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莊園經濟成爲最高級的生產力，士族崛起，成爲統治階級。士族作爲創造財富的主體，希望得到更大的權力和經濟自由。由此，以“豁達”、“個體自由”爲理論核心的玄學，成爲意識形態的主體。
但是北方士族統治的社會還沒有進入它的**時期，就因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而夭折。
遊牧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之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西方古羅馬帝國有一些相似，都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大國，莊園經濟。甚至連思想學術上也有一些相同的觀點。
羅馬帝國在3世紀已盛行斯多葛派哲學。斯多葛派哲學認爲，宇宙存在一種支配萬物的普遍法則，即“自然法”。這種普遍法則作爲自然的必然性，滲透和瀰漫於宇宙萬物之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樣要受這種普遍法則的支配。人的美德就是“順應自然”，德行是唯一的美。
這和王肅引道入儒後的儒學思想何其相似，王肅也是放棄天命論，而提“天道”與德。
而中國在西晉滅亡之後，北方進入了戎族執政時期。雖然南北二朝還都是莊園經濟爲主，可是政體有了很大的不同。東晉由於依靠士族部曲完成統一，並在之後依賴士族部曲力量。所以東晉和後面的宋齊樑陳，形成了士族專政的局面。士族一旦獲得專政也不會輕易放手。皇權衰弱。即使是在南朝最強硬的宋武帝劉裕時代，士族仍佔有很高地位。其推行的廢除士族“免役”政策，遭到名士、寒士的巨大牴觸。劉裕死後，三個顧命大臣中兩個名士，一個寒士。可見士族在政權中的地位還是很高。雖然劉宋之後，士族不能再與皇家共天下，但是南方的士族社會已經成熟，無法從根上動搖。
士族和皇家共天下，士族就要擁有荊州和揚州的皇權。在東晉，琅琊王氏、潁川庾氏、焦國桓氏，先後做到了與司馬共天下。皇家想改變這一局面，最終得到的結果，往往是被士族“清君側”。
而在劉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後，爲了防止再次產生與士族門閥共天下的局面，改用親王督荊、揚。這樣，在老皇帝死後，往往又迎來一波西晉“八王之亂”式的動亂。
這一時期，皇家內部因親王督軍事，而矛盾很大。另外皇家和大士族之間的矛盾也很大。皇家一有機會就打擊大士族，而大士族在最終獲得最高軍事權力後，也就不再選擇與皇家共天下，而是自己做皇帝。
皇家親王督軍權，使得皇家在繼位問題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見，生死之戰。幾代下來，就像西晉一樣，皇家人物凋零，最終不得不請士族插手。
造成這一現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從曹魏後，中國進入士族社會。高官士族們首要責任是維護其家族利益。當然這其中不排除有完全忠於皇帝的個例。但總體形勢是，首先維護家族利益。因爲士族個體的崛起，首先有賴於這個家族的支持，即使他有一些才華，也是因爲家族的推薦而獲得成功的。即使不是本家族的推薦，也是與其他家族交叉推薦。士族個體的成功，首先並不全是來自於皇家的欣賞，而是家族的扶持。
而在那個一人出問題，誅三族，誅九族的時代，士族個體的成敗，直接關乎整個家族的興衰。所以，他們首先是要對這個家族負責，他們付不起因自己出事而對家族的打擊。王敦清君側，因爲王導的原因，殺死了周?。周?是原南方最大士族，後來王敦看到周?家族因名士被殺而迅速凋零破落，幾度傷心落淚。
這樣，從統一的西晉開始，漢人王朝進入親王督軍，則天下亂；士族崛起，則“共天下”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一點也符合後來西方發展的歷史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