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聲音還是那麼討厭！當年的手下敗將都成了將軍。哪次見面他都顯擺顯擺，哪壺不開提哪壺，真是討厭。
是啊，我怎麼就錯過了將軍吶？怎麼錯過的？
離休那年是六十五歲，正師級？嗯，軍區軍械廠是副師級單位，是副師級，我是抗日干部按師級待遇離休，軍齡52年。對，軍齡算錯了，明明規定“參加革命工作”就算，我兒童團團長哪兩年沒給算！待遇不待遇沒什麼，少算了對革命的貢獻這得和組織說說清楚。
也就是政治部的那個老傢伙太沒有水平，蠻不講理。“你十三歲就是團長了，五十五纔到副師，說明你對革命貢獻太小，給革命的貢獻還沒有吃組織的多，多算兩年也是算你多吃組織兩年。”
聽聽多不講理？氣得自己指着他鼻子大吼：“以後別來我家蹭酒……”。
我怎麼就多吃組織的了，十年廠長，響應“軍隊爲經濟建設服務”，我帶着全廠職工積極承接民品加工，開發壓力鍋啊、滑板啊……。哼哼，一邊照顧精神失常的妻子，一邊開拓市場，年年都是上繳軍區利潤第一，怎麼就貢獻小了？
照顧精神失常的妻子三年，還是沒有照顧好，失去了她。那年我成了右派，妻子是歸國華僑有海外關係。抓走妻子那年，小女才三歲……，再見時，妻子已經瘋了一年了。一想就痛心，還是想想愉快的吧——是怎麼認識妻子？對，在軍區總醫院。
妻子是軍醫，技術很好，記得她說，她父母是馬來西亞華僑，父親叫張阿水，一個南方很土氣的、叫這個名字的人很多。
那時，她是我的主治醫生。叫張勝男，她自己起的，名字霸道，人漂亮！一見她就覺得自己的心啊，不爭氣地怦怦亂跳，自己住院三個月就好了，爲了她，硬是又賴了一個月纔出院的。還是邀請她看了一次歌劇《白毛女》，纔有機會握住了她的手，握住了就沒有再鬆開過！那年我32了，她30歲，我覺得她就是爲了等我。
那些年啊，如果世間有神仙，我過得就是神仙般的日子，把自己的心，美的好像總是在飄着！哈哈，指甲再也沒有過黑泥，她都是用針一點一點剔掉了，就是每一次剔泥都覺得她在考驗我的革命意志。不會做飯？小事，咱會！不會縫衣服，小事，咱也會……。
簡簡單單結了婚、成了家，簡簡單單上班、下班，簡簡單單有了第一個孩子、第二個、第三個。快樂的日子過得總是那麼快！人生有這樣一段，斷條腿也值得！
嗯！還真是斷條腿才住院的。
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提拔到軍區參謀部，最年輕的偵察參謀啊！大演習的時候，救了一把戰友，就把腿弄斷了，還是粉碎性的。無奈離開作戰部隊，轉去軍械廠，斷了條腿也斷了將軍夢啊。
救的就是哪個後來當了將軍都忘不了顯擺的、討厭的傢伙。政治部的老傢伙說的真對，組織對我真是深厚，三年的軍校培養白費了。
要說還有原因，就是戰功太少了。
53年，自己好不容易輪到出國作戰。只聽了一次炮響，就停戰了！白去了！就看對面的美國兵帽子扔了，衣服也扔了，有的槍都扔了。
有個傢伙拎着啤酒就跑過來了，當時我是這個陣地的最大幹部——排長，硬着頭皮前去交涉。聽着他半天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漢字真累，後來才搞清楚這個滿頭金髮的傢伙叫賴恩，是他們營唯一會漢語的，志願軍的翻譯也少，雙方就默許我們兩個溝通交往。
我跟他學英語，他跟我學漢語。這個叫“賴”的傢伙總是吹噓有線，家裡有大農場、還開了工廠，哪次跑過來都揹着罐頭、糖果、啤酒什麼的……，嘿嘿，革命軍人還怕這個？糖衣吃了炮彈打回去！
他總是吹噓他自己是什麼省大學畢業的，多麼多麼聰明。人模狗樣的，長得比我稍稍好看一點。比我可笨多了，一年半之後，他退役的時候，我都能夠和他用英語對話了，他漢語學得一個字都“賴”不出來了，還冤枉我不會當老師。走的時候，很認真地寫了地址，邀請我去家裡做客云云。咱決不能上美帝的當，扭頭就把紙條扔了！
解放戰爭的時候，給老領導當通訊員，別說戰功了，一槍都沒有放過，跑來跑去的都也沒跑出師部範圍20裡地去。老領導對我亦兄亦父，天高地厚的。大家都叫他李參謀長，我隨着大家叫。
我見到李參謀長那年，應該是40年吧。
一個晉西北的小山村，好像叫草溝什麼的。一共也沒有十戶人家，除了幾個參加八路軍游擊隊的，就剩四十幾個人。別人都姓何，只有我家姓李，我和母親一起過活。從記事起，就沒有見過父親，母親不肯說，別人說不清，後來放哨都忙不過來，也懶得問了。
全村兩個“長”，一個是民兵隊長何大叔，一個是我了，兒童團長。他有三個兵，我有六個。民兵有兩支老洋炮，一把砍刀；兒童團，只有一支兒童團長的“專用”紅纓槍。
小山村在半山腰，背靠大山，西面前出一里有個土包，站在土包一眼就望見山底河水，從山底看不到小山村。土包就是我放哨的崗位，放個木杆當消息樹。看到鬼子，都來得及上山，往山林一鑽就行。鬼子也很少來這邊，大多從山底路過，也沒見過那個鬼子往小山村看一眼。
這一年的夏天，地裡的莊稼都比人高了。放哨，到了中午就要回家了吃飯了，剛回頭就看到一夥鬼子從北山下來。村裡人都在屋裡，急的我怎麼喊都沒有人聽到。放到消息樹，也沒人看到，拿起紅纓槍順着山溝就往回跑啊。
還沒到家，就聽着村裡響起槍聲，從溝裡剛爬出來，看到一個鬼子正在欺負自己的母親，當時就急了，端着紅纓槍就衝了上去，對着鬼子後背就是一紮槍，也是跑了一里路氣息都不勻乎，扎偏了！鬼子到是有經驗，沒有直接起身，而是向側面一滾，正好被我扎到了前胸。
鬼子抓着槍桿一掄，就把我甩了出去。等我哎哎呀呀爬起來，鬼子躺在哪裡已經不動了，自己連滾帶爬到了母親身邊，看着一柄刺刀就正紮在母親的胸膛上，血突突地向外冒啊！
傻了，“啊、啊”地不知道怎麼辦了。母親推了我一下，喊了一聲，“快跑，上山！”睜着大大的眼睛就那麼盯着我。是母親讓一個六神無主的孩子有了生機，我爬起來還想着拿紅纓槍，鬼子攥得太緊，只好拖着鬼子的大槍，等跑到溝邊回望母親，母親還在那裡睜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
這是我消滅的唯一一個敵人，這個戰功是母親用命換的，別人不能提，自己不敢想。李參謀長一提我眼淚就下來了，自己一想就象看到了母親盯着我的眼睛。
順着山溝沒命地往山林那邊跑，知道跑進山林就能活命。在山林裡一直跑到聽不見槍聲了，纔敢躺在那裡，只是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不知道過來多久，看見小山村那邊冒出了黑煙，就知道鬼子放了火走了。等一步一步捱到了小山村，火都滅了。看見一個八路軍幹部站在村口，我扔了大槍抱着他就嚎啕大哭。
這就是第一次見李參謀長，渾渾噩噩的被他領到一個土包那裡，八路軍已經把母親和所有村民合葬在一起了，起了一個墳丘。告訴我全村就活了我一個，讓我對着墳丘磕頭，也不記得是不是磕頭了，也不知道那時候自己是昏過去了，還是睡着了。
後來知道李參謀長叫李茂，是八路軍的一個團參謀長，身材細高的，長得文文靜靜，帶個眼鏡更顯文雅。湖北人，家裡也很窮的，是哥嫂養大的。解放後回湖北也沒有找到哥嫂一家，也不知道是搬走了，還是被國民黨還鄉團或是鬼子給害了。打仗很有水平，帶了一個營到這邊搞敵後游擊戰，到抗日勝利時候一個營發展都有上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