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帝制時期"易學"評論
第一篇:兩漢"易學"評論
第四章:兩漢象數筮術易學勃發的時代環境
第一節
西漢是開創“獨尊儒術”的時代，既是一個“經學”時代。“經”是《詩》《書》、《易》、《禮》、《春秋》。從漢時的“五經”到後來的“十三經”成爲後封建帝王社會時期裡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
“五經”是先秦儒學經典。由經典和對經典的詮釋所構成了“經學”。“經學”成爲後封建社會裡維護其統治秩序，而樹立起的權威思想，併成爲思想界裡的壟斷意識。在西漢儒學被定爲一尊後，儒家的學說在帝國時期裡又被賦予上法典的意義。
漢代是中國後封建社會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儒學在這個時期由一種百家之說裡上升爲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經學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選官制度爲統一知識階層思想的主要手段。而漢儒的經學，從義理上已不能與先秦原始儒家相比了。由先秦釋《易》（《周易》）的易學來看是重人道排神道，而到漢時變成了重神道，輕人道，這在思想史上是個大倒退的時代。尤其兩漢"易學"體現的是天道神學化。
正是漢朝以天命觀與王道思想相結合，而退回到先周時期的思想意識。漢學者直接將天人觀念用於論證君權神授，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出發，以陰陽災異說“經”，十分明確地爲大一統王權專制張本。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
“天人感應”的世界觀是董仲舒思想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肯定和強調天道秩序，以天道作爲規範人倫政治架構的終極基礎。
神學化的經學成爲兩漢官學之風氣，漢儒生力圖用神學化的經學輔政，試圖以陰陽災異學說來制衡、約束現實的專制君權，以使君王勿恣意妄爲。而以專制君主爲核心的統治者則完全把神學化的經學當作工具，故兩漢纔有陰陽災異，天人感應，圖讖祥瑞，五德始終，八卦明堂，卦氣月令等各種神秘學說甚囂塵上。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文化大背景裡，兩漢易學成果正是“象數”易學，並且形成了“易學”史上的一個最有影響的流派“象數派”。
漢代象數易學是個同途而殊歸，一路通過《易經》(周易與易傳)裡的八卦與占筮學說產生象數易學而歸向占筮術(占驗派象數);一路通過《易經》(周易與易傳)裡的象數學說所產生的象數易學歸向對今本《周易》的義理註釋(義理派象數)。但有時兩者又是難解難分，就像《繫辭傳》裡所對今本《周易》論述的那樣。
漢代的“易學”是承繼《繫辭》裡亦巫亦裡的學說，並且最終發展出了筮術易學，並發展出新的“八卦筮術”（即納甲筮法），超越了先秦史巫以《周易》而演變出的“八卦筮術”藍本。
被後來稱之謂的漢“象數”易學，既承先前八卦筮術上的“取象學”，又發展出“象數學”。漢“象數學”是一個承上啓下，可稱爲八卦術的軸心時代。後來的一切術數，都可以從漢“象數易學”（兩漢“象數易學”是個複雜的概念，既有以今本《周易》爲藍本的學說，又有以《易經》爲藍本的研究學說）裡尋到淵源。漢朝裡產生了不少“象數易學”者，無論從卦氣、風角、星象、陰陽災異等學說上，都可稱之謂是巫術思維復興的產物。
而漢朝的學術精英層裡也多是亦巫亦理的雙重文化人格心理，一面習研經學，這種官定的儒家經典，而另一面又如飢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時代裡產生的陰陽災變學說，以次想指導與匡正朝庭和天下。也正是漢武帝“獨尊儒術”，漢朝把“五經”做爲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由此也使“五經”走向神學化，而用陰陽災異來釋經，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諸子學說，理性的東西被排擊了，非理性的東西彰顯了。
五經之首的《易經》，是《周易》加《易傳》，正是《易傳》裡的《繫辭》裡有巫術理論。“五經”本身有巫術思想（因《周易》成爲《易經》的內容，而《易經》裡的《易傳》裡有巫術思想），並不排擊巫術（筮術本身是巫術的重要一脈）。經學時代裡自然培養的是雙面人格的儒家人物來。我們且看“五經”內容裡所體現的巫術東西。
①作爲“五經”之一的《易經》，到漢時已把《易傳》（“十翼”）上升到經的地位，《易》經的內容是《周易》加《易傳》。秦時把《周易》看爲卜筮之書，不被焚禁。《漢書·藝文志》裡說：“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把《周易》當成筮卜之事，自不是始於秦，而在春秋就開始了（《左傳》裡記載）。秦認爲的《周易》爲筮卜之事，當然是指能卜筮的“八卦筮術”《易》了（即今本《周易》）。即把《周易》改變成能卜筮的那種卦爻式文本。正因秦帝國裡把今本《周易》當作是卜筮之書，不加焚燒，才使筮卜之“易”（即今本《周易》）大興。而到漢時，筮術易也跟着盛行起來。是秦把今本《周易》當成筮卜之書，才使今本《周易》一書得以保存下來，並傳者不絕。只有進入專制帝國時代，不去追根求源探明《周易》真相，才真真的會把《周易》看成筮卜之書。專制帝國裡不可能產生象帛書《要》裡那種理性的認識，也不會再使《要》文裡那種理性的聲音在帝國裡存在。所以在兩漢時期裡也不可能象《要》文裡的那種理性的思想出現，也不可會出現揭示《周易》原創一書如何被史巫衍生出八卦筮術的歷史真相來。因爲專制體制裡沒有理性的生存空間，神學與王道政治結合而行，才能使專制帝國周而復始的存在下去。故而纔有《繫辭》裡那種神秘主義與巫術理論的出現，當然也不忘王道（聖王）思想的發揮。這種神、巫、聖（王權）三道合一的思想，正是帝王家天下里專制的需要。專制帝國裡把《周易》認爲是筮卜之書，而《繫辭》、《說卦》又是亦巫亦理，混合了神學化思想。《繫辭》裡有巫術的理論與方法，更重要的是神秘主義思想的大本營，成爲後封建社會裡神秘文化的活水源頭。這就是五經之首的《易》經。更何況《易經》裡的《周易》，在帝國時代是被認爲能通神的卜筮之書，那麼，五經之首的《易經》豈不是體現的是巫術的東西，這《易經》在向帝國的讀書者提供的是什麼世界觀與方*論，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而作爲“五經”之一的《書》經（《尚書》）裡棄塞着神話時代傳說的虞夏時代的文章，那個時代能有文章麼？那些文章自然是不可信了。就“商書”也多不可信，那是春秋戰國時期人的作品。而被認爲可信的“西周書”，不說充滿着大量的天命思想，而且是貫穿着巫術思想。“商書”也就不必看了，甲骨卜辭說明商王朝事事都離不開與神溝通，以得到神的啓示。
我們且看《尚書》裡的“西周書”對巫術行爲的描寫：
《周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佔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佔，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周書·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史乃冊，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篇見書’，乃並是吉。”
《周書·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爾庶邦於伐殷逋播臣”。
“寧王帷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唸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延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周書·洛誥》：“予惟已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書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乃獻卜。”
這以上出自《尚書》裡的“西周文”裡的占筮記錄，體現了西周建國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導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決策事務前不忘龜佔以得到“天”的啓示，這就是《書》經裡龜卜的天命思想，作爲帝國思想文化領域上的統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③我們再看“五經”之一的《詩》經：
《詩·帛系》：“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詩·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威之。”
《詩·定之方中》：“降觀於桑，卜雲其吉，終然允臧。”
《詩·氓》：“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詩·杕杜》：“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斯干》：“大人佔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無羊》：“大人佔之，衆維魚矣，實維未年。”
《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詩》裡也有不少反映占卜的東西，並不排擊巫術。
一部《詩》歌上升爲“經”，並被註釋成專制禮教秩序裡的思想武器了。
④《五經》之一的《禮》。
《禮》有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形成較早，其次爲《儀禮》、《禮記》。《儀禮》、《禮記》多編成於西漢。因《禮記》《儀禮》爲今文經、西漢立於學官。《周禮》爲古文經出現的晚，未立於學官。今古文經學之爭是在“獨尊儒術”以後發生的爭論。因秦焚書，西漢靠兩個來源收集經典，一是靠記憶和背誦口耳相傳記下來的，漢人用通行隸書記錄下來，作爲傳本，稱爲今文經；一是從地下和孔壁中發現的古書，用古文書寫的，稱爲古文經。兩種傳本經義一樣，只是記錄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後來圍繞着兩種不同的傳本，標榜門派，各立師說，以正統自居。
總的說來，今文經在西漢極爲盛行，一直居於主導和統治地位。古文經雖有傳本面世，但只是藏於秘府或民間流傳，在學官和社會上沒有地位。而東漢古文經學盛行，取代了今文經學一統天下的局面，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雜糅今、古文經學，結束了今古文經學之爭。
“三禮”類似於國家行政組織法規和民事、宗教、道德、風俗、習慣法典。且看《三禮》中的巫術思想：
《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筮人執策……。”
“士喪禮：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
“卜曰，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於燋，在龜東……。”
《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喜事選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事。”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策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週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衹，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森川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鹹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徵，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課，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佔，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占卜：掌佔龜，以八筮佔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凡卜筮，君佔體，大夫佔色，史佔墨，卜人佔坼。凡卜筮，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佔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辯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咸……。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佔六夢之吉凶……。
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
……
這就是《五經》裡《禮》中的東西。《周禮》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說，這也成爲經書，作爲帝國培養人才的範本。
⑤再看“五經”之一的《春秋》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事非常簡略。而釋《春秋》的是“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轂樑傳》、《春秋左傳》。
根據學者的研究，《公羊傳》、《轂樑傳》皆成書於漢代，《左傳》成於戰國時代。《公羊傳》着重對《春秋》義理的闡發，講求“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在西漢景帝年間才著於竹帛之上，前期是經過長期的口頭傳授，這是史書明確記載的。而《轂樑》、《公羊》都是寫於漢代，用的是漢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稱爲“今文經”，而《左傳》寫於戰國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稱“古文經”。
西漢今文經盛行的時候，《轂樑》、《公羊》立於學官，西漢末年《左傳》立於學官，取代《轂樑》。《左傳》後來成爲其它二傳之首，是因《公羊》、《轂樑》將《春秋》視爲《經》，是着力闡發微言大義，這種微言大義是可應一時之需，這是《左傳》壓倒《公羊》、《轂樑》二傳的根本原因。《左傳》反而後來之上，是在於《左傳》陳述的是歷史，而不是闡發什麼微言大義。但帝國的統治者，並沒有把《公羊》、《轂樑》排除在“經”外。
對《春秋左傳》一書裡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們前面多有舉例，此處我們不再多說。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諸侯王公們處理國之大事時所運用、決斷方法。反映了《春秋》諸侯國裡充滿着巫術迷信。可這《左傳》在帝國裡定爲“經”來讓學子學習，培養帝國的知識人才。
這“五經”之書都是什麼內容呢？我們大至已知，所謂浩首窮經去研習“經書”，既可謀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學問留名千古。可在這些“經學”裡浸潤成長起來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雙面人格心理。
這“五經”裡不凡都有占筮的說法，而不是排擊占筮，而是成了神啓決疑方法。可這作爲後封建社會裡的“經”書，是帝國教育必須堅持的原則，又是教課書，是培養帝國管理者的知識範本。並把那種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學問”，也當成真理去學習效法。
在帝國裡“五經”定爲獨尊後，只能培養出的是亦巫亦理的雙面人格者。如兩漢的董仲舒、劉向、京房、揚雄、王充等，而整個後封建社會裡，在這種“經書”裡所學習與培養出的知識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雙面人格角色者。若不拋棄那些“經典”的獨尊，則無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學上的突破。所以後封建社會裡所謂思想家或哲學家沒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們無法突破在傳統裡讀經，而成長的那種社會化過程，即亦巫亦理，神道與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雙面人格者。
如西漢時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從《周易》一書裡引用句子直接陳述事理。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屬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漢書·董仲舒傳》）
這裡引述《周易》，是把《周易》當成義理之書。可董仲舒另一面則大講陰陽災異之象，把天道觀引向人道中來，以天道解釋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學世界觀。其對應到現實社會，就是人間是天生的不應該平等，應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裡的文句，雖用於闡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裡的文句。並以此引用論證等級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車者，小人是天生的負擔者，小人已乘車，就會招至禍患。這是爲不平等制度張目。正是這天道觀念思想的意識，董仲舒要從陰陽災異上解釋世道秩序。
董仲舒以博學之才大講陰陽五行與災異，開闢了漢儒學“術”的天地。漢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試圖建立一種天命神學，將漢朝政權的合法性依託在天命上。而這一“天命神學”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思想，是漢代儒學神學化與王權化發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漢劉向也是一個想依天命神學思想試圖框正王權政治走向的人物。
劉向本是漢皇家本族，《漢書·楚元王傳》裡有劉向傳。劉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時的重臣，並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裡，有不少引用《周易》文來闡明所陳事理，如同引述《詩》、《書》那樣一同看待《周易》。無疑劉向是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的。
同時劉向也是一個大講陰陽災異占驗的人，目的是以陰陽災異學說框救時政，避免國家災難發生，以及試圖糾正帝王的錯誤行爲。《漢書·楚元王傳》裡記：“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以，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劉向在發揮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上，也是有貢獻的。其實，劉向並不相信讖緯迷信，也許是時代整個風氣所趨。
而與劉向同時代裡有一個對八卦象數筮術學，可以說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人物，就是建構出八卦納甲五行生剋六親筮術的開山鼻祖——京房。
說京房在“易學”上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也不爲過，因爲是到京房時才把八卦筮術從《周易》裡分離出來，八卦筮術自成體系了。自京房建構出八宮納甲筮術用於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與《周易》有什麼瓜葛了，完全拋棄了先秦史巫藉着《周易》裡的文辭來類比聯想人事吉凶的那種方法，至到今天出現在街頭巷尾的那些所謂的“周易預測”，或稱"六爻八卦"的，實乃就是用京房建構的八宮（八卦）納甲算卦術。
《漢書·卷七十五》裡有京房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樑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精。”
史書裡記載京房的特長是精於陰陽占候，這正是西漢“象數”易學發展出來的新東西，是所謂“象數易學”裡的新筮術，是以卦說、陰陽、四時、節氣、七十二候納入到“八卦”體系裡，以爲能夠由此認識天地人之間的災異變化來，這就是西漢“占驗象數易學”的特點。
京房尤其是“占驗象數易學”裡筮術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陰陽占候，上疏，所言屢中，而得元帝數次召見和信任。皇帝這時也是有病亂問醫，皇帝已深陷帝國的危急之中，上有宮庭裡宦官與外戚當政中勾心鬥角的重重政治危機，而下有官僚地主與農民的尖銳矛盾，以及人禍和天災不斷的發生，往往皇帝陷入焦慮、困頓、困惑的交織之中。
《京房傳》裡說：“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譭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由此內容看京房並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術來消災，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頓吏治，可以說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課”後，遭到權臣、中書令、石顯（宦官）和顯友五鹿充宗（尚書令）的嫉恨。這種事自然是帝王身邊受龐與失寵常見的權力鬥爭，也是帝王專制裡不是外戚當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當政的必然。最後京房成爲權力者爭鬥的犧牲品，京房自己設套（提出的考功課吏法）而被石顯等反套死了。後石顯等抓着機會奏皇帝讓京房到一郡裡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實驗。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職上，月餘下獄，爾後棄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殺頭），年四十一歲。京房的死不是死於他的術，而是死於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體現了專制帝王時代裡，精英學者的悲劇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從“考功課吏法”上能匡正帝國的危急，整個二千多年的後封建社會裡都不可能解決那種危急與矛盾。帝國裡的危急不在於“考吏治”，而在於“考皇制”，纔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標，而考皇帝制纔是治本。
而京房一個大講陰陽災異占候學說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後，想從整頓吏治上改變國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隻能是白日做夢。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課吏法”來解決帝國出現的危急問題，若一旦讓其離開皇帝身邊去到一個郡裡推行“考功課吏法”，就感到無比的恐懼降到頭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圍在宦官與寵臣之中，隨時聽信他言，而改變初衷的人。京房終於應驗了《繫辭傳》裡那句經典的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漢書·卷七十五》裡對京房總結與評價的很有見底：“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景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則能從歷史觀“象”中看的清楚，這一段可說是總結了西漢“占驗象數”學的發展過程，總結論述的很是恰當。在歷史家眼裡那些“假經設誼依託象類”之學是害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