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一章:《周易》文本探源
第三講:《周易》原創文本
第二節:《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
《周易》一書產生在什麼時間呢？這裡說的《周易》，就是指原創的《周易》一書，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組成的《周易》。至於《周易》裡所用的“六十四畫符號”則放到後面講述。
先秦史書《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裡所反映的繇式《周易》出現的時間是發生在春秋早期
那麼，除《左傳》一書裡記載《周易》一書之前，是否還有有關《周易》一書的記錄嗎？從目前來看，還沒有能找到證明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更早的記錄了。《詩》裡面有，《書》裡沒有。就目前已知，從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無發現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一書出現的時間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銘文，以及其他材質上的文字，都不曾發現有記載相關《周易》名稱及內容。
我們來看傳統上對《周易》產生的說法，最早是《易傳》文裡出現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帛書《易傳》(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裡記載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帛書《衷》裡有這樣的說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記之數書，孰能辯焉？”又說:“《易》[之]興也，於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憂焉？”
這帛書《衷》文裡的說法，後來被移植到傳世《繫辭》裡。
傳世《繫辭》一文裡出現對《周易》產生的說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而帛書《繫辭》與傳世《繫辭》裡都有一樣的說法是“伏羲始作八卦。
這《繫辭》應是戰國末期產生的，到西漢前期又進行了增刪。
兩漢時期，對《周易》產生的說法又有了新的內容發展。
司馬遷已把前人說的“伏羲始作八卦”，納入到《易》裡，稱“易八卦”，“八卦”卻成了《周易》一書裡的東西了。司馬遷的這種說法，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誤解。而司馬遷又明確落實《周易》是西伯（即文王)拘羑里推演出來的。這就是把《周易》落實到周文王頭上的最早說法了。
《史記日者列傳》裡以善卜者司馬季主之口說的更詳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記》裡說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襲《繫辭傳》裡的說法而已。《史記》裡說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同樣是在《繫辭傳》說法基礎上的演義化。
《史記》裡不但把《周易》（《史記》作者所講的《周易》，是面對今本《周易》）一書說是周文王創作的，而且也對《易傳》（“十翼”）給於明確的說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司馬遷不但把“八卦”歸到《易》(指《周易》）裡，而且把《周易》裡的六十四卦爻辭歸屬於周文王的創作，又把《易傳》（司馬遷時還沒有出現的《雜卦》、《序卦》）著作權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聖人創作的一部“易經”，被司馬遷神話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體（即“八卦”、“卦爻辭”、“易傳”）的一部“易”，成爲帝國裡的“經”之首。故到班固作《漢書》，就對《易》（指《易經》，即今本《周易》加“十翼”）產生的說法更具體化了。《漢書·藝文志》雲：“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佔可得可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時歷三古。”
自此“人更三聖，時歷三古”成爲《易》之經典與權威說法，而後來的王朝裡大抵遵循漢時的說法。
不過今天人們對《周易》產生的時間問題，有人總結出有十幾種說法。但主流話語，還是傳統上的說法。
那麼，《周易》一書是否是西周初期產生的呢？
從考古資料上已知《周易》一書所用六十四畫符號早在文王之前就產生了，而《周易》一書則在後封建時代裡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
本身《周易》一書的進步思想與文王時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時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與周公時期，王朝裡已然充滿着濃重的天命與迷信思想。從“西周書”裡記載，那時還是運用龜占卜問吉凶，若是殷周之際或是周初《周易》已產生，但從整個西周時期裡，《周易》彷彿被蒸發掉了那樣，而沒有任何蹤跡？爲何西周這段時間裡對《周易》沒有任何記載，“西周文”，《詩》，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銘文上都沒有記載有關《周易》之事。而在幾百年後，《周易》這部書，猶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傳》這部史書記錄了《周易》一書，並最先以卜筮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說明《周易》一書決不可能是西周初期產生的，因爲西周官方里的那些文獻並不反映《周易》一書。
那麼，首先能否從《詩》與《周易》裡如詩的語句及手法對比來看《周易》產生的時間嗎？
《詩》是我國第一部詩歌彙集，其詩歌產生的時間大約從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紀（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間的作品。在這幾百年的時間裡產生了不同時期的詩歌，又經過不斷地吟唱流傳，最後到春秋時期彙集成冊。
從《詩》裡看不到對《周易》一書的反映。那麼，只有通過《詩》的體裁、表現手法來與《周易》一書的寫作表現手法對比分析，看兩者產生的相關時代背景。
《詩》是詩歌的彙集，“詩”有“詩”的藝術表現手法。《詩》裡的詩句雖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詩》裡的詩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詩》裡的詩歌藝術特色是“賦、比、興”的運用，這既是《詩》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啓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
《周易》屬於文章體裁，但不難看出《周易》一書裡有不少“詩”的表現手法。《周易》裡一些文章講究對仗和用韻，句式生動流暢、簡明洗煉，在形式上呈現出詩歌的特徵；而且運用了賦、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
那麼，《周易》與《詩》裡的詩歌誰是誰的先後繼承關係呢？當然是《周易》受到詩歌的影響，因從詩歌產生的歷史來看，是遠遠早於《周易》一書的產生。從人類的發展史來看，詩是人類語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種文學表現形式中，無疑詩歌形式出現的最早，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文明歷史，就有了詩歌。《詩》裡的詩歌雖然產生的較晚，但不等於說詩歌形式出現的晚。文學的源頭是原始詩歌。
《周易》一書雖多有詩的表現手法，但《周易》畢竟不是“詩”，而是“文”。《周易》的體裁是“文”。《周易》一書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組成，而《周易》文章又實屬我國論說文的先驅。雖然《周易》是文的體裁，但《周易》一書在寫作手法上無疑受到詩歌的影響。《周易》一書裡的文章主要運用隱喻、象徵的方法來論證事理；而且形同於“詩”的語言與格式，這無疑是受到“詩”的影響。正確地說《周易》一書是“詩性思維”的結晶。
我們讀《周易》不但讀出政治道理，而且讀出詩歌美韻來。《周易》一書的文章句子，有着詩歌的韻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詩的體裁、詩的語言、詩的表現手法。《周易》裡不但有大量的如詩之句，而且還有通篇如詩的體裁與手法的文章有《賁》、《明夷》、《歸妹》、《艮》、《漸》等。
《詩經》裡有一首詩，其名是《鴻雁》。
《詩》裡的這首《鴻雁》一詩與《周易》裡的《漸》對比來看，兩者的寫作手法似乎沒有區別。兩者都用鴻雁起興，不過《周易》裡的《漸》只是用來一個單字“鴻”，而《詩》裡的《鴻雁》，則出現的是“鴻”與“雁”合成詞。從中國文字發展來看，是從單字發展出詞語的一個過程。
《鴻雁》一詩又是創作於何時呢？《詩》裡的詩歌分“風”、“雅”、“頌”，《鴻雁》一詩屬“小雅”裡的詩歌。
經現代學者研究，認爲“小雅”中大部分詩產生於西周後期和東周初期，因有不少詩反映了時代的黑暗與動亂。《鴻雁》一詩被當今研究者認爲是西周末期產生的，這首詩是亂世流浪者的哀歌。
而《周易·漸》文雖也以“鴻”起興，但表現的是與《鴻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內涵。《漸》文把一對離人的遠征與守望上升到一種愛國情懷來歐歌。《鴻雁》一詩應是西周末期還是春秋前期的時代背景。而從《漸》文的體例用詞及思想含義來看，應在《鴻雁》一詩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書的產生不會晚於西周末期。
而《詩》裡還有一首詩如同《周易·漸》文那樣用“鴻”來起興。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詩經·豳風·九罭》)
《九罭》一詩應早於《鴻雁》一詩是肯定的，此詩應是西周後期產生的。
《周易》裡的《漸》文是以“鴻”起興，共分六段以“鴻漸於幹，鴻漸於磐，鴻漸於陸，鴻漸於木，鴻漸於陵，鴻漸於阿”起興。而《詩》裡的《九罭》一詩裡以“鴻飛遵渚，鴻飛遵陸”來起興。這“鴻飛遵陸”與“鴻漸於陸”寓意非常接近。從《周易·漸》的用韻來看，更規範於《九罭》一詩。通過《漸》文用“鴻”起興的手法與《詩》裡的《九罭》與《鴻雁》詩歌的對比，推斷《周易》一書的產生早不過於西周中期，晚不過於西周後期。
上世紀的易學家李鏡池就已對《周易》裡的所謂“卦爻辭”與《詩》裡的詩歌的體例文法進行比較，以此推及《周易》產生的時代，爲“成書於西周晚期”的說法。
李鏡池先生《周易探源·序》裡說：“我們現在認爲《周易》的編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書年代，約在西周晚期”。這是李鏡池在早期諸種說法後更改的說法。
其次看能否從《周易》一書裡尋找《周易》產生的時代信息嗎？
古今《周易》學者也多是從《周易》一書裡所記載的一些殷周之際發生過的史實，做爲推斷《周易》產生時間的依據。從《周易》一書裡尋找《周易》產生的時代信息，卻不失爲一種最佳方法。
傳統上認爲《周易》裡反映“文王與紂之事”的內容，是在《周易》裡的《泰》篇，有“帝乙歸妹”，《明夷》裡有“箕子之明夷”，《升》裡有“王用亨於岐山”，《歸妹》裡有“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從這些文章出現的人物故事，就是發生在殷周之際的事情。大概後人讀到這些句子，就聯想到《周易》是這一時期產生的。故《繫辭》裡就認爲“《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帝乙歸妹”一詞出現在《周易》一書裡，是屬於引證。
《周易》裡引用“帝乙歸妹”，是引用歷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經驗，以此增強文章的說理性。單就依據《周易》裡引用的歷史故事，如“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斷《周易》產生在這些時期，顯然是沒有說服力。也就會把《周易》一書裡的引用故事，當成《周易》一書時期發生的事情給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書所引用的歷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與帝乙還有八代時間），武丁廟號高宗，是盤庚後第三代王。這一歷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裡的《既濟》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這種引用若算是證據，以證明《周易》裡反映了武丁時期的活動事情，就得出《周易》產生的上限來，這顯然是錯誤的。現在認爲這是做文章的一種修辭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戰國時期裡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運用引用。這《周易》裡出現的“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種寫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這些歷史人物，就認爲是《周易》一書產生在這一時期的證據。但不否定對歷史文獻產生時間不明的考證，不排除從其文獻書籍中看所引用的歷史事件，來推斷不明文獻所產生的時代，這只是一種考證方法而已。現代易學上一般認爲《周易》一書裡反映的歷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時期，而下限是周初。作爲《周易》下限的根據，是以《晉》篇中出現的“康侯用錫馬蕃庶”的故事。這是被史學家顧頡剛研究認爲“康侯”即衛康叔，封於衛，乃武王之弟，稱康叔。
確實在《周易》一書裡，我們發現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時代信息。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裡有這樣的說法：“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西周建國后王都爲“鎬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鎬遷洛。那麼，《周易》裡所反映的“遷國”願望，是面對西周社會，而生出的一種憂患意識。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提出遷都的願望，以改變王朝不利局面。這《周易》裡反映的“遷國”願望，無疑是西周後期的歷史背景。那麼，《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離平王東遷洛邑不會太久遠了。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後，開始走下坡路，這是事實。到西周後期已是諸侯開始相伐時期了。“天下”的名義上是周王的，而實際諸侯勢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與西周後期周王在諸侯國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處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下，寫出的《周易》一書。《周易》作者時代的西周，已是內憂外患的時期，纔有《周易》一書充滿着憂患意識的基調。也纔有《周易》作者提出“遷國”的政治主張，這正是體現了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信息。
從《周易》一書內容看，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上，去維護周王“天下”的統治學說。《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樣，在面對春秋那種“天下”大亂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復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對現實，是從有家有國的現實，來思考建立一個和平相處，共同治理與維護“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國的統治者）之治的“理想國”。這說明《周易》的時代，已不是周初的時代。《周易》的作者也與周王室無關。《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爲《周易》裡字裡行間的口氣，與周王室成員的語氣不同。即《周易》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利益上去維護周王的統治。《周易》不同於《周書》或《詩》裡的一些詩歌那樣維護與歌頌周王的口氣。《周易》作者更不是西周史巫的身份者。因《周易》一書內容彰顯着無神論思想。
《周易》裡並無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蹟，即無歌頌西周開國有功的文王與武王，這說明《周易》作者並不與周王室有關，也說明《周易》作者以離周初相去甚遠了。從《周易》一書中還有不少反映與西周後期時代背景相關的信息，如“南征吉”，“見羣龍無首吉”，“豐其蔀，日中見鬥，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構建的“君子”與“有孚（“民本”）理念，這是《周易》之前典章裡所沒有的思想。
縱觀《周易》一書內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學巫術地帶。《周易》一書既不同於西周前期的《周書》，也不同於《詩》裡的周族史詩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於戰國時期的諸子思想所走向王權主義思潮。《周易》一書正是西周後期這一特定歷史時空裡的產物，是承上啓下一個歷史交替轉換時代裡的產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與辯證思想。《周易》裡既不講占筮理論，也不涉及占筮方法，並且還反對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認識這個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現實社會，完全是從客觀現實世界出發認識社會，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這正是與《周易》產生的時代有關，正是諸侯林立競爭的初期時代，也正是西周後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形成時期，即地主(衆多有國、有家者，而逐次不斷分封擁有土地者)土地私有制逐步確立時期的時代背景。才產生了《周易》這部政治智慧之書，也正是時代造就了《周易》。
總之，我們以上對《周易》一書的產生，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考證，而推定其產生於西周後期。
順便說一下《周易》的作者是誰呢?
雖然後封建社會（即帝制時期）裡其主流觀念，不外認爲是文王、周公這些聖人之爲。但到推翻帝王專制以後至今天的百年中，對《周易》作者的研究，傳統的說法已經不是主流話語。近百年來對《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種說法，但一直未成定論。
那麼，《周易》作者是誰呢？事實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謎。不過我們可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以及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來看《周易》一書的作者，可給其畫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書)與《書》不同，也與《詩》不同。不同之處，《周易》並無歌頌文、武之王。而《詩》與《書》（《尚書》裡的《周書》）都不凡大力頌揚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王權下的親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組織與執行能力的官僚體制模式。而《周易》作者卻嚮往的是鬆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體，有點嚮往殷商的鬆散政體制度。
③《周易》裡既無稱頌周王，也不貶損商王。反而出現了兩次讚揚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績。
④《周易》作者站在歷史經驗教訓上，也曾對比商周可取的經驗教訓。如“東臨，西鄰”之說。而引用“帝乙歸妹”，卻給出的判詞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無意貶損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嚮往“君子”之治，即有國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並沒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闡述（並且《周易》一書裡，更無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於商朝鬆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較嚴密的官僚組織體系，這可從西周銘文上的冊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產生的時代當在西周轉型時期，即分封制度崩潰時期。而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來看，作者並不嚮往西周“王天下”的政體，而嚮往的是君子（有國有家者）共治“天下”的鬆散體制。《周易》作者應是東方殷商後裔，應是殷商貴族後裔裡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採用“六十四畫符號”作爲《周易》裡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畫符號”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遺產。因“六十四畫符號”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現，“六十四畫符號”應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發明。《周易》裡的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是兩個朝代的產物，其發祥地應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書裡有兩套系統：一是“六十四畫符號”系統。二是文字系統（即政治哲學理論系統）。《周易》裡的符號系統，即“六十四畫符號”不是《周易》一書裡的始創，是在《周易》未出現之前早已產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明權應歸商朝人。這套符號傳承到西周後期，同樣被商朝的後裔所用，作爲一部哲學書裡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運用。而西周王室裡的史巫不識《周易》的真面目，卻把《周易》當做筮書運用與改造。
⑧《周易》一書既不在《詩》與《書》裡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裡有所記載。如此一個重大文化成果，被後封建時代裡說成是文王、周公之爲，可沒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裡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這說明《周易》一書不與周王室有關，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爲。即不是西周官方里產生的，應是民間產生出來的。《周易》一書被傳入周王室，被王室裡的史巫所見《周易》裡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於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裡的太史把《周易》作爲一部筮書呈現於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設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裡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經驗，無疑是對西周王權政治嚴酷現實瞭如指掌，纔有那麼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政治恐懼上的憂患。因西周王室虢奪諸侯位及誅殺諸侯大夫不是沒有過。西周時期分封的地方諸侯，並非是擁有獨立的主權之主。他們只是有周王授權且代表周王封號進行統治的“主”。
⑩縱觀《周易》一書內容，作者並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場上爲其歌功頌德，或獻計獻策；而是站在“有國有家者”的立場上，構建出的一種“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藍圖。
從以上觀點來看，我們認爲《周易》一書的作者，應是殷商貴族後裔。不過是西周後期裡殷商後裔裡的某一位精英創作了《周易》。當然從其身份來說，這個殷商後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後期裡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們還可從《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應是周朝時期（“周”是周朝之周）裡的殷（“殷”似“易”音）之後裔創作的一部政治之書，故取名爲《周易》。
那麼，我們權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總之，《周易》一書被史巫閹割成筮書格式，究其因是《周易》裡那套“符號”造成的陰差陽錯。這《周易》裡雖有一套“符號”，而這套符號並不是《周易》一書裡的原創。那麼，這套符號是何時產生的？又是如何發明產生的？接下來我們講述《周易》一書裡所用那套符號初始與演變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