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日本東京。我的父親母親帶我到姑姑家去。這天下午有個送別的酒會，是姑父請他相熟的幾個美國朋友並給我們餞行的，因爲我們不久就要到美國去。
姑父是個新聞記者。父親自從失業以後，爲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箇中國報社裡，掛了一個記者的名義。我們平常來往的，居多是各國的新聞記者。
我們走到姑姑家裡，客人們還沒有來，姑父和平常一樣，笑容滿面地在忙着調雞尾酒，兩個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飯桌上擺着點心。
姑姑帶着母親和我，走進書房——這書房和客廳是隔着一層厚厚的簾幕——我看見祥哥坐在留聲機旁邊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頭上纏着紗布，眼邊也青腫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並不喜歡他。我聽見姑姑同母親說過，因爲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從外面接回一個孩子來，姑姑不肯，說：“我不要外面的野雜種，不如到老家把你那個沒爹沒孃的侄子接了來，倒是自己的親骨肉。”姑父拗姑姑不過，只得把祥哥從國內鄉下接來了。他只比我大幾天，卻長得又高又大，兩隻眼睛骨碌碌地，彷彿總帶着一種怒氣。姑父一看見他就討厭，說他又野又笨。可是姑父越討厭他，姑姑就越照護他。因此祥哥對姑姑還親熱一點。
我們到日本的時候，祥哥也不過剛到幾個月。正是他一切不慣、舉目無親的時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後來他上了美國學校，我上了國際學校，比較疏遠了一些，可是他還是常到我們家裡來看中國小說和香港寄來的書報，跟我們談關於祖國的事情。他常常氣憤地說：“在我們家裡，一箇中國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簡直是個假洋人，是個洋奴！總有一天我要逃出這個洋圈子！”
當然，拿祥哥來和我現在的同學們比，他的覺悟水平還是很低的，不過在我當時許多的竭力追求美國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羣裡的駱駝，雞羣中的仙鶴。只有他常常能給我一種刺激，提醒我祖國是可愛的。
自從祖國的志願軍來到朝鮮，幫朝鮮人民軍作戰以後，祥哥和我們都興奮得了不得。每天從美國百般掩飾的軍報裡，研究美隊節節敗退的路程。我們兩人還在屋頂的小房間裡，收聽祖國的廣播，在收音機旁邊手舞足蹈。但是自從我們一家要到美國去的消息說出去以後，祥哥對我們的態度，簡直是壞透了。
我們走進書房的時候，祥哥連頭也不擡。姑姑嘆一口氣，對母親說：“阿祥又闖禍了，昨天在學校裡打了一個美國孩子……”祥哥這時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憤憤地說：“誰叫他一直在我面前罵中國人？誰叫他罵‘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國人頭上動土’？我早就警告過他了，我說：‘你小心！你再敢罵一句，我就打你！’這膽小鬼，躲到一羣人的背後，尖聲地叫‘支那……’還沒等他說完，我分開人羣，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幾個美國孩子，還圍上來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發腫的嘴脣笑了一笑，“別看他們把我打得臉腫鼻青，他們一個個也都掛了彩。後來居然也有幾個中國孩子來幫我打起他們來了，這我倒想不到……”
這時院子裡的石子地上，傳來沙沙的汽車開進的聲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們，客人來了，你們都躲到哪裡去了？”姑姑和母親連忙走了出去。
祥哥沒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盤上開起來，自己靠着牆兩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聽，又像是在想，一動也不動。
我在一旁激動地站着——時間過得慢極了！
客廳裡忽然傳來一個拳頭打在紙本上的聲音，一個重濁的啞聲喊：“拿原子彈炸死他們！這些的鬼孩子們！”
祥哥霍地站了起來，臉色鐵青。我趕緊走到簾縫裡往外看，那個要拿原子彈炸死我們的，是八十五軍醫院的院長牛金上校。他滿臉通紅，手裡舉着一本雜誌，封面上是一個巨人的頭像，頭像後面跟着密密層層的波浪式的人流。一個短鬍子的記者，端着酒杯，嚼着滿嘴的東西，走過來微笑地說：“的鬼孩子們，可不怕原子彈呵！我親眼看見過他們那拼命勁兒！”另一個穿着敞領襯衫黃短褲的記者，也走過來說：“院長先生，你研究過他們身上帶的那白粉沒有？據說是藥，吃了就會不顧死活地往前衝，比我們孩子們用的海洛因強多了！”牛金瞪着通紅的眼睛，說：“什麼藥？他們是沒有感覺的野蠻人！”這時我身後砰的一聲，祥哥把留聲機的蓋子關上了，他對回過頭去的我，用發抖的幾乎是低吼的聲音說：“你聽見沒有？這時候還有人跑到美國去，就是最……最沒出息的！”他說着一下子就竄出門外去了。
我氣得愣在那裡，我不氣祥哥，我氣我那沒有出息的爸爸和媽媽！
站了一會兒，我茫然地走出去。母親正和威廉斯太太坐在小桌旁邊。這個每個酒會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國女人，這時已經喝得半醉了。麻黃色的亂髮垂在塗着厚粉的額前，口紅已經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夾着半截紙菸，對母親比劃着說：“告訴你，在美國會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萬富翁。在東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聽話，什麼都替你做。我都發愁明年我們回國去怎麼過日子。要能把這些下女們像行李一樣捆起帶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勢，一杯酒全潑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對我遞過空杯子來：“好孩子，給我到你姑父那邊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來回頭要走的時候，她卻把我抓住了，說：“謝謝你——你不是才十三歲嗎？都快有你母親高了。你一到了美國，喝了我們的濃牛奶，你就會長得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時候，你該抹上口紅，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讓她打了一個嘴巴似的，使勁地掙脫了，氣促地說：“我永遠也不會抹上口紅……”我一口氣跑到門外去，後面是梟鳥似的磔磔的笑聲：“中國女孩子臉皮真薄，一說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樣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進展，我在院子裡找到了自己的車子，坐到車子裡去。我腦子裡風車似的在轉：夠了，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紅，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蠻人”，“沒出息”……
客廳裡燈光零亂，聲音嘈雜，侍者同下女們通過院子，在客廳和廚房門口匆匆地進進出出。我聽見他們咕噥着低聲地詛咒：“每次都得躺倒幾個人，都醉死完事！”
最後，天色大黑了，這些醉鬼們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來上了車，一撥一撥地走了。我聽見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親和母親、姑姑都出來了，姑父跟在後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親開了車門探頭進來，看見了我，就回頭對姑姑笑說：“找到了，這孩子這些日子怪得很——你們進去吧，我們走了。”
一路上父親開着車，母親默默地坐在他旁邊，我們誰也沒有開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車子已經停在門前了。我不大喜歡林先生，他是臺灣籍的華僑，我們的下女說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來總帶走我們攢下的幾瓶洋酒、幾罐咖啡或是幾包白糖，來的時候也總是鬼鬼祟祟地同父親在書房裡關着門說話，也許是算黑市賬！
父親和母親都進書房裡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裡，望着隔壁渡邊家紙門後面透出來的燈光，剛要邁步，忽然又縮回來了。自從我們要到美國去的消息說出去了以後，玲子對我也冷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