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將張政烺的此文中的說法摘錄如下：
“1979年江蘇海安青墩遺址發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個，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兌下，震上，歸妹）。其所使用的數目字有二、三、四，爲前舉三十二條考古材料所無，說明它的原始性。這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無論其絕對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發展史上應屬早期形式，可據與探尋易卦起源地的問題”。（張政烺文集 論易叢稿 第23頁 中華書局 2012年4月第一版 ）
張政烺的這篇《試譯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文章，最早是在《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上發表的。這篇文章發表後，一些研究所謂的“數字卦”者，一般也就認爲所謂“數字卦”（或稱“易卦”符號）早在五千年前就出現了，這種說法就是根據張政烺所根據青墩遺址出土鹿角上所刻的所謂“易卦”符號的說法。筆者首先見於這種說法的是王先勝的“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一文裡的引用說法，現摘錄如下：
“張政烺先生破譯數字卦後，意味着《連山》易、《歸藏》易的存在已具有某種可能，甚至“伏羲畫卦”的傳說也可能有某種真實性。但這種狀況和局面顯然是那些堅持八卦起源於商周龜卜的學者所不願意看到和接受的，所以他們要麼視而不見，要麼想辦法否定數字卦的存在和成立……由於崧澤文化中的六爻數字卦年代約在5500年前，歷兩千多年纔到達晚商時候。論者既將大量的商周數字卦視爲“痕跡”，則早於商周兩三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數字卦再稱爲“筮卦痕跡”也不是很妥當。所以爲了否定六十四卦在新石器時代的存在，爲了否定六十四卦在商代的存在（因爲這種存在意味着八卦並非源於商周龜卜），爲了消解數字卦的存在對那種僅憑傳統觀念和表面印象得來的認識的威脅，爲了保護業已站不住腳的八卦起源數卜論、龜卜論，鄭萬耕先生便將張政烺先生所說崧澤文化中的八個六爻數字卦篡改爲“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塊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單個的數字符號”（鄭萬耕著《易學源流》8——9頁，瀋陽出版社1997年5月版）。注意，“單個的數字符號”根本就不是數字卦了，八個數字而已，而且分刻於八件器物上！請對照張政烺先生的原文：“1979年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發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兌下，震上，歸妹）。其所使用的數目字有二、三、四，爲前舉三十二條考古材料所無，說明它的原始性。這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無論其絕對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發展史上應屬早期形式，可以據以探尋易卦起源地點問題”（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相信鄭萬耕先生對崧澤文化數字卦的介紹不會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誤！”（王先勝的這篇文章在網上是很流行的，即網上很好查到。筆者是在“國學論壇”上看到這篇文章，並知王先勝的這篇文章發表於2004年8月）
筆者看到這段話很納悶？王先勝的這種表述似乎有點矛盾。若王先勝認爲鄭萬耕是“爲了保護業已站不住腳的八卦起源數卜論、龜卜論，鄭萬耕先生便將張政烺先生所說崧澤文化中的八個六爻數字卦篡改爲“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塊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單個的數字符號”的話。可爲何最後作出“相信鄭萬耕先生對崧澤文化數字卦的介紹不會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誤”的這種結論。既然鄭萬耕對崧澤文化數字卦的介紹不會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誤，那麼，鄭萬耕的“介紹”豈不是真實可信了嗎？這不是與王先勝先說的“鄭萬耕先生便將張政烺先生所說崧澤文化中的八個六爻數字卦篡改爲“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塊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單個的數字符號”的說法豈不是矛盾的嗎？難道王先勝最後得出的“相信鄭萬耕先生對崧澤文化數字卦的介紹不會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誤”這句話，是隱喻着鄭萬耕是故意的行爲了，即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明明如張政烺所說的是易卦刻文八個，而你鄭萬耕是故意視而不見，卻“篡改”其說法。即無論如何，但通過這段話卻使筆者知道了還有人對張政烺引證所認爲的最早“數字易卦”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爲這可關係到“六十四畫符號”產生上的斷代問題。由此，也就使筆者重視張政烺所對青墩遺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說法的真實性。稍後筆者又在網上看到《周易八卦起源進化史》的貼文，此文裡也有一段相同於“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一文裡所引用的內容，現將此段內容摘錄如下：
“青墩遺址及青墩數卦 青墩遺址在江蘇海安縣西北約28公里處。它座落於蘇北平原，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1973年8月，江蘇海安縣沙崗公社青墩村開挖青墩新河，發現了石器、陶器、骨器和鹿角、獸骨之類的東西，引起考古人對這一地域的特別關注。1976～1978年，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先後三次，發現石器、骨器、玉器、陶器，還有稻粒、核桃、菱角、麋鹿等生物化石。 專家們認定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後經炭14測定，該遺址的年代距今5015±85年(樹輪校正值6525±110年)。根據對青墩遺址上、下層遺物的判斷，青墩文化年代大約爲至今5300年至4600年，延續700年左右。
在青墩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1979年出土的帶有刻劃符號的麋鹿角。考古專家一經將這些刻畫符號寫進報告發表出來，立即引起易學界、數學界和語言文學家的高度重視，許多人認爲這些刻畫符號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還早2000多年。海南大學數學系的教授耿濟首先撰文，認爲那是最古老的數字。無疑，數字就是一種文字，最古老的文字可能就是數字。
不久，張政良在發表於1980年第四期《考古學報》的《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還談到麋鹿角上的刻符，他寫道："1979年江蘇海安青墩遺址發掘，出土骨角棲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個，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兌下，震上，歸妹)。其所使用的數目字有二、三、四，爲前舉三十二條考古材料所無，說明它的原始性。這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無論其絕對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發展史上應屬早期形式，可以據此探尋易卦起源地點問題。"張政烺把易學史提早到新石器時代青墩數卦，頗有創見。
易學家鄭萬耕在其《易學源流》（鄭萬耕著《易學源流》8--9頁，瀋陽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中的一句話把我鬧胡塗了，他寫道："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塊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單個的數字符號"。既然是"單個的數字符號"，那根本就不是什麼數卦，只是8個獨立的數字而已，而且還分刻於八件器物上！
完整破譯商周數卦的張政烺是一位積厚薄發的嚴肅學者，還不至於對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看走眼。張政烺說"有易卦刻文八個"，並舉出"三五三三六四"和"六二三五三一"這兩個數卦，共有營數12個。我想，張政烺所說的有"易卦刻文'八個'"，可能是說有"易卦刻文'八處'"。 果真有有刻文8處，每處都是一個6數卦的話，共有數字48個，那麼計算青墩數卦的營數概率分佈時，精度一定非常之高，可得出毫不含糊的結論。但是，我遍查資料，都查不到除了張政烺所例舉的兩個青墩數卦之外的任何資料。不知是否有網友知情，望能告知。”
這段文字是筆者在百度貼吧——歷史研究吧裡看到的《周易八卦起源進化史》題目裡的《卜種起源》貼文裡的說法。這段內容在歷史研究吧裡發帖的記錄時間則是2009年9月29—30兩日。並得知此文的作者就是在1994年發表於臺北《中華易學》雜誌上的《大衍在召喚》一文的作者李連生。
以上我們看到王先勝和李連生兩位都引用了張政烺關於對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說法，也都又引用了鄭萬耕質疑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數字卦”之說。這兩位引用的資料內容一樣，所表述的結論觀點也基本一樣。雖然李連生那段話裡的最後對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說法的有點迷惑性的結束語，而最終不影響他認爲“完整破譯商周數卦的張政烺是一位積厚薄發的嚴肅學者，還不至於對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看走眼”的這種對張政烺的青墩遺址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說法的相信。而王先勝也認爲“爲了保護業已站不住腳的八卦起源數卜論、龜卜論，鄭萬耕先生便將張政烺先生所說崧澤文化中的八個六爻數字卦篡改爲‘江蘇海安縣青墩崧澤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塊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單個的數字符號’”，這也表明他只相信張政烺對青墩遺址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說法。 筆者看到這些對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引用說法，使筆者心存疑惑越來越重，並一直留心於青墩遺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說法的真實可靠性。後來終於看到青墩遺址的麋鹿角圖片和有關新的說法，才真相大白。才知張政烺的引證說法是個很不嚴肅的錯誤說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