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文獻資料之九
有關前蘇聯大清洗的文獻摘編（2）
“大清洗”運動的基本原因
（一）“大轉變”的政治後果和黨內溫和思潮的擡頭
斯大林把反“右傾”勝利後開始的轉折----轉向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道路，稱作“大轉變”。在當時蘇聯的特定條件下，這條道路雖對國家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是其負面作用和政治後果也是嚴重的。集體化中對農民採取的暴力強迫和驅趕“富農”政策，緊接着集體化而來的暴力征糧，對拒絕交糧和交糧困難戶採取的各種威逼、體罰、刑訊措施，以及伴隨而來的大規模逮捕在農村引起了異常激烈的對抗。（《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來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編，1995年第5輯，第9--49頁）
據俄羅斯著名農業集體化問題專家b·п·達尼洛夫的資料，在1929年全國有記載的**達1300次以上，其中僅1930年1--3月，有記錄的羣衆性**達2700次以上（不包括烏克蘭），捲入的農民達130多萬人。（《（1927年--1932年）b·п·達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編著，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頁》、〔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運動（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頁）
在1930年3月發表了斯大林《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後，一份下達地方的指令中承認：“農民發動的廣泛**的浪潮”對體制形成了一種威脅。同時，這期間對牲畜大量的宰殺、勞動力人口的逃亡和生產力的破壞，也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業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嚴重局面。其表現形式之一是，貨幣體系遭到破壞，預算完全陷入混亂。事態甚至發展到了只有靠擡高物價，發放義務公債，主要是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彌補預算的巨大虧空。這種局面造成了物價飛漲，以致貨幣貶值到了使農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的地步。
農業遭到破壞，而投入重工業的大量資金又靠向國外出口糧食來獲得。這種情況引起了糧食供應緊張，不得不靠糧卡定量分配，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國家經濟生活的緊張，城鄉羣衆的不滿，其直接負面後果是提高了“右派”領袖們的政治威望。《真理報》不斷收到羣衆來信，認爲布哈林、李可夫和託姆斯基“是正確的”，他們在臺上時“一切都充足”、“把他們一撤職，什麼都沒有了”。（〔俄〕ю ·г·費爾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談話--對拉林娜（布哈林娜）回憶錄〈不可忘記的往事〉的註釋》，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與基洛夫被殺》，紐約1989年版）
聯共（布）中央監委委員、歷史學家、在反“右傾”中明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給奧爾忠尼啓澤的一封信中，就明確表示了對這種情緒的擔憂。（〔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頁）
羣衆中的這種思想情緒反映在黨內，就是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復，黨內幹部、黨員對其思想主張給予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樣，就引起了黨內溫和派傾向的擡頭。廣大黨員羣衆對“右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年--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曾有明顯反映，這期間被開除出黨的近25萬黨員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因同情並支持“右傾”而被吊銷黨票的。（〔俄〕奧?奧列弗紐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啓澤--30年代政治局的衝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黨的上層在這期間出現了兩個新的反對派案件，瑟爾佐夫--洛米納澤案和柳京案，也是這種思想動向的反映。謝·瑟爾佐夫原是中央登記分配部長，他爲斯大林建立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曾立過大功。爲此，斯大林將他提升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命爲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還將他作爲取代李可夫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預備人選。洛米納澤則是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擔任外高加索黨組第一書記。他們在反“右傾”中都曾積極支持過斯大林路線，但是後來他們爲“大轉變”的後果所震驚，開始反對斯大林的方針而站到了同“右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針的立場上。柳京則聯合布哈林的幾個弟子，起草宣言，幾乎是用布哈林的語言闡述其政治綱領，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號。當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處死柳京的要求時，政治局多數沒予支持，柳京及其同夥只是被開除出黨並被逐出了莫斯科。（〔蘇〕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頁）
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內下層的思想情緒，同時也從特定角度顯示了黨內上層的某些思想傾向。
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啓澤爲首的政治局大多數是主張溫和政策的。緊跟斯大林急進方針的，在政治局裡僅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極少數人。但是，政治局多數人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領袖地位，在公開的重大問題上並沒有同他採取對抗步驟，況且，斯大林當時的權力還未發展到日後那種完全的獨斷，還得顧及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在當時困難甚至危機形勢的壓力下，政治局多數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力還具有某種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在1932年--1934年間，曾一度使溫和方針佔了上風。當時溫和方針之深得人心，從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贏得的掌聲和選票，從布哈林思想贏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從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這一切，顯然都沒有逃過斯大林敏銳注視的目光。特別是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對，支持率大大落後於基洛夫的景況，使他隱忍着領袖地位不穩的劇痛。在這種形勢下，打擊黨內溫和派思潮，扭轉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看來成了蘇維埃國家舵手所預定的航向。
（二）面臨發展模式帶來的矛盾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的誤區
蘇聯從20年代末期以後選擇了超高速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羣衆要求迅速實現工業化，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願望和要求，然而，超過客觀可能條件的過高速度，加上資金全面緊缺，以及國家科學文化和技術的落後，使這一模式背離了客觀經濟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會客觀經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無限複雜性，同主觀認識的滯後性與計劃能力的有限性發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計劃的失誤。
（2）技術設備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負荷性產生矛盾，不可避免帶來機器設備的損壞。
（3）技術規程的嚴格科學性，同生產者本身文化技術的落後性和一味熱情蠻幹產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諸多生產事故和殘廢品的發生。
尤其是從1935年秋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展開生產競賽以後，這些矛盾特別突現出來。可怕的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以冷靜的科學態度，從經濟規律方面，從技術要求和操作規程上尋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錯誤，一味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
蘇聯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的集權而又缺乏監督的幹部任命制。
這種制度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爲執行上級指令而很少顧及本單位、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往往漠視人民羣衆的意見和要求，這就使的官僚主義滋長蔓延。加上官職等級名錄制度賦予的特權，又使腐敗現象滋生髮展。任職的無限期制以及長期的權力腐蝕，造成官場拉幫結派、裙帶風盛行，同時也帶來養尊處優、不思進取、意志消沉等等幹部作風問題。這種現象在30年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曾經尖銳指出過黨內“由親近的人們結成的小家族、小團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類的現象。（《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怎樣解決體制上造成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斯大林自然談不到從體制上去找原因。事實表明，他也不能從階級根源上去觀察問題，因爲早在1936年修改憲法的講話中他已經宣佈：“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
當時，他更不可能正確認識人民內部和敵我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包圍”。在他看來，在蘇維埃國家只有間諜暗害分子的“陰謀破壞”。他說：“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我們這裡就會有外國代理人派遣到我們後方的暗害分子、間諜、破壞分子和殺人兇手。”（《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頁）
當然，他指出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嚴酷存在的事實，但是，他無限擴大了這些事實，而且把這種無限擴大的事實僅僅同國外的和黨內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聯繫起來，同時又無限地擴大了對他們的鬥爭。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鬥爭越趨尖銳的理論誤區，就使得他對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本身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只能訴諸不間斷的清洗和嚴酷的打擊，從此來尋找出路。
（三） 戰爭危險的逼近和對“第五縱隊”的擔憂
如果說上述兩方面是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基本動因的話，那麼，他發動大清洗的較爲直接的原因則是他執政後，在20年代幾乎不間斷地進行了一連串的鬥爭，而且採取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
1923年--1929年間進行的三次黨內鬥爭姑且不說，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會上和黨內就進行了多次殺伐和清洗，擇其要者，即包括下述鬥爭：反“右傾”之後進行了清黨運動（1929年--1931年）、揭露了所謂“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1930年春）和“勞動農民黨”案（1930年），進行了“工業黨”審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發了食品供應系統的特務組織破壞案（1930年秋），還舉行了“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審判案（1931年）。
同時，在黨內又先後揭露了所謂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1930年）、以柳京爲首的“馬克思主義聯盟”案（1932年）。這期間，在社會上進行的重大斗爭，還包括集體化運動中的驅趕“富農”（1929～1931年），和緊接其後的徵糧運動（1932～1933年）以及意識形態“大轉變”過程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進行的一連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這些鬥爭，打擊面大都波及甚廣，在黨內和社會上直接傷害並牽連了大量無辜。
經過1933年--1934年的一度緩和，基洛夫被暗殺案又帶來風雲驟變，使社會政治生活進一步緊張。
從1935年--1936年起，接連進行了一連串逮捕、審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針對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的“克里姆林宮”案（1935年1--4月）、打擊少年犯罪和社會不良分子的鬥爭、檢查黨證運動以及在一些地區重新對反蘇分子或富農家庭進行的流放等等。
所有這些，又在黨內外打擊了一大片幹部和羣衆，這就在國內形成了極爲緊張的社會政在國內社會政治氣氛不斷緊張的同時，1936年的國際政治舞臺也風雲四起，開始出現戰爭烏雲。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變中尋求同德、意妥協，爲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棄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直接相關。蘇聯領導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變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前景變得黯淡，便由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轉而變爲積極支持共和派的政策。這樣，戰爭的烏雲便開始濃密起來。
在這種形勢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識到，在國內從黨內到黨外：“異己勢力”的強大，從最上層各反對派頭目到最底層反對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歷次社會政治運動遭到打擊的形形**人員，在戰爭環境中聯起手來，結成“第五縱隊”，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講到過的法國政府反對派克列孟梭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德國人打到離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奪取政府權力的事就不寒而慄。（《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頁）
因此，一旦戰爭威脅來臨，他便下定了進行進一步大清洗的決心。這從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幾乎在蘇聯改變對西班牙政策的同時，斯大林於1936年9月25日與同在索契休養的日丹諾夫，聯名向莫斯科發回一封被認爲是發出大清洗信號的重要電報，以葉若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被史學家看作絕非“偶然的巧合”。顯然，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消滅在他看來是潛在的“第五縱隊”。（〔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 世紀俄羅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頁）
對於“第五縱隊”的擔憂，也爲莫洛托夫所證實。這位斯大林的親密戰友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爲，我們“幸虧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戰時纔沒有出現第五縱隊”。（〔蘇〕《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頁）
可見，斯大林這一發動大清洗的意圖，在莫洛托夫心中是紮根很深的。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1937年--1938年更加進一步大清洗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導因，又是複雜而具體的，可以說，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運動的臺階
很多出版的蘇聯歷史、黨史著作在講到大清洗的原因時，大多基本上只講基洛夫被殺事件，在敘述大清洗事件過程時，一般也只講述莫斯科的三次公開審判。這是蘇聯檔案揭密以前，對於大清洗的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1937年--1938年更加進一步大清洗的發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還有各種具體的導因，而基洛夫被殺案只是走向鎮壓的導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只是1937年--1938大清洗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們在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第一、第二次大審判可以說是整個大清洗的輿論準備和戰前動員，第三次大審判則已經處在整個大清洗的尾聲階段。因此，它們只是作爲大清洗中肅清三個主要反對派頭目的戰役而安排的，而1937年--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戰役則是在1937年1--5月到1938年1--2月間發生的。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經過蘇聯史學界和近年俄羅斯史學界多方研究，目前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集團策劃的集團謀殺，也不是一直受到懷疑的斯大林策劃的謀殺，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個人謀殺事件。（〔俄〕b·п· 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3頁）
但是，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強鎮壓、消滅原反對派和一切對他路線的不滿者，成了推動大清洗的重要藉口，則是俄羅斯學術界較爲一致的看法。（〔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2（？）頁）
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幾個鐘頭後，斯大林親筆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擬了一個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決議，隨後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該決議規定，偵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內完成，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付被告，不考慮對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請，極刑判決宣佈以後立即執行。（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頁）
這項法令意味着完全拋棄了起碼應有的訴訟程序，也放棄了以前規定的對死刑的必要監督。這項法規在1937年--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廣泛應用。
基洛夫被殺案很快被斯大林納入了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軌道。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兇手”。（〔蘇〕《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4期）
1934年12月16日夜，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寧格勒判處直接被指控組織謀殺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蘇聯內務部特別會議審理了“列寧格勒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季諾維也夫集團案”。該案包括黨、政、工會和經濟界活動家，共77人，被判處各種不同期限的監禁和流放。（〔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頁）
一週後，即1月16日，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爲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爲“列寧格勒中心”的領導機構，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別被判處5--10年徒刑。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後，聯共（布）中央又給各地黨組織下達了一封密信，題爲《關於同基洛夫同志被兇殘殺害相關事件的後果》。密信馬上斷定，謀殺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捲入的一個陰謀，號召在黨內追究一切與託、季有牽連的人員及其同情者。經過對季、加步步審訊逼供，到1935年以後，所有反對派參加者都被指控參與恐怖活動或同該活動有染。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他列舉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並且指示，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於是，各地方組織便把懷疑的目標對準了所有在各個不同時期反對過斯大林領導並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員。
在有關基洛夫被殺的官方說詞中，彷彿謀殺是由一個持假黨證的人潛入基洛夫辦公地點所進行的一次行兇。於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便掀起了一場檢查黨證運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5年5月--12月。 形式上是一項檢查黨證及其登錄卡片真僞的工作，實際上是以審查黨員、換髮黨證爲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黨運動。運動由以葉若夫爲首的中央幹部總管理局領導，並由內務部協同行動。一些黨員經審查被開除出黨後，接着就被逮捕。
1935年12月，斯大林對葉若夫有關運動結果的總結表示不滿，又延長了運動期限。運動的結果，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9頁）
中央預計驅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爲只有被開除黨員總數的3％屬於這個集團。這表明，實際存在的託、 季分子並不像中央估計的那樣多，但中央領導認爲，這是因爲各地方黨組織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
檢查黨證運動除收集了大量詆譭黨員的檔案材料外，肅反人員又將被開除者逐一登記造冊，立案偵查，其中許多人被以各種藉口逮捕。據葉若夫向中央全會的報告，依據不完全資料，到1935年12月1日，與被開除黨籍相關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發出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頁）在檢查黨證過程中沒收黨證幾乎達25萬張。（〔蘇〕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8頁）這樣，通過這次運動，安全機關就在手裡實際上掌握了各個不同的時期在各種問題上對“總路線”有所異議的所有黨員的材料。這些黨員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機關拿在手裡，何時扣上只是時機問題了。同時，中央領導在運動中也掌握了各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對其方針的各種態度。這就爲日後開展的進一步大清洗作了全面的準備和鋪墊。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月通過了一項懲治叛國分子家屬的法令，4月頒佈了准許判處12歲以上兒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過了對任何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判處死刑的法令，而對任何知情不報者則處以監禁。這樣，通過收集有關各類具有潛在反對派情緒的材料（主要是被開除黨籍者），通過偵查各地黨政領導人對中央採取消極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緒的情況，通過強化政治案件的律條，加上1935年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以後工礦企業事故連續不斷，追究“破壞分子”、“怠工行爲”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這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又使蘇聯領導人越發對聯合民主國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問號，所有這些情況，就使蘇聯最高領導人最後作出了邁向大清洗的決策。
大清洗運動的進程
1936年7月29日，中央書記處向各地組織下達了聯共（布）中央《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的密信，以此揭開了進一步大清洗運動的序幕。
密信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爲根據，列述了託、季直接勾結，實施恐怖活動的“事實”，在審判前已經把他們“罪行”的結論昭告全黨。接着，在1936年8月19--24日進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對“託--季反蘇聯閤中心”案的審判，只是個過場和形式而已。這個案件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理，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審判。所有被告都承認不僅是信念上，而且行動上同身處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繫，並參加了對基洛夫的謀殺，還陰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他們還供認，其他前反對派成員布哈林、託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謝列布里亞柯夫等，都參加了反革命陰謀。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如果說上述聯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黨內對進一步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動員的話，那麼，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則是對蘇聯全社會所做的一次大動員。這次審判確認了託、季陰謀存在的事實，而從這一點又成了輿論動員的出發點。在這次公開審判期間或其後，全國上下舉行了成千上萬的各種羣衆集會，一齊聲討託--季陰謀，並作出決議，誓同“陰謀分子”鬥爭到底。這對造成既成事實，發動輿論、動員社會，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達爲首的內務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託--季反對派與殺害基洛夫聯繫起來是牽強附會的，而將這一謀殺案同“右傾”反對派掛起鉤來，更是捕風捉影。因此，在雅戈達內務部方面，力圖限制這次審判的政治後果。他們把這一與黨的幹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謀殺”，歸結爲一場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們看來，審判舉行了，案犯懲治了，代表一個不大的託--季集團的敵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結，不能再讓事態進一步擴大。
但是，在“託--季反蘇聯閤中心”案的審理過程中已在干擾內務部工作的葉若夫，卻力圖擴大被告範圍，對那些被懷疑抵制中央指令的黨內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施行打擊。
斯大林在以雅戈達內務部爲一方和以葉若夫爲另一方的這場爭執中，明確地站在後者一邊。
恰在這期間，在1936年9月23日，克麥羅沃礦區連續發生爆炸。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和日丹諾夫，藉機於9月25日給莫斯科發回一封聯名電報，電文說：“我們認爲，任命葉若夫同志爲內務部人民委員之職是絕對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託--季集團的任務。國家保衛局在這件事情上已經遲延了四年。”（〔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第33頁）
目前從現有檔案中尚無法知道這個重大任免事項，經由政治局委員表決沒有，（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63卷宗，第1123分卷，第146--147頁）但是，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立即形成的文件於9月30日完成，則是一清二楚的。
對葉若夫這一任命，進一步爲大清洗提供了組織保證。
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奧爾忠尼啓澤，因和卡岡諾維奇保持着友誼關係，並在某種程度上同雅戈達的內務部有着某種默契，因而阻滯了大規模的清洗。9月底對葉若夫的任命，打破了這種平衡。（〔英〕e·a·里斯：《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鐵路運輸（1928--1941），倫敦、紐約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9頁）
接着在10月間，奧爾忠尼啓澤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得力的副手皮達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業部門任負責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人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們爲打擊對象，進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對“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的公開審審判。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皮達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謝列布里亞柯夫等，所有人都立即或稍晚一些從肉體上被消滅。
這一次審判與前一次審判有所不同。前次審判的主旨，是指控託--季反對派甚至“右傾”反對派參與恐怖活動，染指謀殺，而此次審判的主題，則是灌輸反對怠工的思想。似乎全國各個地區、各個經濟部門，從中央到地方，從普通工程技術人員到人民委員，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
當時，全國正熱火朝天地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一方面超高指標，打破生產的記錄天天在宣佈。另一方面，成千上萬個企業由於不遵守起碼的技術操作規程，廢品不斷，工傷事故連綿，計劃失誤，設備損壞經常發生。這被統統指控爲怠工行爲。“怠工”幾乎成了一種沒有邊際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這種指控。製造出技術專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羣衆中煽起對他們的惡感，成了這次審判預定達到的戰術目標。
這樣，莫斯科第二次審判就揭開了對國民經濟管理人員和黨的幹部清洗的序幕。在這前後，政治局內以奧爾忠尼啓澤爲代表，爲使布哈林、李可夫擺脫在第一次審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時也爲保護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保護重工業部門的領導人和技術專家，曾進行了種種努力和鬥爭。有證據顯示，奧爾忠尼啓澤曾爲此仗義直言，同斯大林進行過拼死抗爭，但他最後以身殉難（奧爾忠尼啓澤在其自殺前40多天內，即從1937年1月1日至2月18日晨自殺，就找過斯大林22次，談話達70小時以上，但是，還是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291頁）
奧爾忠尼啓澤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領導層中存在的對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幾乎是最後的阻力。接着，在幾天後開幕的聯共（布）中央1937年二月全會（2月25日--3月5日），爲批准大清洗打開了最後的綠燈。
在這次全會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並作出決議，把他們交付內務人民委員部審查。葉若夫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向全會報告了在各地各部門破獲的案件，揭露了各地各部門領導人的所謂“本位主義”、袒護“敵人”和阻撓揭發的種種行爲。
在全會最後，斯大林以《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的辦法》爲題，作了報告和總結。他從全會上的報告和討論中得出結論：“在我們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組織中，無論在經濟組織或在行政組織和黨的組織中，都在某種程度上碰到了外國代理人的暗害、破壞和間諜活動”；“外國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內，不僅打入了我們的基層組織，而且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而“一些領導同志”竟“麻痹大意”，不僅不善於分辨這些敵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幫助外國代理人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36頁）他在全會上這樣嚴重地估計形勢並誇大敵情，自然以此大大推動了大清洗運動。
在這次中央全會之後，全速開動了大清洗的機器。
從這次中央全會到莫斯科第三次公開審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間，就對千百萬經濟幹部、黨政軍幹部進行大撤換、大逮捕，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提拔上來的新人取而代之。“反對派”和“人民敵人”的概念無限擴大，凡是對反對派有過同情、凡是對斯大林路線有過異議、凡是支持過基洛夫、奧爾忠尼啓澤的溫和傾向、甚至凡是對斯大林有過不恭或談笑的，統統被視爲“反對派”和“人民敵人”而加以審查和逮捕。
這次清洗觸及到了各個級別的幹部，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層幹部。
在此前後被鎮壓的政治局委員有丘巴爾、埃赫、柯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等人。在139個聯共（布）中央委員中有89個被逮捕，而後幾乎全部被槍決。在1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間消失。撤換了所有各人民委員部的部長。其中以坦克製造人民委員部和一些工業部門的部，損失最爲慘重。坦克製造人民委員部整個管理機關的人員，各企業的所有廠長經理（只有兩個除外），絕大多數工程師和技術專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業部門如飛機制造、船舶製造、冶金工業等部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同時，鎮壓也擴大到了工會、共青團、各社會團體的幹部以至科學和創作知識分子以及共產國際的職員和外國黨的同志等等。其牽連人數之多，至今尚在研究統計當中。（現從檔案中共發現的383份名單上面載有4.4萬名被捕的黨、軍隊和經濟部門領導人，其中3.9萬人被判槍斃。政治局委員對這些名單都表決，並在上面留有簽名。〔俄〕《史源》1995年第1期）
與此同時，納粹德國的間諜機關利用瀰漫蘇聯全國上下的懷疑和告密氣氛，僞造文件，製造了蘇聯代理國防人民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及其同僚同德國軍部秘密聯絡的反間計，並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偵探機構透露給了斯大林。（《蘇共二十二大》，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585--586頁）
斯大林藉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將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包括雅基爾、烏鮑列維奇和埃德曼等在內的蘇聯7位最著名的軍區司令級將領逮捕並執行槍決。（蘇聯和國外深入研究這個問題的歷史家一致認爲，這個反間計對斯大林對蘇聯軍事領導人採取的行動沒起決定作用，只是被用來對付動員其他軍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5--88頁）
在隨後的兩年間，從軍內消失的共有11位副國防人民委員，80位中的75位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8位海軍上將，尚存4位中的兩位元帥（葉戈羅夫和勃留赫爾），16位中的14位軍級將領，以及90％的集團軍將領和總計8萬名當中的3.5萬名軍官。（〔俄〕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85頁）
大清洗運動除對各部門領導人、幹部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外，還把鎮壓行動推廣到了社會廣大階層中。有關社會上的鎮壓，長期嚴肅研究1937--1938年大清洗運動的俄羅斯史學家奧·奧列弗紐克根據文件斷定，這一行動“是國家規模的有目的、有計劃的行動，是蘇聯最高領導監督和倡導下進行的”。（〔俄〕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治權力機制》，第188頁）
1937年7月2日，政治局批准向各省委、邊疆地區、民族共和國黨中央的書記們下達如下電報：“茲發現，大部分從前一度從各個省區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亞地區、後經流放期滿又回本地區的富農和刑事罪犯，是形形**反蘇和破壞罪行的主要罪魁禍首，無論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無論在交通運輸部門和工業部門，都是如此。
“聯共（布）中央向各省區黨組書記和所有省區共和國內務部機構的代表提出，要對所有返鄉富農和刑事犯進行登記，以便將其中最敵對的分子立即逮捕，並通過三人小組按行政辦案規定予以槍決。對其餘不太活躍但仍敵對的分子，要登記造冊，流放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指定的地區。
“聯共（布）中央提議，要在五天內向中央報送三人小組成員的組成，應該槍斃的人數，以及應該流放的數字。”（〔俄〕《勞動報》1992年****）
內務人民委員部根據上報的三人小組名單和“反蘇分子”數字，制訂了《關於鎮壓前富農、刑事犯等反蘇維埃分子的行動命令》，並於7月30日報送政治局審批。該命令規定，依地區不同分別從8月5--15日開始行動，在4個月期限內完成。
依照命令，被鎮壓者分爲兩類：第一類是應予立即逮捕並予槍斃的，第二類是應在集中營或監獄監禁8至10年的。在這兩類人中，每一類都向各省、區、共和國下達了限額（以上報數目爲根據）。規定總計逮捕259450人，其中72950人予以槍斃。據查，這顯然不是完整數字，因爲清單中缺乏全國一些地區，而且命令下達各地方領導後，各地方又要求增補追加鎮壓限額。此外，一些被鎮壓者的家庭成員也遭到了監禁或流放。
命令規定，在各地領導這一行動的“三人小組”，由內務部（局）首長、有關地區黨組書記和共和國、省或邊疆區檢察長組成。“三人小組”被賦予特別權力，可以不受監督地做出判決，下達包括槍斃在內的執行命令。
該命令於7月31日經政治局批准，從8月底開始，各地領導又申請追加了一批鎮壓額度。從8月28日至12月15日，政治局批准各地區總計增加額度爲，第一類2.25萬人，第二類1.68萬人。（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1937年--1938年政治局例會特別記錄》。《莫斯科新聞》1992年6月21）
除這次鎮壓反蘇維埃分子的統一行動外，還組織了幾次專門行動。1937年7月20日，政治局授權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所有在國防工廠工作的德意志族人，並將部分人流放國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關於消滅波蘭特務破壞集團和波蘭軍事組織》的命令。爲執行這一命令，1937年8--12月鎮壓了1.8萬人。（〔俄〕《史源》雜誌，1995第1期）9月19日，政治局覈准內務部《關於對付由所謂哈爾濱人組成的日本間諜機構恐怖、特務破壞活動所採取的措施》。
1937年下半年，還對邊疆地區的“不可靠分子”進行了大規模遷移和驅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動是把遠東邊疆的所有朝鮮族人遷至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境內。按葉若夫向莫洛托夫報告的數字，到1937年10月底遷移朝鮮族人結束時爲止，共計達17萬多人。（〔俄〕《歷史問題》，1994年第5期）
上述原定4個月期限的統一行動並沒有結束鎮壓。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同意蘇聯內務部關於補充鎮壓富農、刑事犯和反蘇分子數量的建議，規定到3月15日（遠東地區到4月1日）再補充鎮壓57200人，其中4.8萬人批准槍斃。相應地，也延長“三人團”特別使命的期限。同一天，即1月31日，政治局也准許內務部將粉碎“反革命民族分子的限額”（包括波蘭人、拉什人、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芬蘭人、希臘族人、伊朗人、哈爾濱人、中國人、羅馬尼亞人）的期限延長到4月15日。（〔俄〕《莫斯科新聞》，1992年6月21日）
從同年2月1日至8月29日，政治局在1月限額以後又再次補充限額幾乎達9萬人（此次槍斃的人數不清），事實上，再次延長了4月份結束鎮壓的期限。（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政治局例會特別記錄）
儘管運動是在集中領導下，有計劃、有目的進行的，但是，由於經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審判，通過媒體制造聲勢，由於懷疑氣氛和告密活動的不斷髮展，到後來，以致發展到對歷史上有過這樣那樣污點的人，都拉出來進行整治，並作爲逮捕、流放和鎮壓的理由：革命前有過不潔經歷的、國內戰爭參加過白軍的、有過其他政黨背景的或者同聯共（布）反對派沾親帶故的、從20年代末以來歷次運動中捱過整的以及出於各種原因以前被開除出黨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蘭人、朝鮮人等）、以前參加過被解散的各類社團的，凡是與上述各類人有親朋關係或者交往的所有人，都成了牽連、受害的對象。這樣，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蘇聯社會各階層的大規模的鎮壓運動，成了集過去歷次運動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規模的一次清洗運動。同時也表明，在運動發展進程中，特別是由於後期“左”懷疑氣氛的惡性發展，也出現了非人爲的相當規模的失控現象。
大清洗運動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它打擊了從上到下，從幹部到羣衆，從地方到軍隊，從知識分子到工農羣衆，包括各個階層、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成千上萬，難以計數的人們。這是斯大林體制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之一。它不僅是對蘇聯黨和國家寶貴幹部資源和科學文化資源的一次大摧殘，也是對從列寧開始培育、積累的蘇維埃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巨大精神和思想資源的一次大摧殘。蘇德戰爭初期的慘重失敗、人們謹小慎微、墨守成規、恪守教條、不敢衝破禁錮進行改革、日後形成的強大的保守主義和極端主義、蘇聯黨和國家形象的嚴重受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缺乏吸引力以至蘇聯的最後崩潰，這一切，追根溯源，無不與大清洗運動造成的嚴重後遺症密切相關。
1938年3月，蘇聯最高法院審理了被稱爲“右派--托洛茨基聯盟”的案件。被告有布哈林、李可夫、克里斯廷斯基、切爾諾夫、捷連斯基、格林河、羅森霍爾茨、拉柯夫斯基等21人。經審訊後法庭確認被告有罪，其中17人被判處死刑，3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1936－1938年間，蘇聯除上述四個大的審判案外，在整個肅反運動中，黨政軍各部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其中冤殺和錯殺了許多人，鑄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蘇聯的肅反運動還通過共產國際擴展到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造成更大的錯誤和損失。
隨着葉若夫被免去內務人民委員職務，並指控他企圖暗殺斯大林和篡奪領導權，不久，葉若夫被處決，貝利亞被任命爲內務人民委員。
1939年3月，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在會上作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他又說：“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遺憾的是，所犯的錯誤竟比原來預料的還多。毫無疑問，我們今後已不再需要採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次清洗基本上產生了良好的結果。”
對於蘇聯的肅反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評述是：“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間在蘇聯發生的那些過火行爲的全貌，也不能夠恰當地評斷其責任。不知確數的人，無疑地有好幾萬人，在沒有預先得到通知的情況下被捕，並且不經審判被送到北部和遠東的罪犯營中去。成千的人被處決，他們的遭遇甚至連他們的朋友也不通知。斯大林死後，蘇聯開始重新審查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攻擊斯大林時報告說，過去兩年裡已有7679人被‘恢復名譽’。他們中間大多數都已死去。最驚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號稱爲‘勝利者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4名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98人，即佔全部委員的70.9%，多數在1937--1938年期間被逮捕和槍斃。反蘇報紙找到了容易的結論，它硬說社會主義的本性就是‘集權和殘暴的。凡是瞭解近年來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和他們對他們自稱的‘自由’的熱愛的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看法。赫魯曉夫和另外一些人幾乎作了同樣簡單化的解釋，即斯大林和‘個人崇拜’應該負責。斯大林自然必須負責，但是宣佈他的錯誤並不就是最後答案。因爲斯大林是通過組織途徑辦事的，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全體會議支持了從1937年2月開始的行動。牽涉到的有一整個掌權的機構。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說，斯大林在所有這些行動中，‘認爲爲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爲了保衛革命果實，必須這樣做。我想，蘇聯在回顧和總結這些案件和歷史的時候，總有一天對所發生的事情作出評價的。”
大清洗的數字：
1919年至1935年，蘇共中央先後選出了31名政治委員，他們中有29人死於政治鬥爭。
1922年蘇共十一大是列寧最後一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 ，共選出26名政治委員，其中有17人在肅反中被處決和流放。
蘇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逮捕和處決，這些代表中80%是十月革命前或國內戰爭時期入黨的老黨員，60%是工人黨員。
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有87人即三分之二被逮捕和處決。
對軍隊的清洗，據統計：5個元帥中3人被處死：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和葉戈羅夫。5個一級集團軍司令員中3人被處死，12個二級集團軍司令員全部被處死，67個軍長中60人被處死，199個師長中136人被處死，397個旅長中有221人被處死。456個上校中401個被處死。16個一級和二級集團政治委員全部被處死，15個二級軍政治委員全部被處死，28個軍政委中25個被處死，97個師政治委員中79個被處死，36名旅政委中35人被處死。總計8萬名當中的3.5萬名軍官被處死。
從1922至1928年，蘇聯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11271名各類犯罪分子。
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20201人。
1937年的數字是353074人。
1938年的數字是328618人。
1939年下降到4201人。
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蘇聯上層清洗部分名單（不完全準確）：
葉若夫：政治局委員、監察委副主席、中央工業部長、運輸部人民委員、共產國際執委、內務部人民委員，組織實施了被稱爲“葉若夫恐怖”的大清洗，使內務部除四個局外，其它所有局的局長、副局長，內務部3000多人槍殺。他於1938年被捕，後來也被槍殺。
基洛夫：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黨的負責人。1934年12月1日，在斯大林親自佈置下，在斯莫爾尼宮開會時被內務部安排的人槍殺。
鮑利索夫：基洛夫的助手，內務部特別警衛，因瞭解基洛夫被殺真相，被秘密槍殺。
謝爾蓋?卡夫塔拉澤：格魯吉亞蘇維埃主席，因反對斯大林被叛死刑。罪名是謀殺斯大林。後未殺。
拉柯夫斯基：烏克蘭蘇維埃主席，被殺。
斯米爾諾夫：紅軍傑出將領、西伯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郵電局人民委員，內務部強迫他的妻子污告他反對斯大林，死刑。
謝爾蓋?姆拉奇柯夫斯基：蘇聯早期革命家，領導過烏拉爾工人起義，雖在法庭上向斯大林不斷求饒，也被判死刑。
賴因霍爾該：蘇聯棉紡總局局長，內務總安排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假證人，在法庭污衊李可夫、布哈林、託姆斯基（自殺）、斯米爾諾夫、瓦加尼揚，同案犯一起被判死刑。
司爾佐夫：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因反對斯大林被殺。
卡林：紅軍偵察局副局長，同妻子一道槍殺。
皮克爾：16軍政治處主任、季諾維也夫秘書處主任、被殺。
葉林：高爾基州黨委常委，因知道一些清洗內幕，向黨中央報告，未經審判被槍殺。
費爾托夫：高爾基州師範學院校長，教師索科洛夫、孔托爾、涅利多夫，貝霍夫斯基兄弟，兩人都是化學家。因被污陷在五一大遊行時剌殺斯大林，全部死刑。
弗裡茨?達維德、別爾曼?尤塞林：內務總秘密政工局安插在德國共產黨內的代表，被招回國充當污告托洛茨基的“假同案被告”，但卻被判處真死刑。
瓦加尼揚：莫斯科黨委軍事部部長、亞美尼亞黨的領導人、蘇聯黨的主要理論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主編。
加米涅夫：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政治局委員，死刑，上訴期未滿執行。
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真理報》副主編、列寧的戰友，死刑，上訴期未滿執行。
拉柯夫斯基：烏克蘭蘇維埃領導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黨創始人，死刑，上訴期未滿執行。
博古斯拉夫斯基： 沃羅涅什市蘇維埃主席、全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工農紅軍政治部書記、烏克蘭共產黨（布）哈爾科夫市委書記、莫斯科市蘇維埃副主席、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小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死刑，上訴期未滿執行。
布哈林：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主席，著名革命家、理論家，死刑，上訴期未滿執行。
皮達科夫：列寧的親密朋友，烏克蘭蘇維埃第一任主席、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國家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內務部強迫他的妻子污告他反對斯大林，在內務部地下室被槍殺。
奧爾忠尼則：外高加索中央委員會書記、蘇聯重工業部部長，斯大林的好友和同鄉，爲皮達科夫說情激怒斯大林，被謀殺（？一說自殺）。
雅戈達：內務人民委員、國家安全委員會總政委（相當於元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製造了大量冤案，後來也被清潔，槍殺。
拉狄克：《消息報》主編、政治局對外政策高級顧問，因在法庭上服從內務部的安排，污陷大批革命家，判十年徒刑，他是“大清洗”中唯一一個笑着走出法庭的人。
索科里尼科夫：駐英國大使、外交部副人民委員，中央委員。
穆拉托夫：托洛茨基的朋友，紅軍名將。死刑。
波格列賓斯基：高爾基市內務分局局長，自殺。
科澤利斯基：烏克蘭內務分局秘密政工處處長，自殺。
莫爾恰諾夫：阿格拉諾夫、普羅科菲耶夫：內務部領導人，槍殺。
留西科夫：內務部遠東分局局長，清洗前逃往日本。
費爾德賓：外高加索邊防軍司令、內務部經濟局副局長，在被清洗前逃往美國。
格林斯基：內務部法國情報站站長，槍殺。
克里維茨基：內務部荷蘭情報站站長，槍殺。
阿加別科夫：政保總局駐土耳其情報站站長，槍殺。
伊格納季?萊斯：內務部瑞士情報站站長，暗殺。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雅基爾將軍、烏波列維奇將軍、科爾克將軍、普特納將軍、埃德羅將軍、費爾德曼將軍、普里馬科夫將軍：污衊爲德國間諜，未經審判槍殺。
列夫：駐西班牙紅軍坦克旅長、馬德里方面軍司令部顧問，槍殺。
別爾津：駐西班牙政府首席軍事顧問，槍殺。
加馬爾尼克：紅軍政治部主任、副人民委員，叛國罪和間諜槍殺。
阿爾克斯尼斯元帥：空軍司令員，無任何審判槍殺。
勃柳赫爾元帥：遠東軍區司令員，無任何審判槍殺。
葉戈羅夫元帥：被殺。
德賓科：莫斯科軍區司令員，無任何審判槍殺。
別洛夫：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無任何審判槍殺。
卡什林：遠高加索軍區司令員，無任何審判槍殺。
梅民拉烏爾：重工業部人民委員，被殺。
格林柯：財政部人民委員；切爾諾夫：副人民委員；雅科夫列夫：副人民委員，被殺。
魏採爾：貿易總人民委員，槍殺。
哈勃普羅夫：郵電部人民委員，槍殺。
普希莫維奇：國防工業部人民委員，槍殺。
克雷連科：蘇聯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司法部人民委員，槍殺。
羅茲料羅維奇（女）：克雷連科的妻子、黨中央國外局秘書，槍殺。
卡爾馬諾維奇：國營農場部人民委員，槍殺。
布勒諾夫：教育部人民委員，槍殺。
楊松：水運部人民委員，槍殺。
葉奴啓則（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和同鄉）、阿庫諾夫、溫什裡希特：前後三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槍殺。
馬裡雅辛：國家銀行行長，槍殺。
安蒂波夫：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槍殺。
謝列布羅地斯基：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槍殺。
埃利亞瓦：外貿部副人民委員，槍殺。
柯秀夫、盧祖塔克：政治局委員，槍殺。
柳布欽科：烏克蘭政府主席，自殺。
切爾維亞科夫：白俄羅斯蘇維埃主席，自殺。
穆迪瓦尼：格魯吉亞蘇維埃主席，斯大林兒時的朋友，槍殺。
李可夫：政治局委員、蘇聯人民會議副主席，主席，槍殺。
克列斯廷斯基：黨中央書記、財政局人民委員、駐德大使、外交總副人民委員，槍殺。
柯拉夫斯基：曾任烏克蘭蘇維埃領導人，槍殺。
普列特尼奧夫：醫學教授；列文：克里姆林宮醫院高級顧問、著名心臟病醫生；卡扎科夫：莫斯科著名醫學家，被污陷故意錯誤地給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治病，槍殺。
奧弗申科：著名功臣、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最先衝入冬宮的衛隊長的原型、司法部人民委員，槍殺。
保克爾：克里姆林宮衛隊長，被雅戈達在法庭上污陷爲德國間諜，槍殺。
切爾諾夫：農業人民委員，積極推行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對***負有責任，槍殺。
沙朗戈維奇：白俄羅斯中央書記，用恐怖手段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槍殺。
捷連斯基：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主任：“爲了割破蘇聯人民的喉嚨和腸胃，往糧食裡摻玻璃和沙子”、“故意”造成食品短缺，槍殺。
弗裡諾夫斯基、扎科夫斯基、貝爾曼：三人都是副內務人民委員，槍殺或暗殺。
阿利盧耶娃：斯大林妻子，自殺或槍殺，反正當時只有她和斯大林在屋內，沒人敢去調查。
阿利盧耶夫：斯大林的內弟、紅軍裝甲兵政治部主任，在姐姐死後被暗殺。
索爾茨：最高法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中央臨委領導人，槍殺。
各加盟共和國的清洗，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羣島》一書中有詳細闡述。
亦可參見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見證》，如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誣陷槍斃案件。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嚴厲譴責了這一暴行，隨即平反了一部分冤案。
1987年，戈爾巴喬夫任總書記時，組成迫害事件委員會，對絕大部分案件進行了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