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學"評論
——《周易》一書在先秦時期形成的"易學"派別
第一章
由《左傳》一書反映人們最早對《周易》的運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學"流派的雛形
第四講:《左傳》一書記載人們對《周易》的解釋與論述，即歷史上對《周易》最早的學術
已知《左傳》一書裡記載史巫用繇稱式《周易》用於卜筮，而上層人士則直接引用《周易》文句用於說理。並且《左傳》一書裡還記載了對《周易》文辭的解釋與對《周易》的論述，當屬《周易》學術上最早的記錄了。
我們也將《左傳》一書裡記載屬解釋與論述《周易》的例子列舉如下：
①、《左傳·襄公九年》裡記：“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我們先看看這段的譯文:“穆姜死在東宮裡。開始住進去的時候，卜筮得《艮》時出現一個不變的符號畫(也像八寫法的符號，筆者注)，便說爲遇《艮》之八。太史說：“這叫做《艮》變爲《隨》。《隨》，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要趕緊出去。”穆姜說：“不用出去！這在《周易》裡說‘《隨》，元、亨、利、貞，沒有災禍。’元，是軀體最高的地方；亨，是嘉禮中的主賓相會；利，是道義的總和；貞，是事情的本體。體現了仁就足以領導別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協調禮儀，有利於萬物足以總括道義，本體堅強足以辦好事情。這樣，所以是不能欺騙的。因此雖然得到《隨》而沒有災禍。現在我作爲女人而參與了動亂。本來地位低下而又沒有仁德，不能說是元。使國家不安定，不能說是亨。做了事情而害自身，不能說是利。丟棄寡婦的地位而修飾愛美，不能說是貞。具有上面四種德行的，得到《隨》纔可以沒有災禍。而我都沒有，難道合於《隨》嗎？我挑取邪惡，能夠沒有災禍嗎？一定死在這裡，不能出去了。”
這是魯成公的母親穆姜在搬進東宮時，曾筮了一個《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說是《艮》之《隨》，“隨”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讓穆姜迅速的離開東宮。而穆姜則用《周易》裡《隨》篇中的“元亨利貞，無咎”，以四德來解釋，反對史官占筮的意見。認爲自己沒有遵尋信德而行事，與四種美德全無，又怎能合乎《隨》裡的“無咎”呢？認爲自己惹出禍端，又怎能沒有禍呢？所以認爲自己就應死在那裡，無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釋《隨》是出去的意思建議穆姜迅速離開東宮，而穆姜確以《隨》裡的“元亨利貞，無咎”，對照自己的行爲，認爲既不但不認爲是“大吉大利，無危險”兆頭，而且認爲自己應該死於東宮，這可是與史巫形成鮮明的認識對比，從穆姜用四德解釋“元亨利貞”，以反對史巫占筮的說法，這既是最早從一個測面有力批駁史巫占筮荒謬的例子，又是開義理解釋《周易》文辭的先河。穆姜能從占筮出的《隨》裡引用“元亨利貞，無咎”從義理上解釋，對照自己的行爲，預知出結果的可知性，這是理性的思維方法。若按史巫筮卜出《隨》卦，而認爲《隨》裡的繇辭不正是“元亨利貞，無咎”嗎，那麼穆姜搬進東宮，不正是“大吉大利，沒有害處”的兆辭了嗎？看來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而是從“元亨利貞”引出四德理論對照自己的行爲，能夠理性的認識到現實中自己的結果，還能有什麼“無咎”，而不會是好結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結果，也就願意死在東宮。上層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維看待自己的行爲後果，而不是聽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說法。這即是對《周易》一書最早做理性的看法。這穆姜(假託穆姜而已)對《周易》裡的“元亨利貞”做四德的解釋法，可以說是最早從義理上釋解《周易》的“易學”了。這裡的四德解釋《周易》，後來確實收進到《易傳·文言》文章裡。
穆姜是最早把"元亨利貞"以"四德"解釋。
而後來的《易傳·文言》釋:“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至唐《周易集解》李鼎祚引《子夏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這幾乎成了解釋“元亨利貞”的範例。
②、《左傳·昭公二年》裡記載:“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屬春秋後期，這時的孔子還是小孩子（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這個時期是理性思潮進一步上升的時期，也是將孕育一個偉大人物成長的時期，也是筮術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時期，也是上層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書，使《周易》恢復義理文本化的時期。這韓宣子所見到的《易》“象”，並不是一些學者認爲的《周易》卦象，應是指解釋《周易》一書的學術文章，即“大象”。由《左傳》來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書在韓宣子所見“易象”之前，並非是罕見之物。韓宣子所見到的“易象”與“魯春秋”表現出的驚訝，說明他見到的“易象”並不是指《周易》一書，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應是以義理解釋《周易》最早出現的學術文章，即“大象”一文。纔會使韓宣子感到驚奇，纔會說出：“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無疑把所見到的“易象”與傳說中的周公之德，與周人推翻殷紂建立周朝的政治掛起鉤來。也說明《易》“象”是講義理（政治理論）的文章，也無疑的間接的說明《易》是周公之德與周王天下的道理有關，韓宣子決不會認爲《易》是一部占筮書，若認爲《易》是筮書，就不會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說明在韓宣子眼裡，《易》與《象》都是講義理的書。
故韓宣子見“易象”而說的話，是間接的議論《周易》是一部義理之書。
③、《左傳·昭公十二年》又出現了子服惠伯對《周易》的說法。《左傳·昭公十二年》裡記：“南蒯之將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佔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我們再看看這段話的譯文:“南蒯將要叛變的時候……南蒯不提出所問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裡的以《比》做繇題裡的繇辭說，“黃裳元吉”，就認爲是大吉大利。把它給子服惠伯看，說：“如果有事情，怎麼樣？”惠伯說：“我曾經學習過這個，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不然就必定失敗。外表強盛內部溫順，這是忠誠，以和順行卜問之事，故爲信。所以說‘黃裳元吉’。黃，是內衣的顏色。裳，是下身的服裝。元，是善的第一位。內心不忠誠，就和顏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裝不相符合。事情辦理不好，就和標準不相符合。內外和諧就是忠，根據誠信辦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種德行，就是善，不是這三種德行就無法承當繇辭的筮問。而且《易》不能用來占卜冒險的事情，您打算做什麼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黃，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這三者都具備了纔可以合於卜筮。如果有所缺少，筮出雖然吉利，未必能行。”
這裡記載子服惠伯也是對《周易》一書文辭上的義理解釋，及對人們以《周易》占筮上的最早論述。
南蒯卜筮，筮出的是《坤》裡的《比》繇稱裡繇辭爲“黃囊元吉”，現今本《周易·坤》卦裡"六五"爻辭已然是"黃裳元吉"。南蒯認爲是大吉之神示，就認爲若辦什麼事情，也自然是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則從兩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一是從《坤》的“黃裳元吉”這四個字上進行了義理解釋。
二是從對用《周易》卜筮道理上的論述。
特別是對用《周易》卜筮上，可說是首發對用《周易》卜筮上的論述，子服惠伯的說法，如同周初產生的“以德配天”觀念。這子服惠伯對《周易》一書用於卜筮的說法，可以說是代表了春秋後期社會新思潮下的新理論，即是“以德配筮”的觀念。這實際也是在面對《周易》一書的性質問題，還不能正確對待，而尋拆中主義的說法。“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子服惠伯在面對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裡“黃裳元吉”的文辭，認爲“大吉”所尋問時做出的一番回答。這句話的白話意思：“我也學過這個，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結果。不然就必定失敗。”這是說若問忠信之事用《周易》卜筮合適。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敗。這把《周易》變成忠信之事卜筮的工具說法了。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觀念了。邪惡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這是把《周易》用於筮卜附加了條件。且不說這是何邏輯，但子服惠伯在解釋“黃囊元吉”可是從義理上進行的。解釋《周易》裡的句子是從義理上，而論說《周易》面對筮卜時，並不是反對，而是用《周易》筮卜只是附加了條件，即忠信之事則可，邪惡之事必定失敗。這應是最早亦筮亦理對《周易》的說法了，對《周易》文辭做義理解釋，而用《周易》卜筮只是認爲忠信之事則可。這種亦筮亦理的對待《周易》的看法，無疑對戰國末期產生的《繫辭傳》裡的亦筮亦理去釋解《周易》所產生的影響。子服惠伯應是首創雙重標準(亦筮亦理)看待《周易》的學術開始。
總之， 在對《周易》最早學術上，即《易傳》以外的學術上。
穆姜是開義理釋《周易》文辭之先。
韓宣子是一種間接的對《周易》一書的評論，也是開議論《周易》是一部義理之書之先。
子服惠伯開創了對《周易》一書“亦理亦筮”的觀點，是後儒“《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的承繼（《易傳·繫辭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