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的誕生與選定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是鮮花的海洋，歡樂的海洋。當毛澤東那濃重的湘音迴盪在中華大地上時，一支由195人組成的軍樂隊奏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這首歌在前不久的政協會議上被暫定爲新中國的國歌。但是，關於它的誕生與選定則經歷了一個鮮爲人知的過程。
談及《義勇軍進行曲》，就不得不提田漢和聶耳這兩個人。前者是這首歌曲的詞作者，後者是這首歌曲的曲作者。
田漢，1898年出生在湖南長沙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間，他就讀於長沙師範學校，後於1919年去日本留學。回國後，他先後參與創辦了創造社、南國劇社等。1930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並於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結識了作曲家聶耳、冼星海等人，共同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同時，他在話劇、電影、歌劇、詩歌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田漢被人們稱作“時代的歌手”。
聶耳，原名聶守信，1912年出生在雲南玉溪。他自幼受家鄉民間音樂的影響，會演奏多種樂器。1927年，聶耳考入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經常參加學校的文藝活動。後來，他因參加革命活動而遭到反動當局的追捕，遂來到上海。1931年，聶耳考入上海明月歌舞團，擔任小提琴手。那時候，因爲他姓“聶”，大家總開玩笑地稱呼他“耳朵先生”。索性，他便把自己改名爲“聶耳”。在明月歌舞團期間，他結識了田漢，並經田漢介紹加入了左翼戲劇家聯盟電影小組。1933年，聶耳在田漢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進入了自己音樂創作的黃金期。
1935年，日本侵略者侵佔東三省後，又逐步向華北平原進行蠶食。而國民黨政府卻畏縮退讓，拒不抵抗。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田漢和聶耳聚在一起，決心創作一首喚起民衆鬥志的歌曲。就這樣，《義勇軍進行曲》順勢而生。
《義勇軍進行曲》原本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其歌詞是田漢爲電影主人翁創作的長詩《萬里長城》中的最後一節詩稿。不幸的是，就在田漢剛剛創作完劇本和詩作時，便被捕入獄了。田漢被捕後，文學藝術家夏衍將劇本的故事梗概改編成了電影劇本。他在改編的過程中，發現了田漢寫在香菸錫箔紙上的歌詞。
同樣遭受危險處境的聶耳，得知夏衍正在改編田漢的劇本時，要求夏衍將電影的主題歌交給他譜曲。夏衍有些爲難，他知道聶耳的處境。但是，聶耳再三要求，且態度堅決。於是，聶耳推遲了組織上安排他出國躲避的機會，全身心地投入到電影主題曲的作曲當中。
4月，聶耳在完成《風雲兒女》電影主題曲和插曲的譜曲工作後，來不及定稿，便因形勢所迫由組織上安排到日本，再轉道去蘇聯和西歐學習。到日本後不久，聶耳將曲譜的定稿寄給了上海編劇家孫師毅。
7月，電影《風雲兒女》上映，其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在觀衆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這首歌曲被刻錄成唱片，傳唱到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就在全國掀起一股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浪潮時，聶耳不幸在日本溺水身亡。後來，朱德讚譽聶耳爲“人民的音樂家”
。
《義勇軍進行曲》不僅在國內紅極一時，還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40年，美國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用漢語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表達了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精神的敬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美國、印度和新加坡等國的廣播電臺經常播放《義勇軍進行曲》，激勵着全世界的人們起來反抗法西斯的統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際，美國廣播電臺將《義勇軍進行曲》與亨德爾、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等世界級音樂大師的作品，一併列爲反法西斯的凱旋之歌。自此，《義勇軍進行曲》確立了它在國際上的偉大歷史地位。
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新中國的建立指日可待。爲此，中共中央廣發“英雄帖”，召集全國的民主人士、黨外人士、愛國人士等前來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會議決定下設六個小組，分別負責新中國建國的各項事宜。第六小組負責國歌、國旗、國徽等事情的籌備工作。7月15日，第六小組將徵稿啓事刊登在各大報紙上，向全國人民徵集有關國歌、國旗、國徽的有效稿件。
徵稿啓事發出後，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關注和響應。一些作曲家、詞作家和音樂愛好者紛紛把自己對新中國的熱愛之情化爲一句句歌詞、一個個音符、一段段旋律，寄給了北平的籌備委員會。
自發出征稿啓事後一個月內，籌備委員會共收到應徵國歌的稿件多達632件。甚至連郭沫若、馬敘倫等知名人士都親自參與到國歌歌詞的創作中。還有人推薦了自己喜愛的歌曲。第六小組和評選委員會的成員從六百多封稿件中，選出了一些還比較滿意的歌詞、曲譜稿件印發給大家，徵求大家的意見。有的稿件，甚至組織樂隊演奏，可仍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國歌，是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代表歌曲。一首好的國歌，能起到統一人民思想、激發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並催人奮進的巨大作用。然而，創作出一首能代表全國人民共同心聲和意志的國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創作一首國歌，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不過，開國大典不能不放國歌，新中國不能沒有國歌。爲此，第六小組的組長馬敘倫、副組長沈雁冰向籌備常委會提出申請，想再徵集一次稿件，發動更多的人蔘與到其中。同時，將選中的歌曲進行編排後，到羣衆中徵求意見，最後再給予定奪。不過，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可能來不及在開國大典時得到滿意的作品。
毛澤東在得知國歌徵集工作開展得不順利後，立即從繁忙的公事中抽身出來，親自召集了20多名有聲望的各界人士開會，商量國歌的選定事宜。
著名畫家徐悲鴻第一個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爲代國歌。他說：“這首歌在抗戰時期鼓舞了千千萬萬箇中國人的鬥志，今後也將繼續鼓舞人們前進。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的自信。就像法國的《馬賽曲》，誕生於大革命時期，後來也被定爲了法國國歌。”
徐悲鴻的這個建議猶如在平靜的湖面泛起的陣陣漣漪。頓時，整個討論會的氣氛變得熱烈而踊躍起來。大家的思路被打開了，紛紛表示，這種情況也有先例，在國
際上並不少見。因爲正式國歌難以確定，不少國家會選一首傳唱度高的歌曲定爲代國歌。蘇聯在建國之初，不也是用《國際歌》作爲代國歌的嘛！
周恩來第一個贊同徐悲鴻的意見，他說：“徐先生的建議很有見地。《義勇軍進行曲》雄壯豪邁，富有革命氣概，且節奏鮮明，適合演奏。”
建築大師樑思成接着說：“我在美國的時候，聽過美國青年在大街上用口哨的形式吹這首歌曲。這也正好說明，這首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大家聽了周恩來和樑思成的發言後，心中的天平逐漸偏向《義勇軍進行曲》這一邊。不過，還是有人對這首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頗有微詞。他們認爲，新中國即將成立，中華民族已作爲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東方之林，這句歌詞的說法有些過時了，不如將曲譜保留，再重新填詞。
“至於這個問題嘛，我覺得還是保留原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情感，修改後反而有礙情感的迸發。”周恩來建議道。他見大家不言語，又補充道：“這句歌詞存在的意義在於，時刻提醒我們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目前，我們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不代表帝國主義不會想方設法地對我們進行破壞。這不就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嗎？所以啊，倒不如留着這句歌詞，使我們的耳邊警鐘長鳴。”
毛澤東聽後點點頭，說：“我同意恩來的觀點。我們人民經過艱苦鬥爭，即將取得全國的勝利，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仍然存在。未來，我們還有很多艱苦的路要走，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比較好。”
毛澤東的一番話語說得在場的人員心悅誠服，紛紛表示贊同。原來主張修改歌詞的代表也改變了主意。
9月27日下午，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次會議在懷仁堂準時召開。會上，所有政協代表一致表決通過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爲國歌”的決議。
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至“**”時期。田漢被“四人幫”誣陷爲“反革命”和“叛徒”而入獄，於1968年12月10日含冤死於獄中。《義勇軍進行曲》一度成爲禁曲，就連一些重要的外交場合和隆重的集會現場，有時只奏曲子不唱歌詞，有時乾脆被《東方紅》所替代。“**”結束後，國歌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不過，在1978年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義勇軍進行曲》僅保留了原曲譜，並填寫了新的歌詞。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田漢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義勇軍進行曲》才得以恢復，並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被正式定爲國歌。這一順應民意的決定，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擁護。
從此，無論身在何處，只要聽到《義勇軍進行曲》響起時，每個中國人的內心就驕傲無比，那熟悉的旋律早已經融入了炎黃子孫的靈魂：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