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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的大量產生還與外部環境有關。鴉片戰爭後，中國由於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一些中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以及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使部分中國人因此喪失抵抗信心。甚至連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對抗戰前途也悲觀失望，他認爲“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卻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卻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注：周佛海：《回憶與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載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頁。）許多漢奸官員認爲“日本經濟發達，勢力強大，中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打是打不過的”；“中國民族性差，不團結，像一盤散沙，什麼事也幹不成”；“我們這些人瞭解日本情況，日語又好，認識日本人又多，可與日本人周旋，必要時爭一爭，能減輕點壓迫。”（注：紀敏主編：《僞滿皇帝羣臣改造紀實》，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頁。）這是部分漢奸的心態。?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一向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尤其是兩國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國人有親切感。中日同在亞洲，人種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國近代化道路的過程，大批革命黨人曾得到日本的庇護和資助。因此部分中國人對日本有親近感。這些爲日本對中國人的文化爭取提供了有利條件。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公開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幫助亞洲從歐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也麻痹了部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國人深爲佩服。在“以日爲師”的口號下，中國掀起了赴日留學的熱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學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與生活習慣，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對日本有親切感和崇拜感。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爲漢奸。有學者曾對漢奸僞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發現：“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佔被統計人數的38%，佔接受過近代教育人員的49%。”（注：汪朝光：《抗戰時期僞政權高級官員情況的統計與分析》，載《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1冊，第68、72-73頁。）這既顯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聯繫之密切，也顯示出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深遠用心。?
漢奸的產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他們策劃和推行“以華治華”政策的需要。爲了彌補其在戰爭中人力、物力的不足，鞏固佔領區，掩蓋其侵略面目，泯滅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日本便對中國進行威脅利誘，並十分重視利用扶植漢奸僞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虛僞地宣稱“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兩年內從中國撤兵”。接着，日本內閣對華提出近衛三原則，進行欺騙誘降，最終促使抗日營壘中的汪精衛派分化出來，併成立汪僞傀儡政權。?
日本在華的四大特務機關也不擇手段地從事間諜活動，其具體任務之一就是製造漢奸。他們或金錢勾引，或私利相誘，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攏腐蝕部分國人。加之國民黨統治腐敗，不得人心，部分民衆爲了私利而忘記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賣身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