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做大做強亞投行，中國需要做什麼
1．中國肩負建立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使命
現今全球性和區域性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並不少見，比如世界銀行、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等。不可否認，在過去的歲月，世行和亞開行通過政府開發援助等爲亞洲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隨着全球經濟的發展，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的諸多弊病逐漸體現，主導者成爲頑固的守成者，阻礙了機構的結構調整和業務變革。亞洲地區可持續發展是驅動世界經濟振興的重要力量，而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亞洲發展的資金需求。我國是世行的第三大股東，佔6.6%的股份，也是亞開行的第三大出資國，佔6.4%的比例。考慮到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同時還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具備了開拓海外市場並帶動其他亞洲國家一起發展的基礎。然而，受制於已經定型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股權結構，成員國增資渠道不暢，直接影響了亞洲區域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發展。
可以說，亞投行的成立是傳統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沒有擺脫地緣政治的思維模式和改革惰性的產物，因而承載着打破一家獨大、提高資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創新金融業務的歷史重任。美國和日本所提出的對亞投行未來運營機制以及治理模式的擔憂，與其說是抽象的消極抵抗，不如說是對其自身主導的世行、亞開行等金融機構所存在的弊病的反省。毫無疑問，繼承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並充分考慮被投資國家地區社會和環境影響，追求規範、透明、高效的運營和治理模式理應成爲亞投行作爲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使命和責任。
2．中國在亞投行中無需追求“一股獨大”
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爲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是可行的，照此原則，中國將持有最大股份。這個比例既能夠防止“我們搭臺，別人唱主角”的問題，還能消除其他國家關於“中國政府牽頭籌建亞投行是爲了主導亞洲”的疑慮。實際上，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取決於自身實力，而不是爭奪話語權。中國作爲亞洲第一大經濟體，有責任也有這樣的能力牽頭組建專門指向基礎設施建設的金融機構，對亞太經濟復甦、實現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3．中國企業要“走出去”
（1）提高我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合理高效配置資源的能力
亞投行能夠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帶動作用，有效促進我國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有助於實現以資本輸出帶動商品和勞務輸出，拓展我國企業的海外市場。以亞投行作爲紐帶，能夠將我國援外資金、各類基金、商業銀行和企業連接成一個整體，形成“走出去”聯盟和“走出去”的協同效應。
亞投行的設立將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促使“走出去”戰略整體規劃的推出，使中國企業具有更多的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使更多項目能夠落地。這也利於我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加速政府簡政放權和管放結合，使國內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夠持續推進並且深入下去，同時加快融入國際社會，使我國在新一輪全球化過程中發揮關鍵的引領作用。
首先，“一帶一路”的實施是從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出發，也是在最大限度地尋求最大公約數。畢竟，亞洲國家和地區無論奉行哪種社會經濟制度，遵從哪種宗教制度，都需要鐵路公路和機場建設。據估算，每年亞洲國家和地區基建投資的資金缺口達到7000億美元，這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開發銀行，都難以彌補此資金缺口。亞投行的誕生以及其所依託的“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正好切合了亞洲各國的投融資需要。其次，“一帶一路”建設將大力推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與韓國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等國際貿易協定的實施步伐。單就“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總額計算，每年可以創造的貿易額將達到1.5萬億美元，龐大的貿易額將帶來巨大的相互投資額，這不僅是亞洲地區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更是世界經濟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的重要引擎。
（2）發揮亞投行促進產業轉移和升級的連接作用，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與可持續性問題
目前，我國正處於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關鍵時期，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亞投行的設立可幫助我國企業“走出去”，緩解我國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能過剩壓力，並藉此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各類資源並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同時，藉助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可積極拓展我國在能源、礦產甚至製造業等方面的國際合作領域，促進產業升級。中國推動企業“走出去”，尋找海外市場消化過剩產能成爲重要選擇。對於以中國爲主導的亞洲“雁陣新模式”，各國可根據自身要素稟賦、產業結構和技術優勢承接中國產業轉移，參與區域分工。建立亞投行，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直接要求和進一步深入，一方面可以支持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內部互聯互通，另一方面可以不斷增強區域內自我發展能力，逐漸擺脫外部依賴，這對不同發展階段和產業階段的各國來說是多贏選擇。
亞投行還可發揮促進產業轉移和升級的連接作用，有助於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性與可持續性。建議由相關部門或民間社團組織牽頭，成立“中國基礎設施企業服務聯盟”，按照基礎設施行業產業鏈細分，整理、篩選出各行業各服務領域的優秀企業，進行整合、協同，形成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服務聯盟。該聯盟可運作爲亞投行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服務供應商，樹立中國基礎設施行業的國際品牌形象。
總的來看，中國很多財力雄厚、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具有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這些企業一方面受限於國內競爭愈發激烈、部分行業市場趨於飽和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亟待開闢海外基建新天地；另一方面，他們正普遍尋求商業模式轉型，有意願通過與亞投行的合作，在探索投融資模式、PPP模式應用、完善交易結構、合理風險分配等方面獲取技術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經驗豐富的成員國亦可通過亞投行進行經驗分享和技術援助。
在國家層面，中國企業“走出去”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是擴大對外投資成爲國家下一階段的戰略佈局。亞投行是加大對外投資戰略中的重要力量，國家有望在其相關業務範圍內出臺更多扶持政策。近期的基準利率下降、對外投資審批覈準制轉備案制，都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爲中國企業投資亞洲基建市場的催化劑。按照如此設想，實業企業
有望開拓海外市場、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建築施工企業可能獲得更多海外工程承包合同與商業模式轉型機會；已擁有一定亞洲國家基建經驗、在當地具備一定基礎的企業可能有機會更爲直接地開拓東道國市場；機械製造、建材化工等企業或將進一步擴大產品輸出；在互聯互通帶動下，未來貿易、醫療、信息、環保等領域可能迎來新的投資機會。
（3）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日新月異，中國企業在能源、通信、交通、環境治理等領域的曲折前進中積累下了寶貴的經驗。從項目設計、施工、原材料與機械設備進出口、勞動力輸出、設備維護、人員培訓到成本控制、效率提升，中國企業的優勢往往在於有能力掌握基礎設施建設全產業鏈。可以說，中國企業在技術層面具備在亞洲基礎設施市場進行投資建設的實力和基礎。
近年來，伴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企業對亞洲，尤其對東南亞區域基建投資上升迅速，其中工程承包仍佔據主導。不少大型國企活躍其中，他們在投資模式、風險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積累了不少國際化經驗，並在傳統工程承包基礎上開始探索PPP等更多商業模式。然而，海外基建投資的快速增長並不能掩蓋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的坎坷曲折與層出不窮的問題：商業模式長期停留於低端工程承包；容易跟隨熱潮，“拍腦”而上，前期缺乏充分規劃論證；在項目融資、風險控制、合同設計、運營管理等方面經驗嚴重不足，這些無疑使中國企業面臨了巨大的風險、受到了質疑否定，甚至蒙受鉅額損失。反觀亞洲各東道國，相對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市場趨於飽和，投資項目有限，且私營部門參與較充分，中國企業相對本土投資者競爭力較低。對於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風險居高不下，國家經濟狀況、項目收益水平及政府償債能力令人擔憂，中國企業是否應該“走出去”、如何保障項目投資回報及自身權益，都應成爲未來與亞投行合作中予以重視的問題。
亞投行是否能夠爲亞洲基建市場發展帶來歷史新機遇？就中國企業而言，盲目附庸與拋棄機會均不可取，根據自身業務發展需求進行戰略佈局，並以項目導向進行試點嘗試不失爲一條可選之路。其中，對於國內市場，當前我國基準利率下降、國家鼓勵利用社會力量大力推廣PPP模式，企業可利用亞投行融資便利在國內基礎設施領域深耕細作、提高運營管理水平、提供綜合服務方案、積累公私協作經驗，並可更多關注醫療、衛生、環保、教育等軟件領域。對於亞洲其他國家，首先，中國企業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明確戰略方向，決定是否“走出去”“走去哪兒”，以及如何“走出去”。其次，對於那些政治風險顯著、投資收益低、信用能力差的國家，中國企業一方面應謹慎投資，另一方面應通過自身“補課”降低風險，其中項目開發、投資競爭合規性、風險管理及保險安排、交易結構設計、回報機制設計、運營管理、本土化等，都是需要格外重視的環節，任一環節出了差錯，都可能意味着巨大損失。最後，傳統工程承包模式亟待提升轉型，PPP作爲一種創新型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因其帶來的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提升，以及全生命週期成本降低等優勢，成爲越來越多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方面的優先選擇。亞投行後續勢必關注通過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及PPP相關技術培訓，意向企業應積累國內實踐經驗，保障PPP知識儲備，在未來開拓亞洲基建項目時加強PPP應用，並擅用亞投行技術援助及諮詢機構力量。
與此同時，爲以實際行動應對外界質疑，真正促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亞投行自身在提升組織運營能力、完善治理結構、出臺保障政策、加強與其他多邊機構合作、加強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等層面仍是任重道遠。妥善處理這些問題與矛盾是亞投行的職責所在，更是世界新格局下中國作爲發起人與大國的責任所在。爲此，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要做到“政治賬”與“經濟賬”的平衡。亞投行作爲一家國際金融組織，不是在搞對外援助或做慈善事業，只有實現穩定盈利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但基礎設施投資存在“建設週期長、本息回收慢”等特點，而且一些跨越國界的基礎設施項目，部分路段可能存在人煙稀少、施工難度大等問題，單從“經濟賬”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若算“政治賬”，從推動區域互聯互通的角度看社會效應，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亞投行的投資項目必須在投資收益和政治考量間尋求平衡，用一些優質項目的盈利來補貼算“政治賬”的損失，確保整體盈利，才能保證機構的長期發展。
第二，用精品工程來打造自身品牌。衡量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看建設效率高低、質量是否過硬，另一方面看是否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這需要亞投行在項目盡職調查、施工方招標、設備採購等方面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同時可以借鑑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的做法，由股東組成的國際團隊對施工過程進行監管，確保建設質量。畢竟，嚴重的建設施工浪費，甚至出現“豆腐渣”工程，都有違亞投行成立的初衷。在建設施工中和完工後，讓項目所在地的居民在就業、收入等方面受益，並執行嚴格的環保標準。作爲國際經濟金融組織的後來者，亞投行只有打造一批精品工程，其口碑和影響力才能不斷擴大，並吸引更多域內國家加入。
第三，要充分發揮亞投行的“槓桿效應”。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爲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爲500億美元左右。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十分龐大，只有充分發揮亞投行的撬動和放大作用，才能以“小”錢辦“大”事。比如，相關項目可由亞投行與其他國際開發機構、項目所在國家政府，甚至是私人機構來共同出資，風險共擔、收益共享，以發揮亞投行的“槓桿效應”。
4．中國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和挑戰
作爲一個政府間性質的區域性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將主要通過貸款、股權投資、提供擔保等方式爲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其主營業務仍然是作爲準商業銀行的基本業務。亞投行的主要業務大致分爲兩大類：一是針對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主權貸款；二是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係融資模式。因此，建設能夠科學反映該區域特徵的主權債務評級體系，以及有效撬動民間資本是亞投行成功運營的關鍵，也是亞投行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和挑戰。
首先，在提供主權貸款或者發行長期企業債時，面
臨的將是主權債務評級的問題。亞投行是以支援亞太地區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爲己任的，而初期鎖定的目標即是“一帶一路”區域的基礎設施項目。按照國際慣例，企業債的信用等級不能高於所在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然而，該區域的成員國在目前歐美主導的主權債評級體系中的得分並不高，這可能直接影響到亞投行發行債券的信用等級，而導致市場融資的困難。由於亞洲區域內的信用評級機構等軟性金融基礎設施不足，債券市場至今並不發達，同時“一帶一路”沿線諸國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存在很大的不同，構建統一的信用評級體系十分困難。這也是亞開行等傳統國際金融機構沒有克服的問題，最終導致在該區域的投融資效率的低下。因此，亞投行要促進亞洲區域內的跨境債權投資，就需在推動構建各國本地信用評級機構，提升信用評價能力方面付出努力。這要求亞投行應儘快在充分考慮區域內各國的法律制度、商業習俗、財務制度等差異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採集、挖掘與建模、可持續性發展測評等新技術和新指標建立信用信息公開平臺，突破傳統的歐美信用評級模式，同時借亞洲區域內跨境交易的擴大之勢，推動區域信用評級機構與債券市場的發展。
其次，要滿足亞洲地區基礎建設總投資的巨大需求，僅僅依靠公共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如何撬動民間資本至關重要。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亞開行即開始摸索公私合作的融資模式。迄今經歷了以項目自身的資產和項目未來的收益作爲抵押的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以及公私共同參與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型）模式兩個階段。前者是一種儘可能地將投資風險轉嫁到私人部門的風險轉移模式。該模式雖然能夠減輕財政負擔，合作方式單純，但由於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需求量大、實施週期很長、收入流不確定等因素導致私人部門負擔過重，從而對其敬而遠之，導致成功率不高。2005年以後，公私部門共同承擔風險的合作伙伴型PPP模式成爲主流，公共部門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支出來分擔項目的部分風險。通過配套成立專項基金進行投融資以保證資金規模，通過設立信託基金等方式推進金融機構或所在國政府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等。該模式的關鍵是如何確定風險的合理分擔。因此，不僅要對財政承受能力進行測試，也需要對項目的可行性，項目所能提供的服務價值以及消費者的價格承受能力等進行科學的評估，因此操作程序十分複雜。這也是導致傳統國際金融機構低效的一個主要原因。而對於宗教社會、文化經濟、法律制度等存在很大差異的“一帶一路”區域諸國，針對不同的項目形成合理的PPP模式將會更加複雜。因此，如何組織大量的不同類型的專業評估機構，培育獨立的第三方評價體系，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亞投行實現高效運行，是對亞投行的另一個主要挑戰。
在熱烈而又圓滿的“集結號”之後，亞投行啓航在即，作爲“一帶一路”的融資平臺和探路先鋒，所面臨的課題不可謂不大，也不可謂不難。但意向初創國的踊躍加盟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我們吹去浮華、專注實務，真正的出彩還在後頭。
5．中國需要建設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必然會極大地改善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礎和環境，併爲資本市場創新發展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則要求資本市場充分有效發揮資源配置、投融資、財富管理的功能，增強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這就需要資本市場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儘快完善市場運行機制。資本市場的改革，最重要的莫過於“一進一出”這兩個難點。目前，新的退市制度已經正式實施，強制退市的第一單也已產生。接下來就是新股發行體制的改革完善了。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由此可見，註冊制改革將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但註冊制改革不會一蹴而就，需要仔細權衡甚至設立一個過渡期。資本市場另一項重大工程就是合規、長期資金的引入，這包括境內和境外兩類資金的進出。境內資金海外投資的主渠道是通過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來進行。目前，QDII施行的是事前審批的制度，並準備進行改革。境內“沉睡”的長期資金投資A股的事情，相關部委正在進行磋商，將進一步取得實質性進展。境外資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主要是通過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但現行QFII制度的方便程度和靈活程度都不夠，針對這一制度，將出臺一系列政策和試點舉措。國內資本市場的改革如果能夠儘早完成，對於進入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是一個福音，對“一帶一路”建設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6．中國需要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完全可兌換
我國的利率和匯率尚未完成市場化改革，資本賬戶還沒有完全放開，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實現人民幣全面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所在。目前我國資本賬戶沒有放開導致人民幣投資渠道不暢，這直接制約了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只有人民幣的安全性、流動性與營利性達到一個和諧的統一，才能進一步促進其在境外的流通量。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資本市場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爲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完全可兌換創造了條件。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完全可兌換就好比是爲“一帶一路”建設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總之，“一帶一路”倡議從短期看是中國的國家戰略，從長遠看則是可拓展至亞洲地區以至歐美的宏偉藍圖，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有強大的中國金融做後盾。
7．中國必須儘快造就一大批戰略性金融人才，以應對多邊金融合作組織建設與發展的需要
金融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傳統短板，在和傳統外交幾乎同樣波瀾壯闊的金融外交舞臺上，中國是地地道道的新手，主要表現在經驗和人才的相對匱乏。中國缺乏大批深諳國際金融的高級人才，而同時擅長金融和外交兩個專業領域的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中國金融外交在保持自信心和開放胸懷的同時，還應該保持冷靜，沉着應對，對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敵意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和培養人才。
亞投行的運行和發展需要大量高級金融人才，同時其良好的發展前景會吸引國際高級金融人才加入。目前在世界銀行以及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由於權力格局的影響，來自中國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數量遠低於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新興金融機構的建立需要中國擁有一大批人才儲備，爲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制度領域的話語權夯實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