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經趙王、齊王之亂，諸王密探朝廷虛實，看清朝廷外強中乾。河間王、成都王已不把朝廷放在眼裡，一有不滿，只想用“示威”一策。
幾日之後，河間王再次召見李含，問西蜀動亂之事，李含知道，推薦其爲河南尹的奏章已經送走，此事十有**板上釘釘。怕河間王令他帶兵去西蜀，就對河間王說：“帝失其鹿，政權在諸王中轉，我們應把主要力量放在潼關，以防天下有變。再說朝廷支不動我們，還會支他王，我們不用管西蜀。”河間王同意。
一己之私，西川不爲國家所有了。西川的事，非常複雜，即涉及到遊牧與農耕的矛盾，又涉及到朝廷派別鬥爭，而且這種勢力起起伏伏，講少了說不清，講多了又影響本文的緊湊性。
其主因還是遊牧生產方式，不能養活太多的人口。而當時農耕社會底下的生產力也只能自足，很難給予遊牧太多的支持。遊牧民族拜服入魏晉，遷入關中數十年，幾十年間沒有戰亂，人口繁盛，遊牧民族的人口達到頂峰，牧羊、已無法支持其人口。
當時農耕生產不足，也支持不了多少糧食，社會開始動盪。
不能簡單的說“漢民”在糧食買賣中欺詐胡人，因爲漢人餘糧也不多，肯定越賣越貴；也不能簡單的認爲就是胡人搶糧。
就像在宋朝之前，人口一到五千萬上下，朝廷就開始走下坡路，兩漢、隋、唐均是。
1944年底，黃炎培問朝廷興敗的週期規律是什麼？筆者認爲就是農耕社會的人口問題。
人們一直在嘲笑嘉慶、道光敗光了康乾盛世的老底，豈不知嘉慶、道光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極端勤奮的皇帝（只能和其他皇帝比）。但是他們卻面臨着農耕社會模式下的終極問題，一旦出現連年的天災，社會將沸騰。
據估計，順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過一億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年，卻增至三億。同一時期，耕地雖有擴大，但遠遠低於人口的增長，平均每人佔地從原來的五畝多，下降爲兩畝。
穩定而不流動的農耕社會，可以開墾更多土地，隨着糧食的豐盈，人口也像藤一樣繞着它劇增。當天災降臨時，糧食短期內急劇減少，人口必須隨之快速劇減，這樣最見效的辦法是“殺人”，打內戰。這個結論很冷，一時令我毛骨悚然，但願他是錯的。
帝國初期，並不是沒有天災，而是人少地多，抗天災能力強。
這個週期律只適用農耕社會，不適用商業社會。因爲商業社會的“流動性”和“競爭”使人民生育**減小，當然還有更復雜的原因。
但是晉朝的動亂並不是農耕人口見頂，當時全國最多也就二千五百萬人口（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史》）。兩漢隋唐人口都達到五千萬以上，纔出現人口問題。
可是遊牧人口見頂了，有五百多萬人。要知道二十一世紀“外蒙古”人口才六百多萬，口糧早就成問題了。
我說這麼多，就是說明晉朝的五胡之亂，並非只怨朝廷壓迫胡人，也不是胡人天生兇殘。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這在古代是一個病句。在古代農耕和遊牧無法在同一地共生。
直到公元291年，才平定齊萬年“胡亂”，但關中破亂，胡人遷入西川就食，朝廷在無奈之下同意了。但西川也沒那麼多餘糧，引起戰亂，最終氐人李雄在304年建國西蜀。雖然李雄所建之“成漢”最早，但並不是影響最大的。動搖了大晉國本的是後來的劉淵，所以西蜀的形勢發展，我就不說了。
就像李含所料，長沙王支不動河間王，就派新野王歆率兵三萬支援西蜀。但新野王治下荊州賦稅太重，本就民怨極大，軍隊主力一出荊州，就有人帶頭起義，殺死新野王。幸好崛起兩位老英雄，才平定了荊州。
一位是五十四歲的劉喬，一位是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當年陶侃四十四歲，後來成爲東晉名將。
劉喬參加過公元280年的滅吳戰爭，當年劉喬已是名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