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永嘉之亂就要逝去。（）從近處看，晉廷有四大罪人。分別是晉懷帝、東海王、王衍、劉琨。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晉懷帝不顧國危，連續鼓動苟晞討伐東海王越，又下詔，號令天下討伐東海王，致使東海王氣死，是永嘉之亂首要推手。大晉社稷頃刻崩毀，二十萬民衆塗炭，晉懷帝罪莫大焉。
東海王不善作戰，是明擺着的事。但這不是他失敗的主因，其進無霹靂手段，退無仁義之心，疑者自疑，逼反苟晞，是其大罪。但其罪不高於懷帝。假設懷帝一登基，東海王即死，局勢會更遭。
而王衍作爲大士族的代表，位高權重，國難當頭，以私叛國，率十餘萬禁軍東去，使軍心崩潰，洛陽孤危。十四萬人齊解甲，只源王衍非男兒！王衍是西晉叛國第一人。歷史一再證明，國難當頭，柔弱者亡。
而第四個罪人卻是本書主角——劉琨。幷州都督司馬騰被匈奴劉淵嚇走，晉廷派出手中第一名將督並，就是爲了消滅劉淵。劉琨的使命是消滅劉淵，不只是治理幷州。而劉琨一來，就放棄了司馬騰建立的統一戰線。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婦人之仁，政治短視，三年之間，不能滅胡，辜負朝廷重託。
劉琨立足於自強自立，驅走劉淵的戰略，其心可褒，於現實卻不利。永嘉之亂後，南面失去洛陽的呼應，劉琨即使引拓跋部與戰，前漢也不再怕。
作爲抗擊前漢的第一線統帥，劉琨不得不受其罪。他沒有完成他的使命，本來他很有可能完成。
而從長遠處看，歷史西晉有兩個很悲催的政策，甚至在中國史上獨一無二。
這兩個，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第一個是藩王督軍事，第二個是取消州郡兵。
這二個是獨一無二的。西晉大小軍事‘都督’幾乎全部出自司馬家。雖然中國歷史上，在開國前期往往藩王帶兵，直到明朝還有四王爺朱棣掌管北京。但是，像西晉這樣大小四十個都督都來自司馬家這一“盛景”，是空前絕後的。
而且藩王的僚佐可以自己選，這也是極少見的。比如，在西漢七王之亂中，各國王的‘相’都是皇帝派去的親信，大多不配合鬧事的國王。
那晉武帝這樣做是怎麼想的呢？這裡有一份文獻，是西晉大臣段灼的上表，從中或可窺其一斑。
段灼說，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他是說前朝都是被別人家推翻，今天國家最重要的事，就是廣封同族，信任同族子弟。即使將來某一日，他們有篡位成功者，你晉武帝還是他們的祖宗。即：“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
萬年不改（晉）名！悲催了。在統一中國的王朝當中，西晉就比秦朝多幹了幾年。從公元280年滅吳統一中國，也就維持了三十多年。東晉只是個地方政府，地域沒北朝大，人口數量差得更遠。只是到唐代才被後世的封建王朝尊爲正統。
在歷史上，大多王朝都強調人的作用，認爲用人得當，就一切ok。其實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制度，所以我們今天的社會講“法制”。像沒有嚴格的科舉制，就不會有大量的平民出身的官員。
晉武帝不知道，像漢朝那樣在中國封建史上能維持四百多年已經是最頂呱呱的了。沒有一個封建王朝比漢朝長。
在藩王督軍事這件事上，有人是這樣認爲的。晉朝皇帝取得皇位不正，國統不正，不能昭示後世。連晉朝歷史學家都說晉朝是“道不正，義未盡”。在那個儒教已確立三百年的封建社會裡，自信的晉武帝唯獨在“國統”這一點上不自信。有鑑於前面二個類似的政權（王莽、曹魏），維持時間都不長，所以越疑越怕，最終採取了“拔苗助長”的方法。
西晉第二個獨一無二，就是取消州郡兵。應該說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爲後代王朝譜寫了血的教訓。
王彌、石勒作亂前期，他們既沒有軍事才華，又沒有文人輔佐，但就是滅不了。王彌、石勒只要躲開二支正規軍，就不怕被消滅，殺太守，殺刺史，如入無人之境。
而晉武帝爲什麼要罷州郡兵，段灼給武帝的上表中也提到：就算大晉皇帝代代聖賢，可是諸侯後代卻有可能出現不肖之人。“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數兵本，廣開亂原”。
鋼指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