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一1582)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後世譽爲“宰相之傑” 。
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慶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裡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於《慶雲頌》的華面詞藻，閉着眼睛將朝政託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爲非作歹，貪贓枉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宰相)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張居正也應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後世譽爲“宰相之傑”。 “風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張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號太嶽。嘉靖四年(1525)，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裡，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自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爲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通過鄉試，成爲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後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爲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爲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着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工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爲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爲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爲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慶三十三年，張居正藉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飢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羣，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荐居正爲裕玉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於裕玉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閒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爲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爲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土。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三十年後，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手”了。
“攝夷蠻騷亂，鋤當路芝蘭”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爲個人的升遷而躊躇滿志。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併，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篙倒臺後，徐防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沼，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爲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後發生嫌隙。高措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個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遂聯合馮保，攛掇后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他們爲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託《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爲“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爲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祟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爲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爲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爲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鑑川策俺答之始》)然後，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爲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雙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着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後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爲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以心奉塵剎，不求自身利
作爲—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爲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污，地主兼併，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飢寒交迫，落草爲寇。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並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於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佈的政令“雖萬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爲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鑑》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爲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爲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覈，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曆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還通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株必較，寸步不讓。萬曆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鬆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對於自己的用度，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爲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僱車；父親生日，他吩咐僕人帶着壽禮，騎驢回裡祝壽。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爲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
作爲一名傑出的理財家，張居正深知只顧節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還需要進一步開闢財源，增加收入。
但張居正反對通過“開利源”來理財，因爲在他看來，“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深深懂得安民養民後國富的道理，他指出：“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併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爲此，張居正提出懲辦貪污，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
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以福建爲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爲便”。於是在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爲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頃。隨着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爲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爲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爲重要的是它還爲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當時，不少地區已在試行適應本地區的賦役改革方案，如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的“裡甲銀”，浙江、廣東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還有江南的“十段錦”，以及有些地區的“一條鞭法”等。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傅漢臣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
萬曆五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一條鞭法，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但由於這種做法 觸犯了官紳的利益，他們便製造浮言，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一例攤派；……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便於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棄地產以避之。請敕有司，賦仍三等，差由戶丁，並將白棟紀過劣處。”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於是張居正擬旨答覆：“法貴宜民，何分南北?各撫按悉心計議，因地所宜，聽從民便，不許一例強行。白棟照舊策勵供職。”又致書支持白棟的左都御史李世達：“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張居正認爲一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國普遍推廣。萬曆九年，他終於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並不限於一味地爲朝廷公室謀利，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萬曆十年，隨着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年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至萬曆七年(1579)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爲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面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
張居正於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連十九年末得見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喪守制。萬曆九年(1581)，五十七歲的居正，終於勞累病倒。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捨棄了他十六年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後，神宗爲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他帶着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裡知道，自己一生爲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
張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爲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耿耿於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爲對立面。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這是帝王的邏輯！居正既死，神宗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爲天性的年輕皇帝，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
不久，言宮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爲居正呼冤。
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啓二年(1622)，熹宗爲激勵臣下，纔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
明穆宗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張居正因爲才能出衆，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１５７２年，
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鈞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
明神宗即位後不久，張居正成了首輔。張居正根據穆宗的囑託，真的像老師教學生一
樣，輔導年才十歲的明神宗。他編了一本有圖有文的歷史故事書，叫做《帝鑑圖說》，每天
給神宗講解。神宗看到這本書很高興，興致勃勃地聽張居正講解。有一次，張居正講完漢文
帝在細柳勞軍的故事，就說：“陛下應當注意武備。現在太平日子長了，武備越來越鬆弛，
不能不及時注意啊！”
明神宗連忙點頭稱是。
又有一次，張居正講完宋仁宗不喜歡用珠玉裝飾的故事。明神宗就說：“對呀，做君王
的應該把賢臣當作寶貝，珠玉有什麼用呢？”
張居正見十歲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很高興地說：“賢明的君主重視糧食，輕視珠
玉。因爲百姓靠糧食生活，珠玉這類東西餓了不能充飢，冷了不能禦寒啊。”
張居正對神宗教育十分嚴格，神宗把張居正當作嚴師看待，既尊敬，又懼怕。再加上太
後和宦官馮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幾乎全部由張居正作主。
張居正是明朝的一個能幹的政治家，他掌握實權以後，就大刀闊斧地在軍事、政治、經
濟幾方面着實作了一番整頓。
那個時候，沿海的倭寇雖然已經解決，但北方的韃靼貴族還不時侵入內地，成爲明王朝
的很大威脅。張居正把抗倭名將戚繼光調到北方，鎮守薊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繼光從山
海關到居庸關的長城上修築了三千多座堡壘。戚家軍號令嚴明，武器精良，多次擊敗韃靼的
進攻。韃靼首領俺答表示願意和好，要求通商。張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爲順義王，一面和
韃靼通商往來，一面在邊境練兵屯田，加強防備。以後二三十年明朝和韃靼之間就長期沒有
發生戰爭。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當時，黃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氾濫，大批農田被淹，影響農業和運輸。張居正任命專
治水利的潘季馴督修黃河水利工程。潘季馴修築堤防，堵塞決口，使黃河不再氾濫，運輸通
暢，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
原來，由於朝政腐敗，大地主兼併土地，逃避稅收，一些豪強地主越來越富，國庫卻越
來越窮。張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經過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親國戚、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
這一來，使一些豪強地主受到了抑制，國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後，張居正又把當時各種名目的賦稅和勞役合併起來，摺合銀兩徵收，稱
爲“一條鞭法”。經過這種稅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營私舞弊，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也
多少減輕一點農民的負擔。
張居正花了十年努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國家的糧
倉存糧充足，足夠支用十年。但是這些改革自然觸犯了一些豪門貴族的利益。他們表面不得
不服從，背地裡對張居正恨之入骨。
在張居正執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親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禮法，他必須離職
守孝三年。但是張居正怕他一離開，正在進行的改革受到影響。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
下，他讓他兒子奔喪，自己留在京城任職。這一來，就有不少人抓住張居正父死不奔喪的
事，大做文章，紛紛嚮明神宗上書彈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貼告白攻擊張居正，鬧得滿城風
雨。後來，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對張居正留任的一律處死，攻擊才平息下來。
張居正的權實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漸漸長大起來，反而閒得沒事幹，就有一批親近的太
監在內宮用各種辦法給他取樂。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無緣無故把兩個小太監打得半死。
這件事讓太后知道了，馬上把明神宗找來，狠狠地責備一頓，還叫左右拿《漢書·霍光傳》
叫神宗讀。西漢霍光輔政的時候，不是有個昌邑王劉賀即位後，被太后和霍光廢掉皇位嗎？
現在的張居正的地位就像當年的霍光一樣，神宗想到這裡，嚇得渾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
饒。
後來，張居正作主，把一些引誘神宗胡鬧的太監全部趕走，太后還讓張居正代神宗起草
了罪己詔（皇帝責備自己的詔書）。這件事雖然過去了，但是明神宗對張居正，已經從懼怕
發展到懷恨了。
公元１５８２年，張居正病死。明神宗親自執政。原來對張居正不滿的大臣紛紛攻擊張
居正專橫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張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後來還派人查抄了張居正的家。
張家子孫十幾人，被關在屋子裡活活餓死。大兒子被拷打後自殺。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
也遭到破壞，剛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