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帶一路”建設的地緣政治風險及戰略應對
“一帶一路”建設覆蓋歐亞非三大陸約6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程度還是政治穩定性上來看，都存在着較大差異。因此，“一帶一路”建設的地緣政治風險必須要認真加以評估。根據沿線國家的具體情況，地緣政治風險又可以分爲三大部分：第一是國家或地區政局動盪所帶來的政治風險；第二是恐怖主義、極端勢力的干擾和破壞所導致的政治風險；第三是“一帶一路”改變國際秩序而引發大國戰略衝突的風險。
1．政治動盪的風險
歐亞大陸的內部是全世界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政治上能否實現安全穩定是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建成的關鍵因素。實際上，絲綢之路涉及的許多國家都面臨着國內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如阿富汗以及烏克蘭政局的動盪等。另一方面，絲綢之路上各國之間也存在許多矛盾，如印巴衝突及伊斯蘭教內部派別之間的矛盾。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同樣也面臨着地緣政治動盪的風險，如南海問題的持續發酵。下面僅以緬甸、哈薩克斯坦等國爲例，對於“一帶一路”的政治風險作具體分析。
緬甸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國家。它位於亞洲中南半島西北部，與中國、泰國、印度、孟加拉和老撾5國互爲陸上鄰國。西南瀕臨印度洋，海岸線長1930公里。國土面積67.66萬平方公里，是東南亞第二大國，生態環境良好，自然災害較少。緬甸是東盟（ASEAN）、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國。緬甸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陸地上聯結東南亞與南亞、中東的必然通道，也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優勢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戰略意義。近年來，美國、日本、印度都十分重視與緬甸政府建立密切關係。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逐漸取消了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背景下，前國務卿希拉里、總統奧巴馬先後訪問緬甸。中國主張“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政策，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區域互聯互通，緬甸將是東南亞—印度洋地區非常重要的一環。
然而，緬甸國內的政局不穩定，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等因素也使得“一帶一路”在緬甸面臨着較大政治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緬甸中央與地方分權，部分地區局勢動盪。緬甸是亞洲國家中民族成分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存在大量的民族矛盾和地區分裂勢力，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網站數據顯示，緬甸全國約有人口6000多萬，政府承認的民族共有135個，民族語言100多種。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和撣邦等地實行自治，但與政府間軍事衝突經常發生，政局頗爲不穩，安全環境較爲惡劣。例如，2013年6月至2015年期間，緬甸北部克欽邦境內武裝衝突一直不斷。企業在投資過程中要注意避開這類可能的衝突，避免投資、建設因武裝衝突而無法開展、延期或中斷。實際上，緬境內各派力量（緬政府、“民地武”）等對中國在處理緬北問題方面既有期待，也有抱怨。筆者2014年8月曾到緬甸曼德勒、仰光、密支那等地調研，對於這一點感受較深。這使得中緬外交關係面臨着較大挑戰，也勢將影響到“一帶一路”建設。
第二，緬甸非政府組織活躍，導致民衆對華投資存在片面誤解。實際上，在緬甸投資過程中，除了要處理好與緬政府和地方勢力之間的關係外，還需要考慮到非政府組織的功能以及緬民衆對中方項目建設的態度。實際上，這些非政府組織大都有美日等國外力量的支持，且在緬甸民衆心中較有影響力。如前文所言，美日等國對於“一帶一路”建設是有所牴觸的。因此，如何規避和對衝非政府組織的負面影響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所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第三，緬甸“大國平衡”外交戰略轉向。緬甸新一屆政府上臺後，在重點發展與周邊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的關係的同時，還努力改善與歐美日等大國的關係。緬甸也希望與其他重要國家搞好關係，在中美之間通過平衡外交，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美、日、印等國也希望緬甸減輕對中國的依賴，企圖在區域內弱化中國影響力。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國際環境下，企業投資也可能會受到此類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具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關鍵節點國家。1991年建國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橫跨歐亞兩洲，國土包括中亞北部和烏拉爾河以西的歐洲部分。其與俄羅斯、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接壤，並與伊朗、阿塞拜疆隔裡海相望，國土面積排名世界第九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哈薩克斯坦在1995年後建都阿斯塔納，但國內最大的城市仍爲原首都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爲總統制共和國，1995年通過的憲法規定，總統的每屆任期爲5年。1997年、1998年經過修改憲法，將每屆總統任期延長至7年，同一人選連任不得超過兩屆。但2007年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哈薩克斯坦現行憲法第42款第5條中，有關“同一人選連續擔任哈薩克斯坦總統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將不適用於首任、即現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2015年4月，納扎爾巴耶夫再次高票當選總統。
哈薩克斯坦國內資源豐富，有90多種礦藏，鎢儲量達到200萬噸以上，佔到全球總儲量的一半以上，鈾礦儲量超過150萬噸，佔全球總儲量的四分之一，鉻、錳、銅、鋅的儲量均在世界前五。哈薩克斯坦還是世界上第八大黃金產區，已探明儲量約1900噸。除了礦藏之外，哈薩克斯坦也有非常豐富的能源資源。目前，哈薩克斯坦是世界第八大煤炭資源儲備國家，已開發煤田近百個，已探明陸上石油儲量48—59億噸，天然氣3.5億立方米。尤爲值得注意的是，哈薩克斯坦毗鄰有着“下一個中東”之稱的裡海，所屬裡海地區石油探明儲量約爲80億噸，按照美國能源信息署的估算，若裡海五國完成對於裡海地區能源劃分的協議，哈薩克斯坦有望獲得近三成裡海水域，近一半的裡海石油儲備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氣儲備。同時，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大的經濟體，雖然其在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但其經濟總量仍相當於中亞其他四國之和，也是世界銀行分類中的中高等收入國家。中國和哈薩克斯坦是陸上鄰國，經濟往來密切。自2011年起，中國成爲哈薩克斯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場。2013年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直接投資81149萬美元，是中國在亞洲投資的第三大國。2014年兩國進出口貿易總值171.82億美元，佔哈薩克斯坦進出口貿易總值的17.2%。
哈薩克斯坦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夥伴國家，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的演講中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倡議也獲得了哈總統的積極迴應，但哈薩克斯坦仍然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爲：
第一，哈薩克斯坦存在比較嚴重的“接班人”問題。實際上，這也是中亞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自1991年國家獨立以來，中亞五國總統中有三位一直在執政，包括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伊斯蘭·卡里莫夫和塔吉克斯坦總統埃莫馬利·拉赫蒙。雖然吉爾吉斯斯坦在2005年和2010年的政變中成爲了一個所謂的議會制民主國家，但該國卻更加不穩定，而且和所有鄰國一樣腐敗。對於哈薩克斯坦而言，老強人納扎爾巴耶夫年事已高，接班人問題已經成爲哈薩克斯坦政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被稱爲“第一千金”，目前擔任議會下院副議長的納扎爾巴耶娃被外界視爲納扎爾巴耶夫的接班人，其政治能力、政治觀念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因素。相比於在中俄美之間搞平衡外交的父親，納扎爾巴耶娃在政治立場上較爲親美。
第二，哈薩克斯坦在民族問題上存在隱患。這也是中亞國家普遍性政治風險。就以哈薩克斯坦來說，該國目前有125個民族，其中主體民族哈薩克族佔64.6%，俄羅斯族佔到了22.3%，哈薩克族多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俄羅斯族多信仰東正教。一旦處理不好與美、俄的關係，哈薩克斯坦很有可能面臨烏克蘭式的命運。
第三，哈薩克斯坦雖然重視與中國的經貿聯繫，但它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有多個選項。在哈薩克斯坦境內，“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與美、俄中亞戰略的競爭。例如，哈薩克斯坦是歐亞聯盟的重要倡導者，並促成了俄白哈之間的關稅同盟。2014年5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總統在阿斯塔納簽署《歐亞經濟聯盟條約》，宣佈歐亞經濟聯盟將於2015年1月1日正式啓動。因此，哈薩克斯坦對於不同發展戰略的優先級排序問題對於中哈關係的發展有着極爲重要的影響。
第四，哈薩克斯坦處於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其地緣政治環境長期缺乏穩定。哈薩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居於亞洲中部，通過哈進入歐洲的通道相比於西伯利亞大鐵路更爲便捷，但是要穿過局勢異常複雜的烏克蘭地區。烏克蘭危機對於哈薩克斯坦的穩定構成一定的影響。2015年伊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就調低了對
於歐亞地區的經濟增長預期，重要原因就是對於這一地區的穩定度表示擔憂。
第五，哈薩克斯坦仍面臨“顏色革命”的危險。儘管憑藉納扎爾巴耶夫的鐵腕統治與高超的外交技巧，哈薩克斯坦挺過了美國的民主化改造的衝擊，但美國並未放棄對中亞地區進行民主化改造的戰略。一旦納扎爾巴耶夫身體出現問題，哈薩克斯坦很可能會出現類似烏克蘭的廣場運動，而這也很可能會帶來俄羅斯的強力干涉，甚至會導致在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族聚集區出現一個新的克里米亞。
第六，中亞國家內部的矛盾外溢。例如，富裕程度較低的上游國家（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與三個下游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水資源不均衡，因此不能排除塔吉克斯坦羅貢壩等水利項目引發較大沖突的可能性。這也會對中國的“絲路”建設構成影響。
2．“三股勢力”破壞的風險
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這三股勢力是影響“一帶一路”穩定的重要因素。例如，“伊斯蘭國”組織得到塔利班派系和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的效忠承諾，可能會嘗試以一次襲擊來挑釁中亞，以宣揚它在阿富汗和中亞的勢力。“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死灰復燃，它通常被稱作“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其後勤基地設在土耳其境內。由於敘利亞戰爭的緣故，它與敘利亞乃至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和支持者以及“基地”組織派系加強了關係。這增加了“東伊運”襲擊中國海外目標、發動更多形式的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的可能性。另外，美軍將於2016年撤離阿富汗，在尚不確定阿富汗安全部隊能否在面對塔利班時繼續保持團結和忠誠的情況下，爲該國留下了持續動盪和政治紛爭的隱患。這可能爲好戰分子及其他罪犯和毒販在中亞邊境地區製造不穩定局勢提供機會。與此同時，各相關國對打擊這三股極端勢力尚未形成合力，這極大制約了應對三股勢力的有效性與持久性。
當然，從辨證的思維來看，“一帶一路”建設很大程度上也會抑制和打擊“三股勢力”。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扎卡里·凱克在日本“外交學者”網站刊文表示，“三股勢力”的目的之一就是攪亂中國與中亞、歐洲等地的經濟合作，而中國“一帶一路”倡導的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如穿越中國新疆，經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鐵路，將中國與歐洲相連，促進中國與中亞各國的經貿聯繫，爲維護與促進地區穩定與和平發揮重要作用。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認爲，“一帶一路”將使中國在亞洲取得更加積極的外交效果，緩和地區緊張關係，確保主要海上通道的安全暢通與穩定。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爲，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相對落後的國家將獲得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主流的機會，逐步消除貧困，這有助於根除“三股勢力”。
3．大國戰略衝突的風險
“絲綢之路”一詞源於德文“die Seidenstrasse”，最早出現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於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絲綢之路蘊含的巨大精神價值和發展潛力引起了域內域外國家的興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絲綢之路”冠名的各種規劃構想不斷提出。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聯合國的“絲綢之路復興”計劃、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俄羅斯的“新絲綢之路”等。這些計劃與“一帶一路”建設既存在契合點，但也有着明顯的衝突，尤其是俄羅斯、日本、美國的絲路計劃。
聯合國的“絲綢之路復興”計劃。聯合國是最早提出並推動實施復興絲綢之路計劃的國際組織。199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份由歐盟提出的文件，名爲“沒有出海口的中亞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及其鄰國的過境運輸體系：現狀和未來行動方案”。該文件旨在幫助中亞和南高加索新獨立國家獲得除過境俄羅斯領土之外的更多的出海口，以便其更快地融入國際社會。這份文件就是歐洲—高加索—亞洲交通走廊（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簡稱TRACECA）項目的最初藍本。200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起“絲綢之路復興計劃”。該計劃由230個項目組成，執行期限爲2008—2014年，投資總額430億美元，目的是改善古絲綢之路等歐亞大陸通道的公路、鐵路、港口、通關等軟硬件條件，使2000年前的絲綢之路重現輝煌。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中國在內的19國參加，擬建立6條運輸走廊。包括中國至歐洲、俄羅斯至南亞以及中東地區鐵路和公路的建設體系等。
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日本原不屬於絲路沿線，但從自身能源需要出發，在1997年由時任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提出以“絲綢之路外交”冠名的中亞外交戰略。2004年日本重提“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將中亞五國及外高加索三國定爲“絲綢之路地區”，並把該地區擺在日本新外交戰略的重要地位。根據“絲綢之路外交”的構想，日本將從地緣政治考慮，謀求在中亞和外高加索這個世界戰略要地站住腳跟；同時從經濟利益考慮，搶佔這一儲量不亞於中東的能源寶庫，通過加強政治影響和經濟滲透來爭取該地區能源開發及貿易的主導權。
韓國的“歐亞計劃”。2013年10月，韓國總統朴槿惠提出了“歐亞計劃”這一新的戰略構想，主要包括三大板塊內容，即建設從韓國經朝鮮、俄羅斯、中國、中亞，直到歐洲的“絲綢之路快車”，提議建設連接歐亞東北部的道路和鐵路設施，構建複合物流網絡，並積極將其延伸到歐洲；“歐亞能源網”即連接區域內的戰略網、燃氣管道和輸油管道等能源基礎設施，推動共同開發中國頁岩氣、東西伯利亞石油與燃氣等，實現歐亞能源雙贏合作；“歐亞經濟統合”即試圖將中韓日自貿協定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及跨太平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區域內外的貿易協定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統一市場。
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美國的新絲路計劃分智庫和官方兩個層面。從智庫層面看，2005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院院長弗雷德裡克·斯塔爾提出了“新絲綢之路”構想：建設一個連接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網絡，以阿富汗爲樞紐，將油氣資源豐富的中亞、西亞國家與經濟發展迅速的印度乃至東南亞連接起來，促進各國以及幾大區域間的優勢互補，推動包括阿富汗在內的該地區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2011年，美國官方提出了“新絲綢之路”計劃，設想以阿富汗爲中心，在美國等國軍隊從阿富汗撤出後，由美國主導阿富汗戰後重建工作，希望阿富汗鄰國投資、出力來維護美國繼續在歐亞大陸腹地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實際是以美國爲推手，以阿富汗爲中心，連接中亞、南亞，建立一個區域性地緣政治、經濟結構，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裡有美國的軍事基地，用來圍堵遏制中國、俄羅斯和伊朗。
俄羅斯的“新絲綢之路”。針對美國將俄排除在外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曾多次將正在建設中的由中國經過中亞和俄羅斯直抵德國杜伊斯堡，並連通歐洲鐵路網和港口的“中歐運輸走廊”稱爲“新絲綢之路”，表示俄羅斯將在“新絲綢之路”上發揮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俄大力推動歐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打造內部互聯互通網絡。
伊朗的“鐵路絲綢之路”。伊朗在歷史上曾經長期統治中亞地區，至今仍在中亞國家的文化、宗教等領域擁有一定的影響力，蘇聯解體後伊朗積極建設本國的交通運輸網絡，謀求成爲中亞國家與世界市場之間的交通紐帶。2011年，伊朗稱開始啓動將伊朗鐵路線通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同中國鐵路線連通的計劃。這條鐵路線被外界稱爲“鋼鐵絲綢之路”或“絲綢鐵路”。
哈薩克斯坦的“新絲綢之路”項目。2012年，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外國投資者理事會第25次全體會議上宣佈開始實施“新絲綢之路”項目，提出哈薩克斯坦應恢復自己的歷史地位，成爲中亞地區最大的過境中心、歐洲和亞洲間獨特的橋樑，在哈薩克斯坦主要的運輸走廊上建立起統一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貿易物流、金融商務、工藝創新和旅遊中心。2013年，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制定了“2020年前國家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及發展規劃”，這是哈薩克斯坦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交通基礎設施發展計劃。納扎爾巴耶夫總統認爲，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運輸領域正成爲哈薩克斯坦乃至整體歐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將推動哈成爲最大的運輸中心。“計劃的成功實施，將爲哈成功晉級世界30強國家奠定堅實的基礎”。
表1 多國實施（相關）中亞戰略
可以看到，這些計劃的突出特點是，制定者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來構建藍圖，在很大程度上是強調自己的“連”和“通”，而對其他競爭者卻在強調“隔”和“斷”，目的是既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又讓競爭者邊緣化。
可以想見，各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博弈使我國對外經貿合作面臨更多困難和障礙，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很可能也將與這些國家的絲路計劃發生矛盾、碰撞和衝突，其中最爲突出的是美國、俄羅斯等國的絲路戰略。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哈立德認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俄羅斯與中國是影響中亞地區穩定、和平與發展的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一帶一路”構想是促進中亞地區經濟合作與穩定的重要因素，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把中國排除在外，是因爲美國要限制中國在中亞地區發揮影響力。他認爲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與“一帶一路”在地域上有重合，在利益上有競爭，從長期來看是相互衝突的。另外，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而歐亞經濟聯盟卻將中國排除在外，展現了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勢力擴大的擔憂。俄羅斯學者謝爾蓋·盧賈寧認爲，最大的原因是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俄羅斯擔心中國會影響其在中亞傳統勢力範圍內的經貿關係與政治生態。受俄羅斯的影響，中亞國家最近有從過去對俄羅斯的被動依賴轉向主動依靠的趨勢，這勢必會削弱中國和中亞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的動力，從而影響我國推動與中亞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進程。
實際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在某些國家看來是進入到由他們主導的地區之內，是動了他們的“奶酪”。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存在重要戰略利益，俄羅斯在中亞地區保持着傳統的影響力，印度作爲地區大國一直希望主導南亞地區事務。由於涉及到切身利益，同時又因爲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一國對於他國的戰略意圖既難以預料，又無法辨別真僞。因此，大國之間的戰略防範便成爲一種國際關係的常態。對於“一帶一路”中所倡導的和平、共贏等理念，相關國家仍然存有很大疑問。例如，俄羅斯學者謝爾蓋·盧賈寧認爲，“一帶一路”構想包含的和平、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聽起來很容易接受，但中國在南海的不穩定因素與敵對方不斷增加，“和平之旅”“互利共贏”等理念很難讓這些國家信服。他還認爲，“一帶一路”構想的目的是中國重新劃分從太平洋到歐洲的經濟版圖，同時遏制美國並將其趕到大西洋。美國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羅伊認爲，“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互利共贏不是中國真正的意圖。俄羅斯尤里·塔夫羅夫斯基教授2013年11月15日在俄羅斯《獨立報》發表文章指出，一些莫斯科漢學家認爲，“一帶一路”構想是中國霸權主義的體現，對抗歐亞經濟聯盟機制。由此可見，如何消除主要國家對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疑慮也是保障其順利推進的重大課題。
4．“一帶一路”地緣政治風險的戰略應對
“一帶一路”建設所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呈現出多樣性、複雜性的特點。從多樣性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風險既包括地區或國家政治局勢的狀態，又包括非國家行爲體，如“三股勢力”的影響，同時還摻雜着大國戰略衝撞的風險；從複雜性的角度來說，“一帶一路”建設中牽涉到的風險元素衆多，覆蓋面巨大，因而增加了應對風險的難度。從整體上來說，應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地緣政治風險應努力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是要做好政策溝通與戰略對接工作。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爲原則的，這就決定了“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得到各相關國家的支持與配合。換言之，“一帶一路”建設是由中國發起並極力推進的，但其最終的實施是需要各國共同參與，其成果也是各國所共享的。由於“一帶一路”覆蓋面廣，牽涉的主體衆多，既有國家，也包括地區或國際組織，因此，做好政策溝通便是打消沿線國家顧慮，匯聚各行爲主體合力的重要途徑。同時，做好政策溝通也是中國處理好與已有的一體化組織關係所必需的。目前絲路經濟帶沿線已有歐亞經濟共同體、上海合作組織、俄白哈關稅同盟和統一經濟空間（即將升級爲歐亞經濟聯盟）、南亞地區合作協會、海灣合作委員會、阿拉伯國家聯盟、黑海經濟合作組織等多個區域性合作組織。
如前文所言，“一帶一路”與某些國家的現有絲路戰略有着重合、競爭，甚至衝突的一面。因此，如何將“一帶一路”建設與已有國家的絲路戰略融合起來，實現良好的、無縫的戰略對接是“一帶一路”建設減少阻力，避免大國間戰略衝撞的重要一環。正如美國基辛格協會副會長雷默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陸海絲綢之路專題研討會”上建議，陸海絲綢之路構想應加強與現有地區機制的銜接，找到各機制的互通性，協調配合，相互促進。
二是要建立有效安全機制，合力打擊“三股勢力”。“三股勢力”是一種極端邪惡勢力，集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於一身，在世界各國都留下斑斑劣跡。他們煽動民族仇恨，製造宗教狂熱，鼓吹所謂“聖戰”，大搞暴力恐怖活動，殘殺無辜羣衆，挑起暴亂騷亂。“三股勢力”也成爲“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要的風險因素。爲此，中國應加強與中亞、南亞等相關國家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利用好現有的安全機制，如上合組織等，合力打擊“三股勢力”。中國可以與相關國家在情報共享、司法合作等領域展開更多的安全磋商與交流。
三是要突出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的非戰略性、合作性和非排他性。“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外向性的地緣政治戰略，而是促進中國西部地區發展和擴大向歐亞內陸甚至歐洲地區開放的宏大經濟願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快沿邊開放步伐，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可以說，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中國進化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之際的一個重要舉措，是中國沿海地區通過前30餘年的改革開放獲得長足發展之後，中西部地區通過擴大向西開放而加強與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地區貿易往來和經濟、技術、金融合作，從而形成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實現東西部均衡協調發展的重要一環。同時，“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綜合性的跨區域經濟合作倡議，其地緣範圍包括東亞、中亞、南亞、西亞、高加索、俄羅斯和整個歐洲；其合作範圍包括交通、能源、貿易、金融、工業、人文等多重領域；其實現途徑是以戰略協調、政策溝通爲主的高度靈活、富有彈性的方式，而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另外，“一帶一路”不是由中國一家主導的地緣經濟計劃，而是多元、開放的進程，它需要歐亞大陸國家的共同參與。由此來看，“一帶一路”建設不應視爲是中國謀求戰略利益的政策工具。正如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2015年3月21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變革世界中的新型大國關係”發言時表示，“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不是地緣戰略的工具。
因此，我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應弱化其戰略性色彩，更多地強調其經濟性、發展性、開放性、共享性特徵。比如，在宣傳用語方面要格外謹慎。國內有些研究和話語經常把經濟活動戰略化，用戰略甚至是軍事戰略的概念來描述我國的對外經貿策略，用“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概念，給地方政府或者企業的貿易投資行爲人爲添上戰略色彩。印度對“西南戰略大通道”很警覺，擔憂中國會損害印度國家利益。東盟國家對“橋頭堡”也很警覺，認爲這個概念包含過多的軍事因素。俄羅斯則對中國的“西進”非常擔憂。從歷史上來看，絲綢之路的核心是經貿，其性質是和平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便建議不要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曾任駐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應強調中國不搞單邊主義，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避免使用“西進”“崛起”等帶有單邊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慮。
四是要打造“一帶一路”的精品工程，發揮其榜樣與引領作用。中國與相關國家要落實好“一帶一路”建設，擴大與各方的利益匯合點，讓其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事實勝於雄辯”。只要沿線國家，甚至於整個國際社會能夠從“一帶一路”建設中獲取實際利益，這便是對各種誤解、曲解最好的回擊。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鰲論壇演講中指出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因此，我國應與沿線各國當地企業、西方企業以及相關國際機構合作開發，通過構建多方利益共同體，減少外界阻力和疑慮，降低政治風險，提高合作的可持續性。如應善用多邊金融機構，聯合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共同爲大型項目提供融資。我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應採取開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邊協作的金融平臺，等等。目前“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景與行動已經制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成立並正式開業，絲路基金已經順利啓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已在穩步推進。這些早期收穫向我們展現了“一帶一路”的廣闊前景，也進一步吸引與提升了國際社會的參與熱情。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建設的根本在於有效的行動與持久的定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