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話《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質說
第一講:先秦時期對《周易》一書的性質說法
第一節:春秋時期
1、《左傳》一書裡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及義理闡釋《周易》的開始
已知《左傳》裡記載用《周易》一書的文辭當佔辭以筮之，而在《左傳》裡同樣又有另一面的記載，即把《周易》當作如《詩》、《書》那樣的性質來看待，來引用《周易》裡的文章句子，做爲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物的道理，是與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認識，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如《左傳·宣公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兇。’執事順成爲藏。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兇也。”
在《左傳》裡還涉及到對《周易》一書的評論。這是繼用《周易》筮卜和引用《周易》爲義理之書現象的另一種現象，也是史書裡最早記錄論《易》（指《周易》）的內容。這也是《傳》外《周易》學的內容。即春秋時期開始的“易學”(《周易》學)，就是以“象”釋《周易》，即“象易學”。還沒有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數形式，還不能稱“象數易學”。“象易學”，即是以“三聯體”符號(或不稱八卦)的取象來解釋《周易》而引出一番義理。
如《左傳》裡的“雷乘乾曰大壯”。這種說法類同《易象》（即“大象傳”）裡的說法，而《易象》在解釋《大壯》時說：“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弗禮勿履”。這“乾”取象爲“天”。“雷乘乾曰大壯”與“雷在天上，大壯”其說法應是一樣的，這都是春秋釋法，即春秋以取象釋解《周易》的一種方法。
《左傳·昭公二年》裡記載，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並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屬春秋後期，這時的孔子還是小孩子（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這個時期是理性思潮進一步上升的時期，也是將孕育一個偉大人物成長的時期，也是筮術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時期，也是上層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書，使《周易》恢復義理文本化的時期。這韓宣子所見到的《易》“象”，並不是一些學者認爲的《周易》卦象，應是指解釋《周易》一書的學術文章，即“大象”。由《左傳》來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書在韓宣子所見《易象》之前，並非是罕見之物。韓宣子所見到的《易象》與《魯春秋》表現出的驚訝，說明他見到的《易象》並不是指《周易》一書，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應是以義理解釋《周易》最早出現的學術文章，即“大象”一文。纔會使韓宣子感到驚奇，纔會說出：“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無疑把所見到的《易象》與傳說中的周公之德，與周人推翻殷紂建立周朝的政治掛起鉤來。也說明《易》“象”是講義理（政治理論）的文章(《大象》正是通對《周易》內容的符號取象與文辭，而闡發出君子之治的政治道理)，也無疑的間接的說明《易》是周公之德與周王天下的道理有關，韓宣子決不會認爲《易》是一部占筮書，若認爲《易》是筮書，就不會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說明在韓宣子眼裡，《易》與《象》都是講義理的書。
故韓宣子見“易象”而說的話，是間接的議論《周易》是一部義理之書。
(注:無論韓宣子所觀到的"易象"，是不是《易傳》裡的"大象傳"，都無妨"大象傳"已是一部獨立的"君子論"，也屬最早的《周易》學術文章。)
到《昭公十二年》又出現了子服惠伯對《周易》的說法。《左傳·昭公十二年》裡記：“南蒯之將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佔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這裡記載的可以說是子服惠伯對《周易》一書發出的一套新詮釋，這子服惠伯對他人用《周易》一書占筮的說法，可以說是代表了春秋後期社會新思潮下的新理論。惠伯也學過《周易》，認爲雖筮出“元吉”，但事情的結果則應是“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的道理。並且惠伯對《周易》的“黃裳元吉“，可是從義理角度進行的闡述。
除《左傳》史書以外，在春秋後期還產生出來了一個偉大的人物，就是大思想家孔子。孔子可以說在中國思想史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沒有全面解讀《周易》一書的實質內容與性質時，孔子佔有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第一的位置。孔子是繼《周易》作者之後產生的又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而老子被傳說的比孔子年長，而留傳下來的《道德經》也叫《老子》，是戰國後期人假託老子之名而創作的一篇政治論文。那並不是傳說的那位老子所作的。傳說春秋時期的那個老子，有無其人還說不清楚，自然那個老子，還列不到春秋時期思想家之榜上），所以春秋時期唯孔子一人，是偉大的思想家，沒有第二人。正因《周易》一書的哲學思想沒有正確的釋讀，反而被史巫庶蔽，孔子才坐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哲學家寶座的位置上。而真正能夠做到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哲學家寶座上的人應是《周易》作者，這是後話，此不多談。
2、孔子對《周易》的看法
那麼，在春秋時期裡產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周易》一書呢？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反映孔子思想的是《論語》一書。此書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後而編撰成冊的，記錄了孔子生前的言論與思想。可《論語》一書裡很少反映對《周易》一書的論述，《論語》中只有兩處涉及到《周易》。
第一是《論語·述而》裡這樣記錄：“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裡的“易”，是指《周易》一書。
史料上記載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學習研究是在晚年時期。《史記·孔子世家》裡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通過《論語》裡記載孔子說的那句話來看，孔子是十分看重《周易》一書。但這句話應如何理解呢？而現代的通行本《論語》一書裡，一般是對這句話的譯文是：“孔子說：多讓我活幾年，從50歲開始研習《易經》，便可以做到沒有大的過失了。”或是：“孔子說：‘再給我增添幾年壽命，到了五十歲學習《易經》，就可不犯大的錯誤了。”
我們認爲現通行本《論語》裡的譯文，是沒有正確理解孔子那句話裡所表達的真實含義。除“加我數年”的譯法沒有異議外，而不能把“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理解成“五十歲開始學習《周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了。”難道孔子“相多活幾年，到五十歲學習《周易》就可以無大過錯了”。這種說法是不符合邏輯與事實的，這種表述也不符合孔子的實際背景。難到孔子在40多點的歲數時，就感覺將要死亡了嗎？就發出嘆息，想多活幾年，到50歲學習《周易》就沒有大的過錯了。這即不符合孔子的年齡活動背景，也不符合表述事情的邏輯性。而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裡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從《史記》裡所看到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而公認孔子是出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歲去逝的。《史記》說的“孔子晚而喜《易》”，應當是晚年，這是符合孔子的活動史實。並且《史記》並沒有說“孔子中年喜《易》”，若理解成“五十歲學《周易》”就與《史記》裡的記述“孔子晚而喜《易》”不相符了。那麼，五十歲能稱晚年嗎？顯然是不能稱作晚年的，孔子晚而喜歡上《周易》，應當是在70歲左右（與六十幾歲返魯的背景是符合的），才重視與研究《周易》的，才突然發現了《周易》的價值，但已感覺壽限臨近，才發出那樣的嘆息，以一種乞求上蒼的口味說出“假如讓我多活幾年”的這種話來。
那麼，把“五十以學《易》”，應理解成“五年或十年的時間而學習《周易》纔是正確的”，而對“可以無大過矣”，也不能理解成“就可以不犯大的過錯了”，根據前邊的文章，這“可以無大過矣”，不是指自身行爲上的問題，而是指在學習《周易》一書的思想內容上不會出現大的錯誤認識。這才符合上下文句表述的邏輯性，也正符合《史記》裡的“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的說法。這《史記》裡的說法，不正是對《論語》裡“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最好註腳嗎？而不是指“五十歲開始才學習《易》，才無大過錯”。那麼，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開始學習《周易》難道就會有大過錯了嗎？顯然孔子表述的“五十以學《易》”是指“五年至十年的時間而學習《周易》一書的內容。這“五十”數詞連用在先秦古籍書裡，也是非常普遍的用法。如《詩·召南·小星》“彗被小星，三五在東”。又如《左傳·襄公八年》：“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這裡是指三至五個星和四至五年，不能理解成“35個星，還45年”。正如《論語》裡的“五十以學易”，無能理解成“五十歲開始學《易》”。綜合而看，《論語》裡“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含義是：“假如，讓我多活幾年，有五至十年的時間學習《周易》，就可以對《周易》一書的思想內容不會出現大的錯誤認識了。”這才符合孔子晚年纔開始重視《周易》一書，而感覺學習的晚了，就感嘆能多活幾年的話，就會對《周易》一書學習透徹了。這也透出了孔子是不可能做《易傳》的，因爲孔子晚年才喜歡上《周易》，自感覺時間不夠，還不能夠把《周易》學習理解透徹，這也符合《史記》裡記的“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的說法（“讓我多活幾年，要是這樣，我對《周易》的文章和義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論語》裡記錄的孔子對《周易》的說法，說明《周易》一書是在孔子晚年才引起重視，認識到《周易》一書的價值，只是已感到沒有了時間學習，假如能多活上幾年，用上五至十年的學習功夫，就能把《周易》的思想內容吃透了。
孔子如何感嘆呢？說明世面流傳被史巫卜筮用之的《周易》，已讓孔子起了疑問。也表明了孔子已經認識到了《周易》一書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經發現了《周易》一書不被人們發現的東西，纔有這樣感嘆與說法。
那麼，孔子發現了《周易》一書裡什麼東西了，這在帛書《易傳》佚文裡，有詳細的記述，這留在後面再說。
而《論語》一書裡還有一處涉及到《周易》裡的句子及對《周易》的說法。
《論語·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這段話裡的“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恆》篇內容。
在孔子眼裡，《周易》一書如同《詩》、《書》那樣是理論書籍。孔子引用《周易》裡的“不恆其德，或承之差”，是用於闡明事理，增強論說的理論性。
孔子這裡的表述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進一步引用《周易》裡的“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說明的是人應有“恆德”，即長久應保持道德準則的意思。這裡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應長久都要保持道德準則，這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孔子在表述人要恆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個“不佔而已矣”說法，又是什麼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譯法，就成了“孔子說：‘沒有恆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聯想到這說法與子服惠伯的說法相同，把《周易》用於占筮是附有條件的，即有“信德則可”，“《易》不可佔險”的換個說法而已嗎？就認爲孔子說的“沒有恆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恆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這種理解就大錯特錯了。孔子說的“不佔而已矣”，而與子服惠伯的說法是有着不同的含義，應是質的區別。
那麼，孔子說的“不佔而已矣”的實質內涵與真實意圖是什麼呢？
“不佔而已矣”反映了孔子對《周易》一書重要的認識突破。這既涉及到對《周易》一書的性質認識問題，又是關係到社會意識形態裡道德建設與傳統巫術占卜信仰的辯論關係問題。所以要理解“不佔而已矣”這句話要結合前文的兩個引用，通篇去分析認識，才能體會到孔子的真意圖。孔子通過兩個引用，而得出“不佔而已矣”目的，是強調人要守恆德，就不會遭受恥辱，若能“恆其德，還用占卜嗎？”這就是邏輯關係。人有了道德觀念做行動的準則，還用占卜預知吉凶嗎？當然沒有必要了。心裡時常裝着爲他人奉獻的信念，當然就沒有必要考慮什麼得失了。這不正是“不佔而已矣”的真實含義嗎？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孔子強調恆德，即道德建設，正是排擊巫術占卜的根本法寶與武器。這裡的“不佔而已矣”不能理解成“有德可佔，無德就不要占卜了”的那種錯誤理解。
孔子好《易》而得出的真實心得體會。道德彰顯了，占卜也就停止了。
通過《論語》一書裡反映的孔子關於《周易》的兩例重要資料文獻的解讀，已清楚的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認識觀，即與同時代的史巫不同，也高出當時一般學者的認識水平，也是在當時認識《周易》最前沿，最理性，最進步的思想學說。
《論語》裡的兩例涉及到對《周易》一書的看法內容，即前後沒有矛盾衝突，而表述的思想又是一致的。正是反映了孔子晚而喜《易》的真實寫照與真實讀《易》（《周易》，即春秋文本《周易》）的心得體會。可這涉及《周易》一書的兩例子“子曰”，既沒有引起後人的重視，又被後儒者所歪曲了孔子對《周易》的說法。而把《易傳》罩在孔子頭上，而《繫辭傳》對《周易》亦筮亦理的說法，變成了孔子的言論，從此遮敝了歷史上那位真孔子，把孔子變成了後封建社會裡的統治需要而塑造成偶象聖人的孔子。從此也遮蔽了《周易》一書的真實思想，把《周易》變成三位一體“聖人”作的《易》經內容，併成爲後封建帝王專政裡的意識文化上的活水源頭。
通過《論語》一書裡兩例子“子曰”的分析，已知在孔子的眼裡《周易》就是講義理的，雖然孔子沒有直說《周易》是什麼性質的書，但無疑孔子眼裡的《周易》就是義理之書。
好在二千多年後，幾十年前考古發現了地下資料，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重要言論，也證實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裡的那些說法不虛；也證實了現代人對《論語》裡孔子論《易》（《周易》）沒有正確的理解。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考古出土了帛書《周易》與《易傳》(出土的隨葬紀年木牘已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說明帛書《周易》與《易傳》是公元前168年做爲墓主人隨葬品下葬的)。帛書《易傳》與今本《易傳》裡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書《易傳》裡沒有《彖》、《象》、《文言》傳。而今本《易傳》裡沒有帛書《易傳》裡的《二三子問》、《衷》、《要》、《昭力》、《穆和》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內容，而有些內容卻出現在今本《繫辭》裡。這些不見今本《易傳》內容是秦漢之際《易傳》的佚文。
帛書《易傳》裡的《二三子問》記錄了孔子和學生的問答；《衷》文裡的內容一部分出現到今本《繫辭》下里；《要》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學生提出關於《周易》一書性質提問；《昭力》、《穆和》記載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問《易》的內容。
帛書裡有《繫辭》，但沒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數”，也沒有今本里“繫辭下”裡的一些內容，但今本“繫辭”下里所沒有的內容出現在帛書《要》文裡。
在出土的帛書《易傳·要》篇裡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學生子貢對孔子老而好《易》的行爲提出質疑，由此產生了對《周易》一書性質看法的一場辯論。子貢是孔子的一個重要弟子，在《論語》一書裡也出現過不少子貢與孔子的對話。
我們且看帛書《要》文是如何記述孔子老而好《易》及與學生質疑其好《易》時的辯答。
帛書《要》裡有這樣一段話：“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貢）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智）謀遠者卜筮之蘩（繁）。’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爲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貢曰]：‘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賜聞諸夫子曰：‘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佔]，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紂乎？’子貢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爲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見廖明春《帛書周易論集》第389頁）
《要》文裡的這段話，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而產生的突破性的認識上最珍貴文獻資料。再一次印證了《論語》裡記述孔子對《周易》性質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論語》沒有反映的如此詳細及觀點分明。孔子旗幟鮮明的表述了自己對《周易》學習及性質的看法，是與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傳》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內容，體現了孔子後學者對孔子重視《周易》一書以及發現《周易》一書的真理的追記與傳播。但這些反映孔子對《周易》一書老而如此的喜觀學習，並且如此的詳細記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看法與定性，卻不見於《論語》一書，這是什麼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認爲《周易》(因春秋時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書，就是老師孔子看出了什麼，也不能記錄到《論語》裡。
在孔子的生活時代或《論語》編撰的時代，作爲筮卜上運用的“八卦”，並結和《周易》裡文辭當筮辭，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雖然戰國走向理性認識世界的時代，但早期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學者心頭的陰影不會消失。若沒有對《周易》一書深入學習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難見到《周易》一書的真理所在。顯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實的，好《易》達到癡迷的地步，能不發現《周易》一書裡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種說法性質，才能夠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自己的觀點，“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論語》一書所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說法，雖不像帛書《要》文裡如此那麼詳細，但同樣體現了孔子對《周易》一書價值的取向，完全是與巫史相背的，孔子眼裡的《周易》就是一部義理之書。這是孔子幸運生活的時代，也是時代的召喚，才能造就出偉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長的氣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時期裡已產生了“易象”，這是在《周易》一書義理上發展出一篇“君子論”，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論語》的君子論述很多，但“君子”論不是孔子首創的，而是《周易》一書首創，繼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後期上層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而直接引用來說理。這是發生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所以對《周易》作義理認識也並非孔子之首創，只是孔子繼承了前人的這種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加之晚年孔子好《易》纔有新的突破，纔有了對《周易》本質的看法，纔有了《論語》裡“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寫照。但就這麼一句話，可後封建社會後期裡的儒家學者，並不認爲這《易》是指《周易》的，也對司馬遷《史記》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說法懷疑，認爲《周易》是卜筮之書，孔子是不會喜歡《周易》的。那些文人學者把“五十以學《易》”裡的《易》作“亦”解。因帛書《易傳》的出土，《要》文裡孔子與學生子貢的辯論，才證明了孔子晚年喜歡上《周易》是確實的，《論語》裡的說法也是真對《周易》一書的，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帛書《要》的考古發現，給人們認識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看法提供了正確的史料價值，也爲人們從新認識《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