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語一：研究兩晉的原因。
兩晉是我國曆史上罕見的貴族史。並且他還不同於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是一部貴族衰亡史，而兩晉是一部貴族崛起史。兩晉的莊園社會在中國如白駒過隙，此後一千多年的小農意識支配下，人們從沒有讀懂過兩晉文明。
公元3世紀到公元4世紀。東方的西晉和西方的古羅馬幾乎同時進入了貴族主導時期。之一時期是東西方最相似的一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有的一個類西方的時代。
古羅馬帝國前期的思想學說，就是在被貴族發展成“士庶天隔”之後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時期的蘇格拉底講至愛至善；亞里士多德講“物質”。古羅馬哲學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講萬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貴族產生開始消極遁世，講宿命論。公元330年古羅馬左右頒佈一道法令禁止佃農離開祖種的土地，用現代話來說，他把佃農變成了農奴，終生依附在那塊土地上。393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佈基督教爲國教，被神教邊緣化。
筆者翻閱了一下同期的古羅馬帝國史，古羅馬帝國史卻說出客觀的原因：莊園經濟統治，自耕農幾乎絕跡！當然西晉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就因八王之亂而夭折了。
後果更可怕的是：因爲後來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歷史是宗教人士說寫的。對宗教前的哲學思想多有隱含，甚至篡改。以至於後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愛、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無法拾起。只好來東方借‘義’。
之所以寫作兩晉故事，是因爲在此時東西方具有難得的相近之處。我們通過解析我國自己的士族史。管錐西方貴族。
只有做到相互瞭解，纔有融合。融合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發展規律，社會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元3世紀到公元4世紀。東方的西晉和西方的古羅馬幾乎同時進入了貴族主導時期。
當塊鍊鐵普及之後，它在春秋時期推動了以國家爲組織主體的‘井田制’的破產。但是塊鍊鐵很難做出鋒利的農具，尤其是鋒刃的鐮刀，大組織，大調配的組織農業並沒有沒落。個體自耕農因爲沒有鋒刃的農具。甚至很難自給自足，就更談不上給國家的穩定稅收。大莊園制度漸漸成爲最高生產力的代表，不需要國家組織。但是仍然需要有人來組織分配。莊園制逐漸成爲國家土地制度的主體。那時的農業就好比今天蓋高樓大廈，看着是上千農民工在忙碌，其實沒有那麼幾個，看似很閒的技術員在一旁站着。這個樓就永遠蓋不起來。那時候的貴族就相當於技術員加組織人才。士族也以學習農書爲己任。
因爲士族莊園主可以生產超過本身所需的糧食、蠶繭、美酒。這些東西如果不及時賣出去換成錢。將會壞掉。《四民月令》先教授財物的儲存方法，再教授什麼時機下賣出剩餘財物才能獲得最大收益。（總不能在麥熟季節賣麥子吧）
所以在士族莊園主主導的社會下，商業必然會發展起來。莊園社會要求社會必須流動起來，莊園主的道德思想中‘利’字更重。這種社會下，傳統的封建的‘禮’不再適應莊園主社會的要求。
自由和宗教觀念開始發展。自由是莊園主經濟發展的首要基礎，宗教的愚民政策比仁義更能約束莊園中的勞苦大衆。
兩晉的莊園社會在中國如白駒過隙，此後一千多年的小農意識支配下，人們從沒有讀懂過兩晉文明。
試想僅僅是在20年前。我們還搞不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缺，如何看的懂那個更重商業和自由放達的時代。
晉史泰斗田餘慶先生說：“雖然史料很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總是處於被忽視，受冷落的地位，古代學者不具備理解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眼光……只有出現一些學者，他既有微觀功力，又有宏觀眼光；既熟悉中國傳統史學，又有精深的理論修養，還能把全世界的相關研究成果盡收眼底。這樣，魏晉南北朝史就會成爲高水平的學科。”
筆者語二：研究兩晉的意義。
由於西方在大革命之前始終未能走出貴族社會，而我國自宋代之後便進入小農社會。致使我們和西方在思想上，社會觀和人性論上有很大區別。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很難相互理解。
研究自己，觀察別人。聽起來很可笑。拔掉自己的一顆牙，讓我們研究一下西方人的牙根兒。
解惑一：性善與性惡
在貴族社會中，雖然社會產生的總財富並不高，但是更多的集中在貴族手中。如何把這些剩餘的美酒、糧食轉換成財富，是莊園社會的一個重要工作。這樣貴族社會流動性更大，而商業的利更大，社會更多的表現出一種利己行爲。無形中，人性中惡的一面展現的更多一點。
西方的原罪思想，說人人都有罪，而當我們進入商業社會之後，才能理解這句話。朋友，你在飯店請過客嗎？你是否索要過發票？商業社會中人的污點顯得更大一點。
而我國上千年的小農社會，男耕女織，自給（ji）自足，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較小，而善的一面顯得更多一點。事實也是如此，《孟子》和性善論也是直到宋朝才被完全承認。前面說過，從唐中期的韓愈開始，發起了開除荀子，推高孟子的運動。
解惑二：西方人爲什麼更喜歡小政府？
自文藝復興以後。西方宗教衰落，各國國王的權力增大。由於西歐巴掌大的地方卻有大小國家幾百個，在失去一定的宗教制約以後。如同進入我國的戰國時期。
這時的西歐強國，沒有軍備就沒有明天。專制橫行，連年戰亂，幾乎每隔三四十年會有一場大戰出現，什麼八十年戰爭、英荷戰爭、英國和西班牙海上爭霸、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七年戰爭，一口氣打到二戰。
尤其是哪個老國王死後，圍繞着新國王的確立。大小列強紛紛前來干涉，更是打得不可開交，如西班牙王位爭奪戰、奧地利王位爭奪戰。
這樣。西方由於沒能完成“大一統”，而各個國家都表現了極端專制與軍事化，使人們厭惡。
其實這也很正常，就如同東晉時的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這一段的政府顯得極端獨裁與強權。像大家都知道。蘭陵王打了勝仗，皇帝堂哥要封賞他，蘭陵王只說了句：“（爲國效力）這是家事。”就因這一句話，立了大功的蘭陵王就悲催的被砍了頭。因爲皇帝認爲這不是蘭陵王的家事。雖然他是弟弟，但還是臣子。這一時期的各個國家表現出極端的強權，令人壓抑。所以，還真是沒有‘大一統’就沒有大政府。
有些不懂西歐歷史的人會迷惑，既然戰爭如此頻繁。西歐怎能超越東方？
這還真是個奇妙的問題，有時候戰爭反倒推快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比如。中國兩個思想和科技突飛猛進時期，都是在大動亂時期。
第一個是戰國時期，不僅發展了農業技術，造鐵業，而且還在思想上形成了百家共鳴。你這個國家封鎖我的學說，我去那個國家傳播。
第二個科技和思想大發展時期，就是動亂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在西漢時，塊鍊鐵的水平纔剛剛追平西歐。在這一時期，經過三百年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國的鍊鋼術超越了西方一千年整。軍事科技又轉換爲農業科技，爲走出士族社會打下了重要基礎。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有好幾個坦克模本。一次大戰之後，英國把最小的一個坦克模本改爲民用，製造出拖拉機，偉大的農業現代化就這樣悲催的開始了。
有位大學者認爲，五胡亂華是可有可無的，此話就大錯特錯了。在這個動盪的時期下，軍用、民用技術快速發展，有了質的昇華。中國社會也產生了質的變化。
解惑三：日本的例外。
這裡有一個看似意外的例子，那就是日本，清朝不能轉型，而日本爲什麼能輕鬆轉型？這裡人們不知道，由於中國從宋朝起進入小農社會，民間社會的變化極小，所以中國人養成了不研究社會的習慣，而只研究人，通過事例研究人，真是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
日本從來沒有走入小農社會，日本在唐朝中後期進入類似中國的南北朝的貴族時期，從那以後，他就像西方一樣，沒有走出這一時期，到處是貴族勢力，一個小城就有一個所謂的城主。他們是一個類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前的社會，他們還保留着大組織、大集團的運作模式。他們和我們的社會不同，日本在唐朝時引進科舉制，但是實行了不到一百年就名存實亡了。科舉制必須在一個極端公平的環境中才能實現，貴族執政爲了保護貴族特權，是不允許科舉制發展的。
即使是戰國之後，日本的統一，也更像東晉。城主擁有自治，沒有出離貴族社會。
所以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現象，儒學在朝鮮半島和越南都能順利普及，那裡到處是文廟。到現在他們大事小情還往文廟跑，日本人不去文廟，只去‘神社’。雖然日本也一直有儒學，但總不是主流。日本的主流是神道教，神神又叨叨。
解惑四：清朝爲何不能轉型爲商業社會。
首先說清朝肯定不能，英國自七年戰爭之後，比較穩定的統治了印度次大陸150年，他也希望他的統治區繁榮，做出很多改革，據說其修建的水渠超過五萬公里（他自己的說法，可能包括農村裡半米寬的小水渠），即便是這樣，不管是印度還是巴基斯坦還是孟加拉國，都沒有轉變成商業型社會。在最先進的大英帝國官吏的督導下，傳統農業社會都玩不成向商業社會的轉變，清朝就更別提啦。
西方的大革命是將人口最多的農奴轉變成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農奴’轉變成無產階級，是社會的進步，可以說是農奴的大解放。當農奴聽到‘不自由，寧勿死’的口號時，一定熱血沸騰。這個過程雖然激烈殘忍，但是有其不可逆性和歷史必然性。
但是，成熟的小農社會卻不可能迎來這樣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即使是最底層的‘佃戶’除了交租這一項外，他也基本是自由的。自生自滅是自由還是不自由？
把小農轉變成無產者，不管是哪個再強大的小農社會，他也做不到。清末農民轉變成無產階級，農民的利益會受到損失，農民也不會有這樣的需求。大多數農民只有一點點貧瘠的土地，養活了他全家人，是全家人的生計所在。只有一種情況下才可以使他們離開這貧瘠的土地，這就是即使沒有土地也讓他們不愁吃喝。因爲在農業地的工作太苦、太累，甚至極大地影響了人的壽命。
農業作爲社會第一產業，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社會的組成狀態。只有農業現代化之後，農業可以流出大量人口，而且必須流出絕大部分人口之後，小農社會纔出現了轉變爲商業社會的時機。
農業現代化解除了農民勞作壓力後，還有宗族壓力，更有有家庭壓力。由於小農社會穩定性高致使生育率高，因此家庭壓力遠遠高於商業社會的家庭，後顧之憂重。所以誰能給家庭減壓，誰能先破除農村宗族勢力，誰會轉變的更快。這是中國和印度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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