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接着說：“儒學成功與否，不在乎他的世界觀，而全在乎他的社會觀是否可行。”
如佳繼續說着自己的想法：
第一儒學使朝廷受益。
獨尊儒術，是因爲儒學道德使多數人受益，使整個社會受益。
當然能不能安天下，成爲現實生活中道德理論的核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就是：人民大衆在這種道德理論（或者意識形態）的指導下，於現實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個人利益。
道德理論普及的基礎是由普遍的個人利益所決定的。這一觀點由如佳個人提出。
就像現代人們大多“溫文爾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員也罷，他們大多是溫文爾雅的，沒見過幾個人是見人就吹鬍子瞪眼的。所以“溫文爾雅”被認可，是因爲這樣做使自己受到益處。
以這樣的觀點我們再回頭看儒學是怎樣擺脫法家的糾結，一舉成爲社會的主導“道德理論”。
儒學的第一個發展時期－－－春期戰國，儒家提出仁、義、禮。這個義一開始就不被統治階級所接收。
看到這個“禮”，更是讓統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於反侵略。統治階級自己的自律暫時屬於次要矛盾，你讓國王貴族們去守禮，他們就會把你轟出來。宋襄公持‘仁義’，被天下笑。
而到了漢朝，國家形成了大統一，出現了七王之亂，從漢武帝的爺爺到他爸爸，一直到漢武帝初期，王國受到最大的威脅一直來自於統治階級內部，統治階級內部的自律，成爲國家和社會的最主要矛盾。統治者爲了保護自己的性命和富貴，也必須接受這個他們最痛恨的“禮”字。在漢武帝之前，已經有了很多重要人物支持儒學。
第二，仁愛、正義的思想也使大地主階層成功轉型。
西漢是士族階級產生的年代，戰國土地可以私人耕種，使大地主階級開始萌芽。到西漢鼎盛時，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發展，大地主階級開始產生。沒有文化，又突然變富，他們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不管是司馬遷《遊俠列傳》中的西漢部分大俠，還是《漢書遊俠列傳》中的大俠，他們記錄的全是新興大地主。西漢所謂的俠已經不是春秋戰國中的刺客，而是爲禍鄉里的惡棍。從漢武帝“徙雲陵”開始，他們成爲政府的壓制方向。
在“舉孝廉”、“選秀才”中他們也被刻意壓制，當然任何政策都不是一刀切的，這其中也出現和政府配合，像黃霸的“豪傑役使”。壓制大地主的政策一直延續到王莽時期。（這段歷史我在《士族的產生和發展及影響》中有細緻論說）
而東漢不再壓制大地主，改爲教化。（隨之大地主的壯大，也壓制不下去了）大地主在接受教化之後，馬上產生巨大的能量，利益立顯。大地主子弟有錢，可以裝作“好善樂施”，這在“舉孝廉”中佔據巨大優勢。窮人，你說你好，你接濟窮人了嗎？
而在“選秀才”中更是異軍突起。那時的書籍還叫“冊”，是竹作書，刀刻字，是非常貴的，近乎稀有。大地主子弟纔讀的更多的書。三國中把冀州讓給袁紹的韓馥，就是拿刻字‘刀’自殺的。東漢“選秀才”幾乎被大地主子弟壟斷，大地主就那麼些人，這時纔會出現世代爲官，四世三公現象。大地主羣依靠儒學教化，一舉改變自己的形象，成爲新興的‘士族’。《後漢書》起，再沒《遊俠列傳》，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起士族幾乎壟斷文化。
第三，就是與儒家一直競爭的法家，爲了自己“得利”也不得不接受儒學。法家以“因人之情”（順應形勢）爲基礎，讀一二本法律條文，就去當官。
而法律是因“禮”而定，比如殺人，有人要被夷三族，有人要殺，有人要被判遠徙，而有人就被判坐幾年牢，再有人甚至不被判刑（如桓溫殺仇人全家，仇人也是官員）。
這種情況使只讀“律法條文”的法家（吏）無所適從，只有回頭再從新學習。
這裡最典型的是西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他小的時候研讀了一本“吏”書，就去當“獄吏”了，常發生錯判，被“犯罪免職”，一氣之下回家專研《公羊春秋》二十年。
《論語》好比儒學的論點，《春秋》是論據，論證的事實資料。公孫弘學了這麼多例子，當然受益匪淺，成爲丞相。
夏侯勝擅長講《尚書》及《洪範五行傳》，不滿小皇帝的荒嬉，勸其注意臣下有謀亂之心。霍光等人正欲廢黜小皇帝，當時嚇了一跳，這麼機密的事情，怎麼走漏了風聲？連忙召夏侯勝來問話，
夏侯勝答曰：“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
聽了他的解釋後，霍光“以此益重經術士”。漢朝皇帝都非常重視經術，重用經術之士。因爲他們是專業人士。
從儒學道德各層次所接收的故事中，我們發現，道德倫理的建立，要使大衆明顯獲得利益。
筆者語：而西方貴族社會穩定下來，是接受了神教道德的寬容、懺悔之後的事了。（神教支持士族的天命論、人分等級等）
兩晉士族沒等到這一天。因爲神教和政府都需要賦稅養活，必須分個高下。我們這裡是政府贏了。北朝政府太強大，如果是南朝贏了，我們也可能進入漫長黑暗的貴族社會。
因爲不管是以人爲本，還是國家任務爲“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其實旨就是保障人的正當權益。
所以我的觀點是：現在的儒學應以社會責任心爲根，以仁愛、正義爲幹，以人的權益爲輪廓。結出碩大燦爛的果實（修身、齊家、立業－－－一句話實現‘個體價值’）。
我說儒學首先要做的不是宣揚，而是批判和發展。
首先，儒學要有危機感，其枝葉（三綱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於農耕社會。在農耕社會即將完成其歷史生命的時刻，儒學遇到其從未有過的生存危機，再不發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當代，不貼切時代，自身沒有發展。
今天，當人們感嘆世間風氣不好時，並非人心不古，道德不再。而是社會安定，繁榮，其他更嚴重的社會矛盾遠離我們而去，如飢餓，戰爭等等。道德問題被突出出來。
我們也不必對當代社會悲觀。反倒應樂觀，道德的建立往往在社會的‘鼎盛期’。漢朝鼎盛‘尊儒’。朱熹，明王陽明。
我再說一遍，儒學應以社會責任爲根本，以正義、仁愛爲主幹，以人的權益爲輪廓。結出碩大燦爛的果實（修身、齊家、立業－－－一句話實現‘個體價值’）。
就是，仁愛、正義、人的權益－－－－－在社會中實現個體價值（修身、齊家、立業）。
情之所至，言無不盡。
嘆一聲，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運無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