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思片刻，想起了這個張瑞寶。
那是2008年12月下旬，我接到來年3月份的主課題，題目是“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行爲在心理學層面上的區別與聯繫”。當時，我帶着課題找到付有光，並在他的幫助下親自選了幾個採訪對象，其中一個就是張瑞寶。
張瑞寶是b市本地人，2000年砍殺了同村一個名叫張瑞卿的人，原因是張瑞卿多次誘姦、強姦他老婆。01年，張瑞寶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03年減爲無期。
我回憶了一下張瑞寶的樣子：濃眉大眼，鼻頭有肉，嘴脣厚實，下巴左邊有道疤，據說是少年時代被父親毆打留下的。接受採訪時，他比其他犯人都顯得興奮，還會跟我開幾句玩笑。我一笑，他也跟着憨笑。他的目光總是寫滿勞累，但又總是透着堅定。主管幹警也跟我說過，張瑞寶幹活勤快，脾氣也好，從不惹麻煩。
這樣一個人突然發瘋殺人再自殺，必然是受了某種刺激，這種刺激，很可能就是x通過某種方式帶給他的。
我問：“就是我08年採訪的那個張瑞寶？殺堂兄弟的那個？”
“對，就是他。”付有光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想起來了，你以前還做過他的採訪呢。”
“哎——”我嘆了口氣，“挺老實、挺樂觀一個人吧？怎麼突然就想不開了呢？”
付有光喝了口水：“這不好說，可能到極限了吧。你是研究犯罪心理的，應該知道，人的承受能力都有個極限，一旦到了極限，受不了就是受不了，根本控制不住。就說去年的事吧，四區有個經濟犯，判了八年，減刑減到六年半。結果呢，差一年多就到頭了，愣是沒挺住，不知從哪兒弄了個小鐵片割腕了。”頓了頓又說，“所以今年，我們加大了對罪犯心理的關注和投入。就是考進來的這些畢業生啊，自己怎麼做人都沒學會呢，我不相信他們能治好罪犯的心理。”
我說：“你這麼一說，還真勾起我的好奇心了。我一直研究的是犯罪心理，這罪犯心理還真沒了解過多少。”
“應該多報報這方面的內容。”他嚴肅地說，“讓外面的人多瞭解瞭解，就不會爭着搶着往裡進了。”說罷，嘿嘿地笑了兩聲。
“嗯。”我說，“這個張瑞寶這件事，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人都死三年了，怎麼研究？”
我必須抓住機會：“我到底採訪過他，對他當時的心理還是挺了解的。再說了，我是08年年底採訪的他，09年一過年他就出事了，也就隔了一個月左右吧。如果能瞭解一下他這一個月裡的情況，說不定能有什麼發現呢。”
“你有興趣？”付有光靠在椅背上，“你就是爲這個來的吧？”
我笑而不語。他摸了摸額頭，隨手翻了翻辦公桌上的幾份材料，又打開抽屜，取出一本雜誌，正是我們的《普法月刊》。他翻開月刊，說：“想做好這麼一份雜誌，你們確實也挺費心。對了，你是做犯罪心理板塊的是吧？”
“是。”
“你們最好的板塊，一個是犯罪心理，一個就是人物。”他斜了我一眼，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緩緩問道，“誒，這個人物板塊是誰負責的？”
我明白他的心思，笑道：“十月份，我們準備做一期監獄公務人員的訪談，主要是展示監獄管理理念的進步，人選下個月開會定。”我回憶了一下說，“今年2月、3月、5月的人物，都是我推薦的。”
談話至此，辦公桌上的座機響起。付有光接了電話，嗯了幾聲，隨後對我說：“我得去開個會。這樣，我把張瑞寶當年的主管給你找來，讓他配合你的工作。你忙完等着我，今晚一定得留下吃飯。”
5分鐘後，我在獄區門口見到了張瑞寶當年的主管幹警。主管幹警叫陳富立，三十五六歲的年紀，皮膚黝黑但不缺光澤，腰桿挺直，說話有力。08年年底對張瑞寶的採訪，就是在他的陪同下進行的。
寒暄幾句後，我提出想看看徐毅江和張瑞寶死的地方。他帶我進入獄區，來到一片水泥地籃球場，指着場內一片地面說：“就是在這兒。三年前，張瑞寶在這兒打死了徐毅江，然後自殺。”
我抽出一支菸遞給他，又幫他點上，問：“有目擊者麼？”
“有。”他抽了一口，“我就是。”
“能描述一下經過麼？”
“嗯。”他用腳跺了跺地面，回憶說，“那是09年2月，還沒出正月，這片操場剛開始修。我當時帶的30多個人，雖說都是重刑犯，但都算老實，從來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鬥毆事件。那是個下午，陰天，我讓犯管（由犯人擔任的管理人員）招呼着，準備去前面見個朋友。還沒出獄區，就聽見這邊一片叫喚。我趕緊跑回來，徐毅江的頭已經被徹底砸爛了，張瑞寶騎在他身上，手裡抓着半塊磚。其他人就看着，也沒人敢上去。我叫了一聲，張瑞寶，你幹啥呢？他大叫一聲，捂着腦袋，接着就拿磚砸自己，一直砸，都癱到地上了還砸呢。”最後感嘆了一句，“哎呀，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我就沒有見過那麼狠的人。”
我說：“他以前不是挺老實的麼？”
“知人知面不知心吧。”陳富立叉着腰說，“就我的經驗吧，越是老實的犯人，往往越危險，因爲他們都憋着一股氣。”
我問：“聽說他之前跟徐毅江關係不錯？”
“呵——”陳富立輕笑一聲，“那個徐毅江是08年10月份轉進來的，到死也就在這兒待了四個月左右。是，張瑞寶跟他關係是不錯，我覺得張瑞寶是想巴結他。這個徐毅江不簡單啊，轉來的時候資料都不全，到最後都沒能補上。你跟付科長關係不錯，我就跟你多說一點。當時有個人，每個月都會過來打點，也不說自己跟徐毅江的關係，就讓我多多關照。我還聽付科長提起過給徐毅江減刑的事，老一（指監獄長）好像也很重視。總之，我覺得這個徐毅江來頭不小。不過人都死了，什麼來頭也不重要了。”
我想了想問：“幫他打點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男人，四五十歲吧。”陳富立說，“就記得很白淨，很胖，總是穿一身寬鬆的西裝。”
我深吸了一口氣，心理髮生了微妙的變化。
此前，無論葉秋薇的講述多麼真切，多麼合理，離開她的病房後，我還是會持有一定的懷疑態度，這也正是我不斷調查求證的原因。賈雲城和陳富立都提到了那個穿寬鬆西裝的白胖男人，這印證了葉秋薇“陳曦和徐毅江同屬某神秘組織”的說法。套用葉秋薇的講話風格：陳富立一句簡單的話，讓我發現了她的講述與現實之間的契合點。
我對葉秋薇的信任倍增，同時對那個穿西裝的白胖男人產生了更多好奇。
我點點頭，又抽出一支菸，陳富立擺擺手表示不抽了。我放好煙，接着問：“說說張瑞寶吧，他接受採訪時的表現，跟平時的表現一個樣麼？”
“一個樣。”陳富立肯定說，“出了名的老實人。跟你說實話，他家裡沒錢沒勢，減刑基本是沒有希望的。這樣的犯人有兩個極端，少部分破罐破摔、好勇鬥狠，大部分都麻木、認命了，就像張瑞寶一樣。”
我點點頭。所謂麻木，無非是心理壓力積澱的過程。對x和葉秋薇這樣的人來說，麻木者才更容易利用吧。
我又問：“從我採訪結束到出事那一個多月裡，外面有人來看過張瑞寶麼？”
陳富立想了想說：“有，只有過一次。好像是他的一個族弟，叫張瑞——什麼來着？”
“他們都說了什麼？”
“這我哪記得清？”陳富立尷尬地笑笑，“不過那次會面後，張瑞寶好像挺不高興的，還跟獄友打了一架，所以我有點印象。”
我心底一驚，趕緊追問：“你知道張瑞寶老家在哪兒麼？能查到他那個族弟的名字麼？”
“老家我知道。”陳富立略加思索，說，“b市正西十來公里有個d鄉，鄉北的河灘一帶有個叫立張的村子，那兒就是了。至於他族弟的名字，我肯定是做了記錄的，就怕時間長了不好找了。”
我嘆了口氣：“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還得請你多費心啊。”
“哪裡。”他擺擺手，“這樣吧，一會兒我就去給你查，然後短信發給你，你看行不行？”
我再三表示感謝，談話就此結束。之後，我坐在辦公樓一樓大廳等付有光的消息。四點半左右，他給我打來電話，說會議估計得拖到七八點，讓我有事先忙，只是晚上一定要留下吃飯。幾乎與此同時，陳富立給我發來短信，說當年來探視張瑞寶的族弟已經查到，名叫張瑞林。
我一路打聽摸索，終於在五點二十趕到了立張村。幾位村民正坐在村口閒談，得知我要找張瑞林，幾人一副恍然大悟的反應。一個約莫四十歲的男人起身說：“你是市裡來的醫生吧？這次咋會就你自己？你能收拾住他不？要不要我們搭把手？”
旁邊一箇中年女人連忙拉拉他的衣角，小聲嘟囔了一句：“就你閒事兒多！”
我隱約明白了什麼，含糊地說：“嗯，我是心理專家，先過來看看他。我是第一次來，請問張瑞林家是哪一戶啊？”
“早都該請個行家治治了。”一位抽旱菸的老大爺站起身，“走吧，我帶你過去，這會兒應該還綁着哩。”
我有種不祥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