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發現了《周易》學術
第二章：《易傳》前（先秦）《周易》學術
第三節：先秦《周易》學術思想上的曇花一現，即孔子的"易學"(春秋《周易》文本學術)思想
三、帛書佚文記載孔子對《周易》學術研究上的鮮明立場
孔子"老而好《易》"，才發現了《周易》不同於史巫所卜筮用之的內容思想 。這是到二千多年後，幾十年前考古發現了地下資料，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重要言論，也證實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裡的那些說法不虛；也證實了現代人對《論語》裡孔子論《易》（《周易》）沒有正確的理解。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考古出土了帛書《周易》與《易傳》(出土的隨葬紀年木牘已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說明帛書《周易》與《易傳》是公元前168年做爲墓主人隨葬品下葬的)。帛書《易傳》與今本《易傳》裡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書《易傳》裡沒有《彖》、《象》、《文言》等傳內容。而今本《易傳》裡沒有帛書《易傳》裡的《二三子問》、《衷》、《要》、《昭力》、《穆和》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內容，而有些內容卻出現在今本《繫辭》裡。這些不見今本《易傳》內容是秦漢之際《易傳》的佚文。
帛書《易傳》裡的《二三子問》記錄了孔子和學生的問答；《衷》文裡的內容一部分出現到今本《繫辭》下里；《要》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學生提出關於《周易》一書性質提問；《昭力》、《穆和》記載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問《易》的內容。
帛書裡有《繫辭》，但沒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數”，也沒有今本里“繫辭下”裡的一些內容，但今本“繫辭”下里所沒有的內容出現在帛書《要》文裡。
在出土的帛書《易傳·要》篇裡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學生子貢對孔子老而好《易》的行爲提出質疑，由此產生了對《周易》一書性質看法的一場辯論。子貢是孔子的一個重要弟子，在《論語》一書裡也出現過不少子貢與孔子的對話。
我們且看帛書《要》文是如何記述孔子老而好《易》及與學生質疑其好《易》時的辯答。
帛書《要》裡有這樣一段話：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貢）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智）謀遠者卜筮之蘩（繁）。’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爲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貢曰]：‘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賜聞諸夫子曰：‘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賜！吾告汝《易》之道□□□□□□□□，此百姓之道□□《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紂乎？’子貢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爲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我們再一看看這段的譯文:“孔子晚年喜歡上了《周易》，在居家裡便把《周易》放在席上，出門行走時便把《周易》放在袋子裡。爲此，弟子子貢對老師的這種癡迷有些不解，就問他：老師過去教育我們時說過：‘只有品德不好的人，才趨向於祈求神靈的保佑；只有缺乏智慧的人，纔會頻繁地求助於卜筮。’我以爲這是很正確的。將這些話作爲行爲的準則，我就是按照這些去做的。老師您爲什麼老了卻喜歡上《周易》呢？孔子說：君子的主張用以規範方正，前面詳論到位，不在詳而在巧，察究其《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因爲《尚書》多有缺損，《周易》則是完整的，而且有古聖賢的遺言。我不是安於《周易》的卜筮功用。子贛說：我聽到夫子說：必於…如是，則君子已重過了。我聽到夫子說：謙遜正直而行使仁義，那麼人們就不迷惑了。老師您現在學習《周易》卻不使用其卜筮的功用，只是喜歡其中的文辭，還倚仗它來用於指導人生，能夠嗎？”孔子說：這要糾正你的說法啊！賜！我告訴你，《周易》之道…而不…百姓之…《周易》也。所以《周易》對剛強的人使他知道恐懼，柔弱的人使他懂得剛強，愚蠢的人爲而不妄爲，慚愧的人讓他的行爲去掉欺詐。文王仁義，不得志而無法成功他的深謀遠慮。紂王無道，文王作，避諱而辭咎，然後《周易》開始興起。我喜歡《周易》的智慧..之..我哪裡會爲文王曾經屈辱地侍奉紂王而高興呢？”子贛說：夫子也相信卜筮嗎？孔子說：‘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孔子說：《周易》我撇開它的祝卜成份，我觀察其中的品德仁義。幽贊於神明而通達於筮策數，明瞭筮策數而通達於品德，就成了史。史巫卜筮，一向如此而未變動，偏好這樣就不正確。後世的人懷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爲《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與史巫看似是走在同一條路上，卻有着不同的目的地。君子有德行而求福，因而祭祀少了；有仁義而求吉祥，因此卜筮就希少了。祝巫卜筮不就放到最末的地步嗎？”
《要》文裡的這段話，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周易》）而產生的突破性的認識上最珍貴文獻資料。再一次印證了《論語》裡記述孔子對《周易》性質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論語》沒有反映的如此詳細及觀點分明。孔子旗幟鮮明的表述了自己對《周易》學習及性質的看法，是與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傳》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內容，體現了孔子後學者對孔子重視《周易》一書以及發現《周易》一書的真理的追記與傳播。
在孔子的生活時代或《論語》編撰的時代，作爲卜筮上運用的“八卦”，並結和《周易》裡文辭當筮辭，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雖然戰國走向理性認識世界的時代，但早期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在學者心頭的陰影不會消失。若沒有對《周易》一書深入學習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難見到《周易》一書的真理所在。顯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實的，好《易》達到癡迷的地步，能不發現《周易》一書裡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種說法性質，才能夠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自己的觀點，“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多麼偉大與理性的聲音。表明孔子老而愛好《周易》，看似與史巫那樣都一樣地學習《周易》，可目地是根本不同的。從"同途而殊歸"的字面意思是雖走在同一條道路上，可歸向的地方則是不相同。 這是孔子表示自己與史巫不同的"易學"(《周易》學)立場。
孔子對《周易》一書價值的取向，完全是與史巫相背的，孔子眼裡的《周易》就是一部義理之書。這是孔子幸運生活的時代，也是時代的召喚，才能造就出偉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長的氣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時期裡已產生了“易象”，這是在《周易》一書義理上發展出一篇“君子論”，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論語》的君子論述很多，但“君子”論不是孔子首創的，而是《周易》一書首創）。
在《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後期上層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而直接引用來說理。這是發生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所以對《周易》作義理認識也並非孔子之首創，只是孔子繼承了前人的這種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加之晚年孔子好《易》纔有新的突破，纔有了對《周易》本質的看法，纔有了《論語》裡“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寫照。但就這麼一句話，可後封建社會後期裡的儒家學者，並不認爲這《易》是指《周易》的，也對司馬遷《史記》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說法懷疑，認爲《周易》是卜筮之書，孔子是不會喜歡《周易》的。那些文人學者把“五十以學《易》”裡的《易》作“亦”解。因帛書《易傳》的出土，《要》文裡孔子與學生子貢的辯論，才證明了孔子晚年喜歡上《周易》是事實。《論語》裡的說法也是真對《周易》（春秋《周易》文本）一書的，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帛書《要》的考古發現，給人們認識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看法提供了正確的史料價值，也爲人們從新認識《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帛書·要》裡的那一段文章，詳細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貢的質疑，而產生師生兩人之間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辯論。從那段對話裡，看到了孔子有着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與辯論思想，體現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爲當今學界裡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癡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看到眼裡，並提出激烈的反對性的質問。“子貢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緍行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子貢對老師提出了尖銳的反問與批評。認爲老師往日不是教導我們說“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卜筮頻繁”，這一觀念弟子們完全所接受了，爲何老師老了反而又愛好上這被史巫用於卜筮的《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學生看到眼裡，認爲老師老了卻愛上卜筮之書了，並提出尖銳的批評。孔子自然要對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對意見的子貢一個說法來。孔子的理由是：“君子的言語用以規範方正，前面詳論到位，不在詳而在巧，對《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因爲《尚書》多有疏漏之處，而《周易》能使人無過失，而且又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就是“夫子”回答子貢的質問。這確實體現孔子不同於他人之處，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的真理。對《周易》一書的認識“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對“周易”的重要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並不在於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過”）。這話說的太對了，孔子若沒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韋編三絕”。能有這樣的認識嗎？孔子研究《周易》一書，認爲“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沒有看錯，這正是《周易》一書的真正內容，那裡是卜筮之書。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過，就否定《周易》一書哲學性質，這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而《周易》一書在子貢的眼裡就因爲史巫用其卜筮，就認爲《周易》是卜筮之書，就不再認真的去分析研究，去僞存真了。如同現在看到算卦格式《周易》，就認爲《周易》是個算卦書，就不去深究《周易》的思想性，也不去深究《周易》如何變成算卦格式了。
子貢又接着質疑老師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樂其辭，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過”。總之在子貢眼裡已把《周易》看成邪惡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師樂其辭與史巫占筮雖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態度。孔子聽到子貢對《周易》一書如此簡單的否定態度，給予了嚴厲的訓斥與批評。孔子在教育子貢時又進一步闡述《周易》一書的理論道理。
“子曰：校哉，賜！吾告汝《易》之道…，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這段的“子曰”裡有幾個缺失的文字，有學者推猜而補出來的，這幾個字，可又是很關鍵的幾個字。
這段說明了孔子認爲《易》之道，非講卜筮的。百姓的好卜筮與《易》是根本不同的。這在孔子看來“筮”與《易》並非是一回事。孔子認爲《周易》是講辯證思維道理的。《周易》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爲而不妄，漸人爲而去詐”的作用。《周易》一書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臘哲人認爲“智慧”之書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哲學”書了。這裡的“不妄”是什麼意思呢？《周易》一書裡本有一篇文章其題目就是《無妄》。這“妄”的含義是指不端不法之事。“無妄”就是指不幹、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這“愚人爲而不妄”就是“不聰明的或無知識的人學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會幹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學了《周易》就會去掉狡詐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講義理的書，那裡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樣當作卜筮之書在用，“非《易》也”。那些用於卜筮的，是跟《周易》是兩碼子事。這可說孔子從根源上說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來。孔子強調百姓卜筮，不是《周易》裡的東西，《周易》是講辯證道理的，這是兩回事。這可是先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發出最理性的聲音。孔子發出與衆不同的聲音來，這是震古鑠今的聲音。可這理性的聲音，最終被帝王社會的黑幕遮掩了，沒有留傳給後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後，人們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這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雖是對其弟子的教導，無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書是義理之書，是與史巫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在對子貢講《周易》是如何的一部書，爲了證明《周易》有“古之遺言”，就與文王掛起勾來。這是史料第一次認爲《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的說法。通行本《繫辭》裡雖然也認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今本《繫辭》裡的這種說法是《易傳》佚文《衷》裡的說法，因《帛書》“繫辭”裡還沒有這些說法。顯然，通行本《繫辭》是把佚文《衷》裡的說法移了過來。但沒有說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是《要》文裡明確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這是最早的說法了。孔子說《周易》一書是“文王作”。唯此孔子這說法，先秦沒見第二人說過。後來司馬遷也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認爲《周易》一書是講德義的，但歷史上並沒有留下誰作《周易》的說法，雖然在孔子還是孩童時期時，韓宣子出使魯國，見到《易象》，也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嘆。韓宣子也只是認爲《周易》與周公之德有關，沒有說誰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見到《周易》裡是講德義，就無形的聯想到了周文王，這在常理之中。《周易》一書是產生在西周後期，顯然孔子認爲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德義之說無疑是正確的，是與史巫卜筮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爲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裡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貢終於忍耐不着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麼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卜筮嗎？在子貢的眼裡，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稱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裡認爲《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子貢也只記着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裡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只是子貢眼裡認爲《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老師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癡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
這段話裡的“吾百佔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句子內容雖不好理解。但並不表明孔子自已是個信占筮者，並且還是個占筮高手，那就誤解了。那是講述爲何信從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裡出現“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這句話卻被當今易學界裡認爲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卜筮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裡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爲：“我一百次佔，有七十次佔對（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佔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佔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占筮。就出現在帛書《要》文裡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顯然靠《易傳》佚文《要》裡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也與《論語》裡記“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相背離嗎？
至於《要》文裡出現的“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爲與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第一層“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佔……)是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子曰”纔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才用“我”字，而不同於前一句裡的“吾”字。
如《論語》裡引用“不恆其德，或承之着”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佔而已矣”，纔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同理《要》裡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纔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爲是孔子自己的行爲做法。那樣認爲就錯了。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自然對“周梁山之佔”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只是一種假說。在學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佔”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爲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爲是不能成立的，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爲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那句話是當今學界裡沒有正確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佔而七十當”，解釋爲“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當”，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爲的“中”。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裡的“而”應當作“連詞”裡的如果講。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佔”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佔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當”行爲。
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關鍵語是“謹止於此罷”。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爲何信筮的問題。現在的人們是斷章取義，而不連繫後面句子內容綜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反而認爲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
“《易》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易學界裡認爲“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理解認爲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豈不與《要》文裡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爲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麼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裡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秩序王國。孔子認爲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贊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爲。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這裡反映的卜筮的看法，也與《論語》裡“不佔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卜筮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啓蒙。這種思想與《論語》裡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這是先秦儒者與後封建社會裡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
孔子不但不信卜筮，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孔子並不被卜筮之用的繇題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內容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面光輝的旗幟。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衆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如“竹書《周易》的發現，被研究竹書《周易》的權威學者所下的一個結論：“在《易學》研究中有所謂“九六”的爭論。有的人認爲“九六”之名是漢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時《周易》沒有“九六”。楚竹書《周易》的問世，真相大白，爲這場爭論畫上了句號。……楚竹書《周易》的問世，證明了“九六”這個名稱，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見“楚竹書《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 2006年版）
我們認爲這種結論下的還過早。以“竹書《周易》”的發現，就認爲“九·六”爭論畫上了句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並且竹書《周易》資料鑑定時間的下限並未排除漢初。竹書《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場購回的，沒有考古出處。且不說其僞。就算竹書《周易》是戰國未期的傳本。竹書《周易》只能證明戰國末期《周易》已經有“九·六”之說了。而“九·六”之說也正是戰國末期的產物。那麼，竹書《周易》自然不能證明《周易》原創時就有“九·六”的稱法，故不能說先秦時期《周易》已經有這些“九·六”之稱。我們認爲“九·六”之爭畫上句號，正說明不是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九·六”之稱，而是秦漢之際添加進《周易》文本的，說是先秦就存在的，顯然是錯誤的說法。
又如《清華簡》的發現（清華入藏戰國竹簡），已有研究者通過對《保訓》篇的發佈，而從其中的“侌（陰陽）之勿（物），鹹川（順）不（逆）”。這一句裡理解認爲，《周易》在周文王時期已經產生。把“川”理解爲“坤”卦解釋。這本是在傳播中，連竹簡上的文字都沒有統一規範及公認的說法時，以及竹簡的真僞還在爭論中(因竹簡是從海外古玩市場上購回的，並沒有出處)，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論證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訛傳訛的說法而已。
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爲戰國百家爭鳴，開啓了理性之門，也爲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卜筮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啓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後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裡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年裡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闢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只能帶到墳墓裡去了。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這纔是帛書《易傳》裡《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雖然已發現了《周易》一書裡的德、義思想，可也曾感嘆時間上來不及對《周易》徹底弄明白。弄明白什麼呢？自然是一部有古聖賢者的話，又是講德義思想的書，爲何落到史巫者用於卜筮呢？當然孔子沒有時間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歷史成因，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號何時產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爲卜筮工具。面對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認爲“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偉大與理性。在先秦唯孔子發現了《周易》一書的真理，旗幟鮮明的表述《周易》是講“德、義”之書，並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與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無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從史巫手裡糾正過來，並致力於恢復《周易》裡的本來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裡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也會懂清楚史巫爲何錯把《周易》當卜筮而用的歷史成因。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歷史重任，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裡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歷史之門關閉了。這剛剛開啓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後封建時代。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
也正如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簡的價值和意義》中說：“……這次大批簡書的繽紛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勢必對中華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影響。”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舉行的“傳統文化與21世紀”學術會上饒宗頤先生的話：“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引起的新文藝運動。”（《部分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饒先生的預見是可能的。有可能從考古發現的簡帛書上的研究，對傳統文化思想的新發現與對古典文化的再認識。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東西而被黑暗的後封建社會裡所庶蔽。但願出現饒先生的那種願望的預見，而不是像學界裡從帛書《易傳·要》文裡錯誤的研究認爲，把孔子變成一個非理性的人了。說孔子常常占筮，還是占筮高手，這恐怕不但不能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是帶來了一場封建巫術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復興，那可是很悲哀的結果了。
不但現在人因考古上發現的資料，而不能正確釋解，錯把孔子說成占筮者，還是占筮高手，無疑是對偉大孔子的褻瀆。而且在後封建時代爲了神道設教，在非儒門的雜書裡及僞書裡同樣把孔子說成是占筮者，顯然與真實的孔子不相符。
綜上而述，雖史巫用於算卦格式的春秋《周易》文本算卦，而孔子與史巫不同，卻從中看到了義理內容。這種形式雖是史巫用於算卦，而內容明眼人一看與算卦能沾邊嗎？根本不是講財運、壽夭、疾病、天下雨否等事情，而是講君子的治國方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並看出了門道，發現了《周易》裡的“德、義”思想，才發出警世之言，"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雖然孔子學《周易》從中看到的是德義思想，並不像史巫那樣是用於卜筮，但遺憾的是孔子晚年好《易》，沒有了對春秋《周易》文本的研究時間，纔有《史記》記載的那種遺憾：“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假若再給我數年時間，像這樣，我對於《周易》從文辭到義理就可以全部掌握了）。更可況那時也沒有考古學，孔子也沒能把史巫如何用有“德義”思想的《周易》去卜筮的事情弄明白。當然不明白原創《周易》所用符號的歷史演變和原創《周易》被篡改的歷史成因，只是認爲"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可就連這點理性的思想，被帝制所不容，而無情的掩埋在地下。而在前後封建的《周易》學術上，唯孔子的《周易》學術研究是一面光輝理性的旗幟，可嘆歷史上只是個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