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帶一路”建設的文明衝突風險與戰略應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有四種文明、上百種語言並存，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往往容易產生誤解和摩擦。這種文化的巨大差異既包括傳統文化差異，比如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也包括現代制度文明的差異，如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僅以宗教差異爲例，有學者指出，如果說在中國進行基礎建設基本不必考慮宗教問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就不同了。陸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漸進入穆斯林佔主流的內亞地帶。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亞五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佔各國九成以上。從雲南進入老撾，緬甸到柬埔寨、泰國是小乘佛教主導的國家。海路上，過了金蘭灣，就進入了穆斯林主導的“馬來世界”，印尼有兩億多穆斯林，接近總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穆斯林佔六成以上，並在國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優勢。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穆斯林人口超過一億，分別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國家。印度的印度教教徒幾近八成，斯里蘭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實施“一帶一路”的區域不僅僅是信仰問題，而是完全處於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核心。因此，“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一個“宗教的路帶”。
針對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中國需要更多地包容、理解與教育。對於因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差異而產生的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誤解與曲解，中國首先要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外宣力度與效度。這裡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要儘可能地豐富“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容，突出其非戰略性色彩；二是要注意對外宣傳的方式與手段，確保實效。實際上，這牽涉到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問題。毫無疑問，目前的國際話語權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他們所建立的那一套話語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話語霸權。只要是不符合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念，他們就會利用其話語霸權醜化、妖魔化，“一帶一路”建設也成爲部分國家輿論攻擊的對象。例如，不少國家公開質疑中國此舉是“朝貢制度”的翻版，是建立新的霸權主義，甚至是“圍堵”他國。一些西方國家聲稱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是試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戰略謀劃。然而，單憑時代背景這一點就能說明這些評論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馬歇爾計劃是在美國倡議下，爲了實現其冷戰戰略而推行的具有明顯意識形態性、選擇性與排他性的計劃，是處於兩極對峙格局下的產物。如今，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依賴程度空前緊密，已經不存在兩大陣營、兩個市場之爭。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已多次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原則，是開放包容的。它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
就本質而言，這深刻反映出中國實力發展的不均衡性與運用資源的戰略能力的欠缺性。中國在話語體系、外宣方式上存在着明顯短板，以至於在國際話語權的博弈中處於反應式的被動應對之中。很大程度上來說，中國的國際形象不是其主動塑造的結果，而是由西方主流輿論刻畫的產物。從這一點來講，提升軟實力，增強話語權是中國破解其在承擔國際責任時兩難困境的不二選擇。
因而，中國應該做好政府、海外企業與公民個人在塑造國家形象，提振國家軟實力方面的重要功能。
首先，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對外宣傳應當“接地氣”，如在選擇外宣素材的時候，既需要使用精英人物或知名人物的素材，也需要關注普通大衆的生活。例如中國在2011年紐約時代廣場上《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中關於中國的宣傳，其本意是希望通過美國民衆所熟知的中國公衆人物來闡釋中國的文化、理念與生活狀態，但從反饋的信息來看，很多美國民衆並沒有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們看來，這些成功人士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遠。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的宣傳片因爲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而產生較大社會反響與國際反響。
其次，要發揮好海外企業在塑造國家正面形象，提升中國軟實力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強調，要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企業將承擔起主要的角色與功能。在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過程中，如何規範好企業的行爲，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便顯得尤爲重要。客觀而言，中國的海外企業在這一方面還有較大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缺少協作精神。相對於國內企業來說，海外企業所面臨的壓力更大，風險更多也更不可控。爲了獲得發展空間，海外企業使盡渾身解數，以獲取東道國的合同。其中，很多同類別的中國企業往往會惡性競爭，相互拆臺，競相殺價，甚至於通過賄賂等不法手段來獲取市場份額。例如，2012年，兩家駐坦桑尼亞中國公司分別選擇了該國的交通部長、副部長作爲代理人以爭取項目，從而挑起正副部長的內鬥，結果總統把兩個人都撤了。這不僅影響到中國海外企業的自身發展，而且還給東道國造成了中國人喜好“窩裡鬥”，不團結、不公開透明、不公平公正的印象。可以說，這種內耗式發展既不利於企業，也有害於國家形象的正面塑造。
二是缺乏法律觀念。在“走出去”之前，部分中國海外企業對東道國的法律體系並沒有做深入的前期研究，而是主觀地認爲，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就應該享有優惠待遇，包括獲取法律上的特殊地位。這一點尤其在欠發達國家表現明顯，例如非洲地區。在一些中國企業看來，非洲是一個政治混亂、經濟落後的地區。因而，這些地區渴望獲得國際投資，所謂的法律也僅僅是作表面文章，根本不可能落到實處。然而，
事實並非如此。這些國家對於諸如《勞動法》之類的法律條文是極爲重視的，在員工的工資、福利以及權益方面，組織工會等都有着明確的規定。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思危就指出：“即使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設廠，進行經濟貿易活動，也會受到當地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嚴密監督，不負社會責任也照樣名聲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場。”但是，個別中國企業仍然將國內的工作模式如勞動時間、工作待遇與條件、安全生產意識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響。因此，諸如僱工不籤合同、不繳納各種保險、工資低於所在國規定的最低標準、節假日強迫員工上班等勞動糾紛問題便成爲中國海外企業與當地社會矛盾的一個突出表現。2010年10月，贊比亞南部一處民營中資煤礦企業發生勞資糾紛，中方管理人員對正在抗議惡劣工作條件的工人開槍，導致12人受傷，就被贊比亞當地看作是無視勞工法律、侵害勞工權益的惡性事件。這不僅對中國海外企業的正常生產造成了負面影響，也給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了重大沖擊。
三是缺失環保意識。環境保護已經成爲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全球性議題。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被貼上破壞環境的標籤，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將會大打折扣。不僅如此，如果一個國家的海外企業不注意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同樣會對這個國家的國家形象帶來負面效應。然而，這個問題確實在中國海外企業中存在。從目前來看，中國的海外企業主要從事資源性開發行業，如礦產開發、水資源開發等。這些產業對於資源、環境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不僅如此，中國海外企業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忽視環境的修復與治理，從而給東道國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甚至是環境災難。所謂的“贊比亞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海外企業破壞資源環境的行爲對中國國家形象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四是漠視社會責任。自“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已有數萬家企業走出國門，而他們的能力、資質參差不齊。不少企業爲了獲得合同，誇大其詞，以至於在最後的合同履行階段難以爲繼，最終跑路了之，留下的“爛尾”工程成爲中國海外企業不負責任的有力見證。不僅如此，個別中國企業製售假冒僞劣產品、損害東道國人民利益等問題也時有發生。中國海外企業在員工聘用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問題，如首先僱用中國籍工人，較少僱用當地人。因而，很多國家指責中國人搶佔了當地人的工作，並稱中國海外企業只關注資源，不注重社會責任的擔當，以至於將中國海外企業視爲“資源性動物”。這種印象很自然地便延伸到中國國家形象上，甚而將中國貼上所謂的“資源掠奪者”“新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等標籤。
五是無視文化差異。中國海外企業在文化融合或文化落地方面也存在着諸多問題，有些中國企業忽視了對當地民族特點、宗教信仰、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知識儲備，主觀地將中國的行爲方式帶到東道國，從而在文化領域引發了衝突。
除了上述主要表現之外，中國海外企業在認識企業行爲與國家形象之間的關係上也存在着概念不清、指向不明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企業行爲的根本原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時將企業行爲僅僅看作是一種經濟行爲或市場行爲，卻並沒有充分意識到海外企業的行爲是一個國家對外的名片，是一國國家形象的承載者與塑造者。可見，中國海外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所存在的這些問題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企業性行爲，而且已經涉及到國家形象塑造問題，也即國家利益的維護問題。如何破解中國海外企業的形象塑造困境，繼而樹立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已經成爲當下中國必須要正視與努力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在此進程中，需要發揮政府的指導與糾偏功能以及企業的自主核心作用。
一要大力加強國家形象教育，提高全社會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意識。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已經完全融入到當前國際體系之中。然而，這種快速的融入也令中國人有所不適，主要是觀念、意識跟不上時代發展潮流。例如，中國人往往強調“家醜不可外揚”，但在一個充滿流動性、開放性、便捷性的全球化、信息化時代，這已經不是主觀意志所能控制的事情了。無論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中國商品“走出去”，中國的國家形象無時無刻不在被展現、被塑造。因此，中國應該着力培養全社會維護國家形象的自覺意識，使每件商品、每個企業成爲塑造中國積極、正面國家形象的行爲者。
二要規範“走出去”中國企業的行爲，實行嚴格的“准入”機制與“負面清單”制度。如前文所言，中國海外企業的行爲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有着直接關係。這些企業的行爲代表的不僅僅是企業本身，更是中國這個整體。因此，規範“走出去”中國企業的行爲，要促使他們遵守東道國的法律與道德規範，合理利用資源，注重保護環境以及促進投資與提高東道國自身發展能力，進而推動東道國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爲此，一方面，中國政府可以與行業協會合作，對“走出去”企業進行資質審查，實行嚴格的“准入”機制，將那些資質不全、能力不夠、風險意識不足、責任觀念淡薄的企業排除在“走出去”企業名單之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走出去”的過程管理中應發揮監督、指導的作用，並對已在海外的中國企業設置“負面清單”，對一些經營不善、引起東道國社會較大消極反應的企業，取消其進入海外市場的資格，從而建立“能進能出”的管理體制。
三要轉變思想觀念，提升對外宣傳的水平，搶佔國際話語的制高點。中國海外企業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對外宣傳方面，恪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觀念，單純強調“做得好”，忽視或輕視“說得好”，從而令中國海外企業的形象塑造陷於被動地位。爲了改變現狀，中國海外企業可以通過發佈年度社會責任報告的形式，將企業爲東道國社
會服務的內容以及東道國的反映有計劃地對外公佈與宣傳。這一方面可以展現中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形象，破除國際社會的一些無端指責，另一方面也可以倒逼一些企業注重自身形象，起到榜樣引領的作用。此外，當前國際輿論陣地仍然由西方國家主導，這客觀上對塑造中國正面國家形象造成了不利影響。因爲西方國家對於中國仍然抱着固有的意識形態與歷史成見，對於中國的負面新聞往往誇大其詞，對於中國的積極作爲又大都三緘其口。爲了扭轉這種輿論宣傳上的被動，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對外新聞媒體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創新外宣方式，評估外宣效果。這兩個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可偏頗。從中國對外宣傳的當前現狀來看，中國政府更多地關注了“投入”，在效果評估方面做得還不夠，亟待加強提高。
四要加強對東道國投資的前期可行性調查，引導、明確中國海外企業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容，令中國海外企業有章可循、有案可查、有樣可仿。中國海外企業履責能力參差不齊，這一方面在於部分企業勢單力薄，沒有能力去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或者是部分企業履責意識不強，沒有意願去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目前，後者的情況越來越少，因爲大多數企業已經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與拓展企業發展空間具有相關性，即一個社會責任意識強，履行責任能力大的企業往往更能夠在東道國獲得市場。另一方面在於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不能很清晰地界定社會責任的範疇與其中包含的內容。原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總體可以分爲兩個層次：一是基本責任，包含創造利潤、企業發展的經濟責任和遵守法律法規的法律責任；二是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包括道義責任、文化責任和慈善公益責任等。針對不同層次、規模、發展階段的企業，國家可以制定履行社會責任的具體項目，這些項目一方面要兼顧到企業自身的能力限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具體東道國的實際情況。例如，2008年發佈的《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更多地適用於在非洲經營的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對於中小企業來說，則只具備一定的參考價值，缺乏實際的指導性與可操作性。因而，制定相應的適合不同層級海外企業履責的內容與範圍是提升中國海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與改善中國海外企業形象，以及最終塑造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一個重要途徑。
五要發揮好公共外交的作用。這主要包括媒體、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公民個人的作用。當今時代，外交行爲主體已經不僅僅限於政府與正式外交官，還擴展到媒體組織、商業組織、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衆。因而，充分調動與發揮這些資源對於中國海外投資與利益保護、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放大”效應。實際上，外交資源是一個外延廣泛的概念，既涵蓋了第一軌道外交資源，即政府外交，又包括公共外交資源。從功能上來看，政府外交主要發揮了信息、溝通與保障職能；而公共外交則發揮了提升中國形象，改善和優化中國海外投資環境的功能。
目前，國際人口的流動性日益增強，中國公民出境人數呈增長趨勢。實際上，每一箇中國公民都是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者。不僅如此，對於強社會、弱政府的西方國家而言，公民之間的對話是最有益的。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公民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旅遊、學習等人數必然會有所增長。這也爲中國正面宣介“一帶一路”提供了契機。爲此，中國出境公民需要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應避免表現出文化、經濟上的優越感，避免引發其他國家的猜疑與不滿。“一帶一路”沿線的不少國家在科技、文化和經濟等領域較中國落後，且部分還需要中國經濟援助。對此中國國民、媒體需收起優越感，摒棄高高在上的心態，應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態與沿線各國民衆交往、交流，以及對沿線國家抱持“文化包容”，展現容忍、諒解的氣度。這不但可對外展現中國的大國國民風範，更可爲中國企業、國民“走出去”，創建一個更加和睦共處的營商環境。二是要以身作則，發揮“規範性力量”，傳播中國的道德規範和價值準則，以此進一步贏取沿線國家的認同、信任和尊重。
六要加強人才培養與相關研究工作。例如，加強語言培訓與文化交流。如何使民心相通，其起點是語言相通、文化相通，中國應大力加強在中亞地區的文化傳播，包括支持中亞留學生來華學習、支持當地中文教學等。人才交流和教育合作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之一。願景與行動中提及，要“擴大相互間留學生規模，開展合作辦學”。中國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加強文化研究也應當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一部分。目前，我國各類研究機構和高校在周邊國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對薄弱，急需增強有關研究力量，深化“一帶一路”國家國別研究，與有關國家智庫構建合作網絡，加大援外培訓、學術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養力度，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智力和人才支撐。實際上，中國高校或研究機構已經開始着手在這方面作出努力。2014年8月15日，復旦大學—甘肅絲綢之路經濟帶協同發展研究院成立；2015年1月10日，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可以視爲對“一帶一路”命題的迴應。
需要指出的是，爲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而進行的人才培養不能僅限於國際政治、商業、法律、工程技術人才等方面，還需要培養一大批深諳宗教特別是穆斯林社會生活狀況，爲當地社會所接受的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人才，爲外派機構和基建項目的開展做評估、建議、培訓、溝通、公關。要鼓勵中國學生到國內外頂尖大學攻讀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研究的學位，在攻讀階段就要到穆斯林社會中長期生活。同時，也應在國際上引進世界公認的區域問題專家充實高校師資，爲中國培養真正熟悉沿途國家社會文化的區域人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