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亂使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長期的農民起義，無法撲滅，寒門站到了起義一邊，他們也希望打破舊體制，建立新體制。
而京師被毀，帝王被擒，卻使名門士族驚醒，從此他們中的一些人也爆發出一定的能量。
這個情況在中國兩千年封建史上非常少有，一般農民起義長期化後，地主階級被迫站到農民一邊，舊帝國就完蛋了。可是，只有兩晉南北朝不同，因爲他還有一個士族階級。雙晉南北朝的大地主階級中的“大地主”概念，不同於我們所知的明清大地主。
不要說名士一族，就是所謂的寒士都不是明清大地主能比的。有興趣瞭解社會史的人，可以去看《南北朝經濟試探》。
簡單的說，隨着社會科技發展，農業生產不再需要組織、調配，自耕農成爲國家賦稅的主力，社會也就沒有兩晉大地主生存的土壤。
比如在明清，一個地主要管幾千到上萬人，是不行的。管得鬆了，大鍋飯會“翹工”，管得嚴酷了，地主違法了。你打傷一個就被縣官扔進大牢了。將他們全部變成佃戶。土地對這些人沒有‘行爲’上的管理權。
兩晉南北朝地主，對成百上千，甚至過萬的“部曲”有一定的管理權。他們在那個時代還有很大的能量。北魏初期，北魏將他們等同於奴隸制下的部落酋長，其實就是在法律上更進一步承認了他們對“部曲”的管理權，部曲成爲農奴。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兩晉“部曲”不是類似西方的農奴。很多人不假思索的就把“部曲”當成農奴。像縣官管理一縣農民，但農民不是縣官的農奴吧？而士族管理自部“部曲”，部曲也不是他的農奴。
雖然很多士族成員選擇了“桃源”式的躲避，但是一定數量的大士族在國破家亡下的頓悟，使殘晉在北方又屹立多年，還建立了東晉。不看清這一點。後面很難理解。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二千年農耕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社會模式。要說像，他更像二十一世紀的大資本家執政的西方社會。
中國的二十四史來自從漢到清的封建社會（《史記》也是漢朝寫的），由於農耕型的社會模式幾乎一成不變，使中國二十四史成爲研究“人與人”關係的專著。它不研究社會。
中國最缺乏的是社會學“專著”，在農耕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的社會鉅變中，人們對這個社會越來越陌生。今天人們奮鬥的主戰場已經不是家裡的一畝三分地，而是在社會之中，商場、股市、房產、資源成爲主戰場。
在莊園生產代表最高的生產力的時候，士族就是莊園生產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師、組織人才。朝廷將荒蕪的農田白送他們。甚至有些農民帶着土地依附他們。
可以維持朝廷較高的賦稅，朝廷喜歡他們，農民依賴他們。他們是社會的頂樑柱。
當生鐵鐮刀不及和新的農藝出現，農民可以以家庭爲單位完成生產。士族只用坐在家裡喝茶，派人收租即行。這時候在朝廷眼裡士族截留了稅賦。在農民眼裡士族多剝削了一份財富。這時候士族成爲真正的寄生蟲，朝廷不待見他們。農民厭惡他們。他們怎麼立足。社會不再需要他們。一個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會不再需要他們。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但是，兩晉南北朝的貴族統治史在世界歷史上卻是個普通“現象”。歐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個“類”兩晉南北朝的社會模式。莊園式經濟、貴族執政，到歐洲革命，歐洲大陸才走出這一段歷史。日本也長期處於貴族社會之中，所以‘科舉’在日本之實行了一百年，就名存實亡了。科舉只有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才能存活。
由漁民發展起來的沿海國家，由於海運和貿易需要‘高科技’人才，使貴族貴族保持了生命力。沒有脫變成寄生蟲。
那麼，爲什麼中國可以快速走出這一社會模式？正是因爲五胡亂華成爲中國社會發展的催化劑。
北朝的少數民族執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數民族“自體”武裝。士族階級重要，但並不執政。當生鐵鐮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現之後，小地主、自耕農成爲國家賦稅主力。北朝以強力的手段拆散了士族階級，生產力和人口數量大幅提升。從此之後，和西方歷史徹底分道揚鑣。
南朝雖也多次分田，甚至重用寒門，但是寒門也是士族階級。在執政主體不改革的情況之下，社會模式不可能徹底改變。
人們不要認爲南朝比北朝更先進。士族執政宣揚“無爲”，希望朝廷無爲之治。而朝廷的無爲，其實質是把權力下放給莊園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稅就行了。社會生產和民衆由莊園主們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請把放達（自由）留給人間。南朝士族力量強，在一定範圍內制約了皇帝的* ，這只是士族分享了皇權*。士族的*更殘忍 ，更不法制。石崇一場酒宴殺害三個‘陪酒女’就是證明。國家政府越弱，貴族越自由。歐洲進入貴族統治以後再沒有統一過。中國也是在走出士族統治之後才從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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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政府的無爲是動搖法制的根本，莊園主們的管理更加不法制。看似更放達（自由）的體制，使人民受到的壓迫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貴族執政社會看似‘自由’一些。卻嚴重打擊社會公正。貴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勞動力。貴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勞動力。他們把人看成‘勞動工具’。他們不關心莊園內人口培育，因爲這樣‘造’出來的工具成本太高！購買或者直接‘搶’最划算！士族社會買人、搶人，比養人划算，是士族社會模式下人口增長緩慢的一個原因。
東晉南朝二百七十年的士族統治中，人民起義無論在規模和次數上，都遠遠高於北朝。貴族統治最終還將出現一個可怕的後果。貴族管理成千上萬的部曲，不可能用儒學，而只能用宗教。所謂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這事被世界史所證明了。
二十一世紀的東西方和中國的南北朝何其類似，只是莊園主換成了大企業主。在西方還是那一句：政府啊，你只要收稅就行了，社會生產和工人、大資本家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請把自由留給人間。
而在北朝社會，大企業雖還是社會的主體，但不是執政的主體，法制可以更嚴肅的傳達下去。而北方政權在無法排除對士族經濟依賴的情況下，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對待士族的方法。
我管這種政策叫“內鬆外嚴”。爲了滿足生產，北朝首先承認士族的莊園內部特權，以支持生產。士族莊園裡管理的農民成千上萬，如果士族在莊園內部沒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將無法調度、組織生產。
北朝對大士族階層首先是“內鬆”，鬆到什麼程度？甚至比南朝還鬆！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認了大士族階層在莊園內部的宗主身份，權力極高。這一點比南朝對士族階層還要好。
但是，北朝對士族階層在其莊園外則管理甚嚴，不允許他們將莊園內的特權帶入社會。打擊鄉間惡霸，尤其是對傷人、傷身案件嚴厲打擊。
所以，北朝對士族階層的“內鬆外嚴”，不僅確保了生產、賦稅，安定了社會。還產生一個極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莊園沒有莊園外部特權，逼迫他們比較重視莊園內部的人口問題，重視人口增長。這樣，北朝即使在莊園經濟爲主時，人口也比南朝多。後來，北朝破除了莊園“統治”的經濟模式後，人口就更多，數倍於南朝。使北朝可以輕鬆統一南朝。
當然我們只能從歷史中找到“靈感”，而不能尋找“答案”。
人類歷史進入文明史時，從來不是隻走一條路，東西方不用互相挖苦，讓我們拭目以待。
情之所至，言無不盡。嘆一聲，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遠無幸耳。
鋼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