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質說
第三講:後封建時期對《周易》一書是如何的說法
第二節:魏唐時期義理釋《周易》的復興
到魏時自王弼力排漢象數釋《易》，而恢復先秦義理釋《周易》的傳統。王弼註釋《易經》，成爲後封建社會裡所謂義理釋注《易經》(《周易》和《易傳》)的範式。
歷史由大一統到分裂爲三國的時期裡，魏國裡的王弼註釋了今本《周易》一書和《易傳》裡一部分內容，被後人及今天認爲是創立了義理學派的鼻祖，也在“易學”上有了學派之分。
對王弼注《周易》後人給予很高的評價和稱道，說王弼的“易學”是掃象數而歸義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爲一般的公認。
說王弼注《易》爲義理派也沒有錯，這是與漢象數易學相比是正確的。但說王弼“盡黜出漢代象數，純以義理注易”就不正確了。王弼是盡黜漢代象易學把《周易》指向筮術占驗上的那些東西，而沒有盡黜漢代以象數把《周易》指向義理上的那些東西，並切王弼也同樣用“象數”註釋《周易》。
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對《周易》做了註釋，包括對《易傳》裡的《文言》、《易傳》、《象傳》進行了注，而不對《繫辭傳》、《說卦傳》、《序卦》、《雜卦》作注，這正是王弼的慧眼。
自先秦到後封建社會裡的“易學”，沒有什麼純“義理”釋《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學”都離不開“象數”以解釋《周易》。爲什麼呢？因爲《周易》一書出現在社會面前，是先有史巫用於筮卜的面目出現。《周易》裡並且有六十四個畫符號，及後來添加進去“六九”爻數之說。自漢的《周易》傳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結構形式的《周易》文本。這些“象”與“數”就與今本《周易》一書不離不棄了。
自先秦“易學”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說。而《易傳》裡的《繫辭》與《說卦》更是從理論高度給於今本《周易》裡的“象”與“數”的理論化。
“易學”之前的《易傳》就開始以“象”釋《周易》，只是“易學”之前《易傳》裡的《彖》、《象》雖以“象”釋《周易》，而指向的是義理，並非占驗筮術，這是不容混淆的兩種概念與質的區別。
自《繫辭》始，把筮術與義理混淆在一起了，纔有兩漢“象數”占驗筮術的大發展。而到東漢後期，又開始以“象數”釋解《周易》的義理。如《周易集解》裡收集的那些象數易學者釋《周易》的內容。王弼只是把漢象數占驗筮術上的那些繁雜的學說而不入釋《周易》的義理之中，這是很正確的。
但王弼注《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數”學說，他不可能盡把“象數”掃完、掃盡。他同樣無法揭示今本《周易》一書的“六·九”來歷，也無法揭示六十四畫符號與《周易》的關係。也無法說明史巫爲何“以《周易》筮之”的歷史原因，他無法說清楚這些東西，他就無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書上的“取象”之說；也無法排除漢代“象數”之說，就不可能掃盡什麼“象數”。他已然是以“象數”來釋解《周易》的。只是從“象數”裡引向的是儒家的義理，已然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來註釋《周易》，也沒有把《周易》玄學化，即老莊思想化。
從《周易》學術發展史上看，無論先秦還是後封建時期裡沒有所謂的純義理派。只有一種以“象易”與“象數易“角度去釋解《周易》的。《易傳》裡的《象》、《彖》、《文言》是歸“象“派呢？還是歸義理派呢？而這些文章也是公認的哲學，即是義理，又是以義理釋《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陰陽”、“剛柔”之說來闡發《周易》的義理。就連漢朝被公認的一些“象數派”易學者，從他們的“象數”易學裡看，有不少是以“象數”來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並不是去闡述筮卜人事吉凶的，那是否屬於義理派呢？把王弼說成是義理派的始祖，他並沒有拋開“象數”而創出什麼純義理釋《周易》的範式。從“易學”史而看，所謂的義理派裡有“象數”，“象數”派裡有義理。沒有純義理派之說，純義理不雜象數而解釋《周易》，在後封建時代代不可能誕生。
王弼若與漢“象數“派比，應歸“義理派”，這是比起後漢時以“象數“釋《周易》者，王弼是重義理，而輕象數。
我們且看王弼對《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王注）“《文言》備矣。”
（乾文）“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注）“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王注）“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來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後免於咎也。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
（乾文）：“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王注）：“去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斯誠進退無常之時也。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謬於果，故‘無咎’也。”
（乾文）：“九五，飛龍在無，利見大人。”
（王注）：“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興，德從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龍有悔。”
（無注）
（乾文）“用九，見羣龍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無首’，坤利在‘永貞’。”
從王弼對《周易》“乾”文的註釋來看，即有象數學裡的“爻位”、“爻數”、“卦體”來闡述《周易》文辭的義理。也卻沒有了漢人註釋《周易》的諸多“象數“說法。
王弼注《周易》是什麼義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學說，又結合先秦“易學”上的《象傳》與《文言傳》釋“乾文”的思想宗旨，而進一步闡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觀。
從王弼對《周易·乾》文辭的註釋來看，王弼對每句文辭的註釋基本按照《象傳》與《文言傳》裡學理宗旨。王弼註釋《周易》，沒有背離《象傳》的宗旨。
在對《乾》的註釋，王弼沒有對卦辭和第一爻辭做注，而是以“《文言》備矣”之說，那是保留《文言》的說法，自己就不在說了。可以說王弼把《象傳》與《文言傳》釋《周易·乾》的內容，換個說法就成了自己論《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數的說法來。
如本注裡的“雖非君位”，這是象數的爻位說。而本句注裡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數”學裡的爻數說。王弼雖然運用了“象數”裡“爻位”之說，但沒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沒有背離《象》與《文言》裡所釋《周易》闡發出的義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總之不是講述筮法的。但王弼註釋《周易》並沒有走出“象數易學”的窠臼，也不可走出，因註釋是卦爻式《周易》。王弼不但不反對“象數”，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傳》最初建構起來的“易學”，即象數義理合一不二，互詮互釋的學說，並且王弼又進一步給於理論化。
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以“象數”來註釋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樣的無法剝離《周易》上的“象數”說。纔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範式化。
王弼以“象數”註釋《周易》的義理，雖然所解釋的並不與《周易》文辭內容的思想含義相同，但畢竟王弼把《周易》作義理而釋之，這是很可貴的，可貴之處沒有把《周易》看作是筮卜之書，而看作是義理之書。這與那些把《周易》用“象數”筮術去解釋運用，就是可貴的所在。可王弼註釋《周易》的方法並沒有走出先秦取象義理釋《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數”的影響。已然走的是“象數”義理註釋《周易》的傳統，所以才與《周易》的文辭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頭上的象數卦術，就無法真正的認識《周易》一書的思想內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學”史上又有誰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裡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數學”，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有“象數”註釋《周易》的。只有剝離掉史巫附加在《周易》頭上的“象數卦學”，從《周易》文辭之意釋文辭之理，纔可得見《周易》一書的真思想。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顯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爲唐朝太平盛世裡做“正義”之範本，成爲教育學子的必讀之書（即王弼注，被孔穎達奉旨編撰“五經正義’做爲《周易》正義注本）。王弼只能迴歸到傳統裡，尋找治世的理論。王弼的“易學”自然被後世學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學問家的紀昀對王弼“易學”的評價：“易本卜筮之書，故未流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爲有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看這“易學”之說上常犯常識性邏輯錯誤的說法，紀昀同樣開口認爲“易本卜筮之書”，先給《易》一個定性，卻與評價王弼的“易學”之功，豈不是自相矛盾了嗎？既然認爲“易本卜筮之書”，卜筮是數術，是巫術的一枝，還讚許王弼“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爲有功”，這是何意呢？已認爲《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種術數，那麼就不要指責“未派浸流於讖緯”。
上面紀昀對《周易》的說法可是代表清學界裡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
“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爲有功。”
我們也認爲王弼深有功，有功之處是想把《周易》一書從“象數八卦筮術”裡奪回來，不讓算卦的玷污了神聖的《周易》義理。因爲王弼認爲《周易》本身是義理之書，才從義理上去註釋《周易》，這無疑是排擊了把《周易》當成筮術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沒的。
到唐朝孔穎達奉旨編疏《周易正義》，自然選中了王弼對《周易》所做的“注“，孔穎達又進行了疏解。
而唐朝的學界裡也不凡引用《周易》裡的文句直接用於說理，這同漢朝裡的典章書籍引用《周易》的道理一樣。當然唐朝裡筮術並沒有消失，而且在唐末又建構出八字批命術，與八卦納甲筮術並駕齊驅了，成爲中國人知“天命”又有了一項“法寶”。
唐朝孔穎達奉旨編《周易正義》是以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傳》、《象傳》、《文言》和韓康伯所注《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藍本。孔穎達等人將王韓注合併，然後對《周易》、《易傳》以及王韓所注進行疏解，形成了一部龐大的註疏文本來，以此成爲唐代科舉取士的標準教課書，體現了唐朝一統政治裡再次看重儒家經典。因政治上的需要，恢復傳統上的王道思想，而排擊漢象數占筮易做爲正統思想，這是唐帝國從漢亡及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政治裡所吸取的歷史經驗，又一次認識到先秦儒學對王權統治的必要性。自唐宋明清更進一步加強對儒學的統治地位，但筮術易，雖不象漢時那樣受到皇帝的重視，而後來的帝王們雖不明目張膽的提倡，但帝國也並不排斥，而各種術數、道術並沒消弱，反而體系越來越繁雜與龐大。自唐末宋出建構出的八字命理術數，後來的帝國裡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迷信於在各種命理、陰陽風水中，自此國人再也無法突破強大的“命理”文化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