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亞投行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構想，同時倡議建立亞投行，在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各地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各方對此寄予厚望。2014年10月，首批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簽署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2015年6月，50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共同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另外7個國家隨後在當年年底前先後簽署。2015年12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達到法定生效條件，亞投行正式宣告成立。2016年1月16日，亞投行開業，進一步驗證了中國的大國經濟外交能力。如今，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亞投行的“朋友圈”不僅將衆多國家和地區凝聚在一起，其散發的衆籌之力更是吸引着世界各國和衷共濟、相向而行。
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覆蓋五大洲，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顯示了超地域性和廣泛代表性。中國爲世界搭建起“互利共贏”平臺的同時，各國和地區也紛紛向中國投下“滿懷期許”的信心票。亞投行之所以展現出無窮的魅力，是因爲它順應了當今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抓住了順時應勢的利益紐帶。作爲一個帶有明顯時代特徵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投行，將通過承擔更多的責任來促進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和多贏；同時，基礎設施的大發展也必將打造區域互聯互通新格局，有望帶動亞洲實現新一次經濟騰飛。從孕育之初，亞投行就被賦予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內涵。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亞投行將永遠秉持着公開、透明、包容的理念前行。
一、亞投行是“一帶一路”金融倡議的重要載體
一個身體要有心臟不停地輸血才能存活，一個經濟合作平臺也需要一個可以不停地輸血的“心臟”。就像身體存活需要流暢的血液循環一樣，經濟發展也需要高速運轉的基礎設施。“一帶一路”倡議要順利實施，必須有發達的物流系統。而這當中涉及的大部分國家基礎設施或者較爲落後，或者已經老舊，必須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這樣就必須有一個能夠提供足夠資金的國際金融機構。
亞洲是當今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而其相對落後的基礎設施現狀卻與此很不適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全可以成爲今後一段時期亞洲經濟的新增長點。但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途徑面臨很多瓶頸和限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全新投融資平臺的搭建，對加快亞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促進亞洲地區共同發展，可發揮多重積極作用。當前，亞洲擁有比其他經濟體更雄厚的外匯儲備、更高的儲蓄率、相對健康的財政狀況以及豐富的人力資源，已具備了人財物力等條件。
2013年10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同印尼總統蘇西洛會談時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將搭建地區性融資平臺的意圖明確化。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倡議，得到廣泛支持，許多國家積極響應。不僅需要國際幫助來建設自己基礎設施的國家反響強烈，就連歐洲最發達的德、法、英、意和瑞士也都不顧美國反對，申請參加。這無疑是“一帶一路”倡議獲取的巨大進展，不僅僅有利於發展區域內經濟，而且對整個“一帶一路”區域內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亞投行的定位爲準商業性銀行，成立初期將主要向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主權貸款。亞投行同時考慮設立信託基金，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係模式（PPP），通過亞投行和所在國政府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一帶一路”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國家數量高達65個之多，幾乎遍佈整個“舊大陸”（亞洲、歐洲與非洲）。長期以來，雖然亞洲和歐洲在地圖上看是一個大陸，但在經濟和政治上卻是兩個大洲。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即使歐洲和東亞國家大多經濟發達，海灣國家富甲天下，但對在中亞的沙漠和西伯利亞的冰原上大規模興建基礎設施，還是力有未逮。而南亞和非洲雖然地理環境不太惡劣，但缺乏大量興建港口和鐵路的資金和技術。中東國家雖然不缺資金，但技術不夠，單個國家缺乏建設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動力和規劃。對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來說，亞投行如果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建成現代化基礎設施並與東亞、歐洲基礎設施發達國家互聯互通，就等於打通了整個舊大陸的“任督二脈”，其整體經濟將會迎來一個大發展時代。亞、歐、非三洲的人口占人類總數的85.5%，這無疑將帶來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時代。
油氣是經濟發展的血液，“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中，很多是油氣出口國，特別是波斯灣地區，號稱“世界原油的閥門”。這些國家中，不論前蘇聯國家，還是中東國家與非洲國家，除了沙特阿拉伯等少數國家外，如果能夠建成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其進出口貿易將會得到空前的發展，甚至可以改變此後數十年的國際能源市場，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非常可觀的。從原油價格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目前國際市場定價機制很不合理，一些國家利用自己的經濟霸權肆意操縱市場，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危害，“一帶一路”國家乃至世界上很多國家受到嚴重影響。亞投行雖然不能徹底改變這種局面，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這些受衝擊的國家。即使不考慮提供的短期資金援助對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單單從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考慮，也可以極大地增進油氣輸出效率，降低運輸成本，釋放產能，穩定價格，提高“一帶一路”國家在國際能源乃至其他市場的議價權，同時惠及能源出口國和消費國。綜上所述，亞投行通過幫助建設亞歐非很多國家特別是幫助油氣出口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可以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市場，而且可能是建設世界能源市場新時代的啓動者，其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及沿線國家能源合作的影響和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爲過。
1．全球形勢的基本判斷
自2007年先後爆發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就開始進行反思，而反思的結果是美國認爲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美國所說的全球經濟失衡是指美國對外貿易逆差，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爲順差；美國家庭儲蓄率低，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儲蓄率高。因而，美國認爲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美國金融危機負有責任。其實，美國追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目的是爲了防止經濟全球化導致權力分散化，但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違逆的大趨勢。
奧巴馬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希望重振國內製造業，通過減稅等優惠政策鼓勵在海外的製造業“回巢”，以增加國內投資，創造就業崗位，並宣稱美國的勞動力大軍、更低的能源成本和逐漸改善的經濟將使美國成爲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具體目標是未來5年爲製造業和其他領域吸引1萬億美元的新增外來投資，因而要求美國駐外大使把吸引外資作爲首要任務，但“出口倍增計劃”實際執行結果並不理想。另外，美國提出了簽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把美國同亞洲緊密聯結起來，按高標準規則建立“21世紀的自由貿易區”。爲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美國推行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實施硬實力與軟實力相互兼容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希拉里·克林頓曾宣稱“美國未來的政治將取決於亞洲，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鎖定在亞洲地區”。儘管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受到多方面的牽制，但美國“重返亞洲”或“亞太再平衡”戰略並非權宜之計。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金融政策的變動往往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基於美元霸權，美聯儲儼然成爲全球央行，其歷次實施的量化寬鬆或退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均對全球各國，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造成衝擊，此間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等國都經歷了嚴重的貨幣貶值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內通脹。在全球金融形勢動盪不安、世界經濟屢現衰退跡象，發展中國家亟需國際金融機構施援的形勢下，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爲卻乏善可陳。此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唯有聯合起來建立一個非西方主導的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新的國際金融機構，纔能有助於推動傳統的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治理”向全球各類國家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轉型。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爲了一己私利，不負責任地採取了四輪量化寬鬆政策，置新興經濟體利益於不顧。同時，發達經濟體經濟復甦乏力，歐、美經濟出現分化，對新興經濟體帶動作用有限。受此影響，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逐步下滑。亞洲各國要想恢復經濟高速增長，實現亞洲價值、亞洲創造、亞洲投資和亞洲市場，不能單純依靠外部資本和市場，需要聯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
目前，亞洲很多國家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起步或加速階段，對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需求很大，但面臨建設資金短缺、技術和經驗缺乏的困境。2011年3月，麥肯錫公司的研究指出，包括中國、印度以及東盟等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不足。其中印度由於投資不足和設施維護不力，在用電高峰時的電力缺口達到16%至20%;20世紀90年代，印尼的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約佔GDP的5%至6%，可是在21世紀初以來的大部分年份中降到GDP的2%至3%；據估計，由於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所導致的能源、交通、住房、通信以及供水設施建設的滯後，使得這些國家GDP的增長率降低了3%至4%。據亞行於2009年公佈的研究報告，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將需要投入八萬億美元，大致相當於這10年間該地區國家GDP總量的4%；這些資金將用以彌補歷史欠賬和適應迅速增長的基礎設施需求，其中的80%將投入能源和
交通領域，以強化對整體經濟的帶動作用。IMF公佈的研究報告認爲，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對遠期的經濟增長將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當前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如能佔到GDP的1%，則遠期的經濟增長率將會由此提高2%至3%。因此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成爲亞洲新的經濟增長點，並有利於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由於世行和亞行的貸款能力有限、限制較多，亞投行將爲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更多的融資選擇。
2．中國“經略周邊”的總體思路和規劃已越來越清晰
中國“經略周邊”的總體思路和規劃現已越來越清晰：一是加速推動上合組織向縱深合作發展，《杜尚別宣言》已把上合組織定性爲“開放性的國際合作組織”，既要以安全合作爲主導，又要大力推進經貿合作和人文合作；二是建設面向俄羅斯、中亞和歐洲國家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三是加速推動中韓、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以及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係（RCEP）三大談判；四是建立中巴、中印緬孟經濟走廊以及中國—新加坡經濟走廊；五是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上述各項“經略周邊”舉措已先後啓動，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一帶一路”建設則是當今時代嶄新的“經略周邊”的理念，越來越引起沿線國家的關注。習近平主席2014年9月出訪中亞和南亞四國，拉開了“一帶一路”大國外交序幕，打破了海上絲綢之路較爲沉悶的局面。
在中國推出“一路一帶”倡議後，爲推動亞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項目應運而生。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的創設，將爲亞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一，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將爲東盟國家的公路、鐵路、油氣管網、電網、通信網絡甚至市政設施等基建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爲亞洲各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強後盾。亞投行成立以後，將通過聯合融資等方式加強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將引入PPP模式，通過亞投行和所在國政府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模式爲滿足亞洲地區的發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決方案，形成了涵蓋政府、企業和私人投資者的全方位的投融資框架，更大限度地激活了各種資源參與亞洲的互聯互通。
第二，對中國而言，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有利於拓展中國的國際經濟空間，突破增長瓶頸，優化本國在國際經濟大循環中的地位。當前中國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階段，以往的以要素和投資驅動爲主的發展方式面臨嚴峻挑戰。因此，加大對外投資力度，實現資源配置全球化已成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在當前中國外匯儲備居高不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形勢下，對外投資及工程輸出的需求也日益迫切。目前，中國在高鐵、機場、港口等許多領域的規劃設計、施工都已處於世界先進水平，中國還具備海外工程建設的豐富經驗。中國可以發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海外工程建設，並帶動中國國內的建材、交通與通信設備的出口，從而支持中國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將從以往偏重出口貿易和吸引外資爲主，轉變爲進出口貿易並重、“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以對外投資構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生產網絡，從而優化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自2013年10月以來，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出設立絲綢之路發展基金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贏得了區域內外廣泛的國際支持。“一基一行”成功地建成運作，必將帶來重大的戰略價值和意義，引發多重效應和影響。
第三，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建成將引發區域經濟一體化整合效應。“一基一行”奠定了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成功實施的基礎。亞洲擁有龐大的人口、資本、資源，但是缺少有效運用這些人口、資本、資源的組織機構，特別是有效的多邊金融組織。建成“一基一行”將把區域內外金融資源匯聚和利用起來，匯聚“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府、產業和人民加強合作的意願，提升各國開放交流水平，促進產業合作和價值鏈分工協作，讓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都能從互聯互通、貿易與投資開放、金融及服務合作中互利共贏。這種區域一體化模式包容性強，不搞約束性談判，以政策對話與溝通代替談判，讓各國自主掌握開放的尺度，收放自如，促進共同發展，避免了美國式高水平、高標準區域經濟夥伴談判模式限制落後國家發展的弊端。
第四，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建成將引發國際貨幣金融合作與創新效應。中國提出的“一基一行”本身就是區域內外多邊貨幣金融合作與創新的典範，體現了區域內外各國政府加強貨幣金融合作，共同投資設立新的多邊金融組織，共同解決各國發展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一基一行”成爲各成員國財政金融聯繫的紐帶，有助於各成員國加強貨幣金融協調，促進區域內金融監管合作、金融機構雙向業務合作和投資，還可以構築區域金融安全保障機制，聯合起來防範貨幣金融風險，減少風險帶來的不利影響。此外，在亞投行獲得廣泛的創始成員支持之際，美國提出希望亞投行與世界銀行合作，亞洲開發銀行也提出同樣訴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願意加強合作，從而引發了國際金融組織之間合作的熱潮。金融創新是“一基一行”活力的源泉，“一基一行”不會拘泥於世界銀行、亞洲開放銀行的傳統運作模式，會創新開發金融和投資模式，積極採取開放的、多元化的籌資機制，吸引全球私人資本，發展跨境互聯網金融、跨境貿易融資以及金融保險業務，促進貨幣融通和互換，助推人民幣成爲主要世界貨幣之一。
第五，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建成將引發全球經濟秩序、治理結構和現有多邊金融組織改革效應。成功建成“一基一行”不僅增添和豐富了多邊國際金融組織的色彩，也將改善國際金融組織的結構。雖然絲路基金和亞投行是以共建“一帶一路”名義發起，併爲其發展和實施服務，本意上是有益的補充機構，並不是要取代現有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但是其實際功能、影響效應和目標可能並不限於此。
從短期來看，“一帶一路”以及“一基一行”都是區域性的多邊合作組織和多邊金融機構。隨着這些區域經濟組織以及金融組織日益成熟和影響力擴張，可能擴展成爲全球性經濟組織以及金融組織，並有可能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開發銀行看齊。實際上，新成立的多邊金融機構與現有的多邊金融機構既可以保持互補與合作關係，也可以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關係，雖然不至於威脅到現有機構的存續，但至少可以形成與現有國際金融經濟體系相併行的新國際經濟秩序，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促進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公平與高效，促進現有國際開發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改變美國長期獨霸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和全球治理的格局。建成“一基一行”不僅打破了美國對華的戰略遏制局面，也迫使美國在現有全球治理和經濟體系改革上作出讓步。
3．亞投行爲亞洲互聯互通打開金融之門
21世紀以來，亞洲逐漸走向合作、包容、發展的軌道，儘管不斷出現一些局部摩擦，但總的前景是有利於團結合作、共謀發展的。而西方一些國家利用亞洲內部的摩擦和矛盾，長期壓抑、忽視亞洲的合理要求與發展願望，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7年多來，仍然視亞洲爲世界發展的落後、渙散梯隊，在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大關鍵問題上，一直未給予亞洲國家合理的權利與地位。這是阻礙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主要絆腳石，也是阻礙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亞洲金融合作的願望不能被長期忽視，亞洲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亞投行的籌建無疑反映了亞洲合作發展的主流願望，併爲未來在亞洲建設高效便捷的基礎設施物流體系提供了很好的藍圖。雖然這不可避免地會引發一些荒唐的猜疑，也會引發關於中國高鐵壟斷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疑問，但從長遠來看，建設高效便捷的橫跨亞洲各區域的基礎設施物流體系已成爲亞洲各國在合作發展中的首要環節，這既包括聯接東亞與中亞、中東的基礎設施物流體系，也包括橫亙北亞南亞的基礎設施物流體系，基礎設施網絡是亞洲合作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亞洲國家合作邁入發達國家進程的先決條件。亞投行無疑符合了亞洲大多數國家合作發展的強烈願望，並首先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上取得了區域性的共識，必然會取得務實高效的成果。
（1）亞投行有助於促進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作爲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經濟潛力的地區，亞洲在金融危機前後一段時間內保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亞洲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的落後，制約了這些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公路、橋樑、碼頭、通信等基礎設施的不足已經成爲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亞洲絕大多數國家正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階段，這一階段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最爲迫切。但是，許多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底子薄、基礎差，經濟發展落後，難以大規模更新基礎設施建設，而反過來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後又導致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上不去。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南亞在未來十年需要25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而東亞一年的需求缺口可能就達到6000億美元。亞投行的宗旨即在於爲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資金提供幫助，亞投行成立將彌補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加強不同收入水平國家之間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既有像卡塔爾和新加坡這樣的富裕國家，也有像韓國、馬來西亞、中國這樣的中高和中低收入國家，還有像老撾、巴基斯坦、緬甸這樣的最不發達國家。總體而言，亞洲地區的整體發展水平仍然較爲落後，中亞、南亞、東南亞部分國家長期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之下，缺少自我造血能力。亞投行的成立能夠促進資本在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之間的調劑
，爲貧困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相應的資金。在基礎設施發展的紅利刺激下，有望推動亞洲地區各國經濟發展。
（2）亞投行能夠推動亞洲地區互聯互通的發展
互聯互通是習近平主席在東盟國家訪問時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與建立新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一脈相承。互聯互通是中國加強與東盟合作的新的方向，也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和東盟合作層次和經濟一體化水平的重要途徑。與傳統的經濟貿易合作相比，互聯互通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含義上都更進一步。
互聯互通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物理銜接，二是機制對接，三是人員連接。實際上，互聯互通在各個方面既是對原有交流和合作的總結，也是進一步的發展和昇華。加強各國基礎設施，打造更加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是推動中國與東盟各國以及與其他國家互聯互通，加快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基礎工作。以港口建設爲例，加快東盟地區港口建設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和東盟貨物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基礎。緬甸有着豐富的礦石資源、印尼有着豐富的橡膠資源，但是這些國家的港口建設十分落後，許多資源運輸不出來，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滯後。此外，中國已經擁有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稱讚的高鐵網絡，而中國的許多近鄰鐵路建設十分落後，並且軌道標準各不相同，導致物資運輸需要多次裝卸，極大地降低了貿易的便利程度，阻礙了域內國家的互聯互通。而對原有鐵路設施的改建重建則是一筆鉅額的開支，需要引入亞投行這樣的建設性的投資者。因此，加快設立亞投行，能夠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提供便利的投融資支持，促進域內國家互聯互通的發展。
（3）亞投行有利於推動域內國家合作伙伴關係的發展
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根據統計， 1990年至2013年間，亞洲區域內貿易年均增長率高於10%，約爲亞洲與區域外國家年均增速的2倍。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亞洲國家之間經濟週期的協同性普遍提升，其中東盟國家之間經濟週期的協同性甚至接近歐盟國家的水平，顯示出了很高的經濟一體化水平。中國是亞洲地區重要的經濟力量，中國是亞洲大部分國家第一大貿易伙伴，因此，許多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也或多或少會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但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歐美各國國內需求普遍放緩，亞洲地區各國經濟增長出現分化。另外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部分國家經濟增長勢頭停滯，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因此，如何強化各國之間的協作和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是亞洲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亞投行的成立有助於刺激亞洲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加大對基礎設施投入本身就是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
更爲重要的是，亞投行的建立，將爲各國提供一個新的資金融通、交流對話的平臺，有助於各國就共同關心的話題進行探討，在促進各國基礎設施發展的同時，推動各國經濟發展。另外，亞投行成立本身也彰顯了亞洲國家共同應對挑戰、團結合作的一種意願，有助於向域內國家展現對未來經濟發展表示樂觀的一種態度。
（4）亞投行有助於中國發揮更加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正是在這一主旨下，中國積極倡議成立亞投行，希望通過與域內國家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帶動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通過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進一步提高中國的改革開放水平。以高鐵爲例，高鐵是一項極富挑戰的重大工程，目前我國正在努力推動高鐵“走出去”。這將有助於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中國主導的高鐵標準。泰國等國是中國高鐵的重點營銷對象，但是泰國經濟基礎薄弱，難以消化資金規模龐大的高鐵項目。亞投行成立後可以爲泰國引進高鐵提供相應的資金，也有助於中國高鐵拓展泰國市場，加強中國在泰國高鐵市場的影響力。整體而言，中資企業在裝備製造業、成套設備集成服務和基礎設施建造等行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在亞投行的資金支持下，中資企業可以更好地參與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新建，可以提高中國在該地區的建設性作用。由於中國在亞投行初期1000億美元的資金規模中獨佔500億美元，是第一大股東，勢必擁有較大的話語權，也有利於中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同時，亞投行的建立還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雖然，目前亞投行資本金仍然是以美元計價的，但是不排除在日後會引入地區性主要貨幣，或者類似特別提款權的措施，鑑於人民幣已經是亞洲部分地區接受程度較高的貨幣，人民幣有望在亞投行內部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將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貼近主要市場的有力平臺。
總體而言，亞投行有助於爲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彈藥”，繼而增加這些國家的投資需求，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同時，有助於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發展，產生經濟的外溢效應。
4．“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相輔相成的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國策，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根本保障。“一帶一路”建設則是21世紀中國更大範圍、更高標準開放的宏偉戰略，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爲此，中國政府進行了深入細緻、注重實效的規劃，並在2015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正式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將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作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亞投行的建成，將爲“一帶一路”的設施聯通和資金暢通提供政策支撐和金融保障機制。
坐享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多年被冠“第一大順差國”“美債最大買家”稱號，中國靠着多年出口黃金期實現了經濟騰飛。然而，投資回報低、外部環境變化使得出口模式無法持續。作爲以基建爲主的對外投資戰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將爲處於瓶頸期的中國開啓新時代。“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相輔相成的，“一帶一路”是綱，舉一綱而萬目張，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投資、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與交流，推動該戰略實施，首先需要考慮構建互聯互通的物質基礎；亞投行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多邊機構，主要集中於亞洲基建，它不僅是對地區和世界多邊開發體系的有益補充，也是實施“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必由途徑。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有機融合將直接關係到“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二者也將開啓中國對外投資的新時代。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一帶一路”途經6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存在差異，所以，如何真正地發展好與各國的關係，促進“一帶一路”的落實，則是目前擺在實踐層面上的首要問題。例如，中國要如何處理地緣安全問題？儘管“一帶一路”執行的是和平與發展使命，但由於途經中東、中亞等大國間博弈的敏感地帶，如何管控風險、避免衝突，並與周邊大國建立信任關係是首要任務。特別在地緣爭執的敏感地帶，例如南海區域，也將不斷考驗中國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能力和技巧。具體來看，亞投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助推“一帶一路”的發展。
第一，動員國際資金，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是深化亞洲經濟區域合作的基礎。這就要求進行大規模的交通、能源、光纖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爲亞洲國家貿易暢通和攜手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亞投行參與國廣泛，將資金、項目供給國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有利於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和投資風險。通過搭建成員國之間的對話溝通平臺，還可提高運作效率。此外，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參與亞投行，分享亞投行帶來的長期受益，有利於亞投行在倫敦、香港、法蘭克福、新加坡、悉尼等亞歐國際金融中心籌措資金，將亞洲內外的各種資金源源不斷地引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有利於彌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的巨大資金缺口，加速設施聯通進程。
第二，構建政策性金融體系。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具有與其他項目投資不同的特點，突出表現爲投資規模大，回收週期長，政治風險高。例如，東南亞不少國家存在觀念障礙，認爲基礎設施只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私人部門的資金很難進入該領域；有的國家還限制外資進入基礎設施建設，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有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技術落後，營運成本過高，使得該領域投資缺乏吸引力。爲了解決上述難題，在亞洲設施聯通方面必須建立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將政府信用、政府支持與金融緊密結合，由政策性金融機構作爲領頭羊，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表率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亞投行是各國政府共同組建的專門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國際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各國國內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相比，具有國際性和更大的影響力。通過構建基礎設施建設多方協作平臺以及制度設計，亞投行不僅將資金，還將中國、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先進國家的建設技術、經營管理經驗引入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更有效的“一帶一路”建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
第三，推動中國金融業深化改革和開放。從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到金磚國家合作銀行，再到亞投行，中國在新設立的多邊國際金融合作機構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亞投行是中國第一次真正地以領導者的身份參與多邊金融合作機構的創設和運作，這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戰。如果亞投行不能高效運轉，不能實現預期的目標，或者達不到國際社會的期望，不僅“一帶一路”的設施聯通進程會受阻，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努力也會付之東流，這將大大損毀中國的利益和降低中國的大國地位。因此，在亞投行設立後，中國必須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完善法律體系，培養和引進國際性人才，在亞投行的建章建制和高效運行方面，既要符合金融機構的市場規律，又要協調各國訴求和政策，還要體現中國的元素和正當利益，只有這樣，才能交出一份令世人滿意的答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