互聯互通建設中，讓全球分享就業、工程參與和產業升級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升級版的亞洲經濟具有衆多通道，對接全球經濟，形成更大的國際交流能量；應當堅定“效率經濟”發展目標，在加快亞洲經濟一體化以及形成產業分工新優勢過程中，體現更多高效性，要利用“互聯網+”的新業態，打造全球經濟的效率新高地；應當堅實“創新經濟”發展內容，以創新來吸吮發展動力，以增多產業龍頭來壯大發展力量，以優化結構來平衡發展矛盾，真正實現相對均衡發展中的包容性增長。
亞投行的初始資本金爲1000億美元，而近萬億美元的巨大供需矛盾，也就賦予了其另一項特殊使命：主動引導和帶動民間資本良性發展，有效融合和協調原有金融力量共同發展。這是其經營功能作用定位不能或缺的內容，也是實現治理結構動態優化的重要路徑。
7．亞投行是中國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重要嘗試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只有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深度合作，纔能有效解決諸如疾病傳播、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而這些全球性問題的根源都指向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當前，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顯著，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如何幫助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快速脫貧進而發展經濟，不僅關係到發展中國家的切身利益，也關係到發達國家的安寧和可持續發展。
獲得更多的全球性公共物品，對發展和消除貧困非常重要。世界銀行認爲，所謂全球性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強跨國界外部性的商品、資源、服務，以及規章制度和政策。在國際社會，需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通力合作，採取集體行動，才能充分供應這類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70餘年的歷史表明，主導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給的基本上都是經濟發達的大國。美國一直是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給者，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合作機構，以及全球經濟、金融、貿易規則，都是在美國的領導下構建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原有全球性公共物品體系的缺陷不斷顯現，新興國家整體崛起後所需的公共物品嚴重匱乏，需要新的供給機制。正因爲如此，改革全球性公共物品供應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過去30多年世界經濟中發展最快的國家，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貿易規模居世界第一，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國。作爲世界大國，中國必須有所擔當。因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參與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供應體系建設，增加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給，是中國大國責任的具體體現。倡導、推動籌建亞投行，在向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的同時，制定更多滿足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制度和規則，構建一個新的國際金融合作機制，某種意義上講，亞投行是中國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