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式的憂患
一
拙著《張居正》出版後，獲得過一些好評。許多同道稱讚我小說的成功得益於舊學功底。古典文學，無論小說散文，還是詩詞歌賦，對於我來講，都屬“童子功”，在這一點上我還有些自信。但是，就小說的結構，也就是說講故事的方式而言，儘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說體，我仍要說《張居正》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頗大。有一次，我與《張居正》的責任編輯，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先生論及此事，我說在寫作《張居正》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法國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說：“你如今成功了，怎麼說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訴他，雨果對我的影響是漫長的。
三十年前，我在縣文化館工作。那時，縣文化館與圖書館沒有分家，全縣藏書最豐富的地方，就是該縣文化館的圖書室了。但這些藏書，因爲牽扯到封、資、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讀者開放，被束之高閣，積滿塵垢。我因佔了館員職位之便宜，更因爲館長理解我的求知慾，便給了我一把書庫的鑰匙。每天一大早，我開門進庫，帶一瓶水、一個饅頭（中間夾二分錢的鹹菜）權充午餐，在書庫裡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這小書庫的藏書，可能還沒有我個人的藏書多，但在當時，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寶的山洞。有兩年多時間，我獨佔了這間光線昏暗、蛛網蒙窗的書屋。
屋內的十幾架書，中國古典文學居多，而外國文學大約有兩三架，雖然不多，但都是經典。在那兩三年裡，我讀了如下作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果戈理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小仲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狄更斯的《雙城記》，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喬萬尼奧裡的《斯巴達克斯》，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等等。除以上所述，書屋裡所藏的巴爾扎克與雨果這兩位法國作家的作品最多，他們作品中所有的中譯本幾乎都臚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讀完。
當然，除了小說外，還有戲劇、詩歌與散文，像荷馬、但丁、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普希金、萊蒙托夫、濟慈、裴多菲、波特萊爾與聶魯達等等，我亦通讀。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學的星空，但因我這篇文章以談小說爲主，所以，暫時不能顧及他們。
二
今年十月，我曾應中國海洋大學之邀，去青島參加一次由科學家與作家組成的人文與科技的對話。在會上，有一位久負盛名的海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先生直言不諱地說，他非常喜歡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讀了三遍，現正在讀第四遍。
一個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夠被人通讀四遍，這個作家沒有理由不自豪。對金庸的作品，文學界同人褒貶不一，但在世界範圍內的華人社會中，金庸的武俠小說享有盛譽並經久不衰，這是不爭的事實。
談外國小說，忽然說起金庸來，似乎跑題了，其實並沒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國的大仲馬，我記得第一次讀他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記得是怎樣翻出這本書來的，加之我身處偏僻的山區縣城，又非書香門第，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馬何許人也，但當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讀完第一章後，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過去了，書庫裡是不準開電燈的，爲了防範，甚至連電線也剪掉了。但我還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貓抓，館長早就與我約法三章：我可以躲進書庫看書，但絕不能把任何一本書攜出門外。但書中曲折多變的情節緊緊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書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讀，那天晚上我肯定會徹夜失眠。於是，我走出書屋硬着頭皮找館長，希望他允許我把《基督山伯爵》帶回寢室裡挑燈夜讀。館長一口回絕。我於是又提出折中方案：讓我夜裡待在書屋。他說書屋不準開電燈。我說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電筒，買兩節新電池。館長終於答應，爲了防盜，也爲了掩人耳目，館長把我送進書屋後，就在外面把門鎖了。
斯時正值盛夏，窗戶緊閉的書屋悶熱如蒸籠，我進去不到五分鐘就全身溼透。更有數不清的蚊蟲永無休止地向我偷襲叮咬，但因爲急於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復仇結果，我已經對悶熱與蚊蟲叮咬沒有感覺了。我撳亮手電筒，開始了愉悅的閱讀。
我原本打算，讀到某一處，也就是說某一個情節結束時，就放下書本眯一覺。但我的這一計劃落空了。大仲馬的小說，情節複雜多變，懸念迭起，不一口氣讀完，你就非常難受。大約天快亮時，我讀完第二本，手電筒電池電量耗盡，我再也無法讀下去，也無法眯一覺。我靠着書架，滿腦子都是書中的人物與事件，並猜想在以後的篇章裡，情節將如何發展……
多少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那個悶熱的夏夜。此前，我也有過徹夜閱讀的經歷，那是我在農村當知識青年的時候。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讀線裝本的《封神榜》。老實說，這本書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徹夜讀它，是因爲第二天我就要把這本書還給人家。這一夜的經歷也很有趣，值得記述。那時鄉村沒有電燈，農民照明用梓油燈、松明燈、煤油燈三種。用煤油燈者，是人們羨慕的“貴族”，我擁有一盞煤油燈，所有的長夜便都溫馨而幸福。那天讀到半夜，沒有了煤油，真正地油盡燈枯。我尋找解決的辦法，發現了小半瓶菜油。我試着把菜油加一點到燈壺裡，居然也能點亮燈捻，於是閱讀又進行了下去。這一夜，《封神榜》是讀完了，但其直接後果是，我半個月沒有吃到一點油水。當時物資緊缺，農村中每人每月供應四兩菜油，我拿來做了照明的燈油，就只能吃清水煮蘿蔔了。
兩次徹底不眠的讀書感受，就其本身的閱讀快感而言，後者強於前者。
一部作品給人的閱讀快感，因人而異。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讓我手不釋卷併產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爲在那萬馬齊喑的時代，整個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中備受煎熬，我們無法讀到純粹的文學，二是因爲大仲馬不同於別的作家，他特別會講故事。他的小說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爲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在這一點上，金庸先生與大仲馬庶幾近之。
三
年輕時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學的花季。可以說，我讀過的小說，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歲之前完成的。我從十二歲就開始讀小說，二十歲之前，主要是閱讀蘇聯及新中國的小說，二十歲至三十歲這十年，閱讀了大量外國名著。
我的青年時代，內心充滿渴望與嚮往，而世界則顯得呆板而冷酷。在這種世界裡生活是極不愉快的，它壓制了你的許多**，也扭曲了你的許多人性。但也有一個好處，你無法在現實中找到誘惑，你的時間不會被咖啡屋、美國大片、網球場、QQ與八卦新聞等奇異的小資文化分割成無法拼攏的碎片。那時節，你雖然擁有不了完整的白天，但至少擁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從十五歲開始，我似乎將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閱讀上。古人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註腳。照此讀書，便有極端的功利性。我當時讀如此之多的外國小說，並沒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覺得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我個人喜歡情節生動曲折的小說，而冗長的心理描寫和節奏緩慢的敘述，會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時代，我都是在故鄉度過的，由於娛樂生活的缺乏，鼓書藝人成爲受人歡迎的人。夏夜的禾場、冬夜的火塘邊，都是鼓書藝人獻技的地方，我聽過他們繪聲繪色講述的《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粉樁樓》《大八義》等等，中國小說最早不叫小說，而稱爲話本。這話本，便是說書人的創作。而我故鄉的人，管說書叫“講傳”。我不知道西方有沒有“講傳”這個傳統。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巴達克斯》《十字軍騎士》這一類小說，與中國的話本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我曾把這三部小說當作“傳”講給鄉親們聽過。他們聽得屏神靜氣，嘖嘖稱奇。不止一次，鄉親們對我豎起大拇指讚道：“洋傳也好聽。”農民的表述總是很精確，外國小說被他們稱爲“洋傳”，雅而貼切。
至今，我寫小說還保持了一個習慣，就是先把構思的情節講給人聽，如果聽者被吸引，一再追問“下回如何分解”，則這情節是可行的，否則就要推倒重來。
電影與電視產生之後，給小說的傳播增加了新的途徑。這些年來，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小說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小說再次成了“話本”，不過說書人的角色有了改變——導演和演員復活了“話本”的內容。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有的小說被影視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遠使人有興趣。而另外一些小說則無法改變紙質的命運，影視投資商碰都不肯碰它們一下，這是因爲它們的敘事性太差，不具備“話本”的性質。
當然，我並不認爲被影視公司老闆看中的小說就一定是好小說，反之，不適宜改編成影視劇的小說不一定就是差的小說。對小說的理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位小說家都有權利根據自身的美學追求來寫自己的小說。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讀者羣，有的作家讀者羣很大，有的則很小。有人認爲，通俗作家的讀者羣大而經典作家的讀者羣小。我不大同意這個說法。經典與通俗的分別，不在於受衆的多寡，而在於小說中的敘事方式。把小說當作一本哲學書來讀，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過小說的人物與情節讓人悟到一點什麼東西，則又另當別論了。
記得曾有人把金庸與魯迅拿來做比較，並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學大師，那魯迅怎麼辦。此前，也有學者把大仲馬與雨果拿來做比較，認爲只要一讀作品，兩人的優劣便不言自明。這樣的爭論聽多了，我便暗自慶幸，我年輕時幸虧不認識任何學問大師，否則，我恐怕終生都不會讀到大仲馬了。
我不排斥大仲馬。同時，我也承認，雨果對我的影響更大。
四
讀完一部小說，然後咀嚼它並理解它，是我二十八歲以後的事。三十歲那年，我從縣文化館調到省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就在這一年，我認識了作家徐遲。
自1978年發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後，徐老又爲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學家立傳，從而在中國文壇掀起了“徐遲旋風”。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徐老對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好感。我想，這大約是他並不欣賞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緣故。徐遲是一個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時是一個唯美主義者，在他看來，詩、音樂與繪畫天生麗質，最具美文的表現形式。而我的那首詩劍拔弩張，是憤怒的產物。他不大喜歡憤怒出詩人的說法。後來，他爲我的詩集《瘠地上的櫻桃》寫序言，乾脆挑明瞭說：“我歷來不同意把詩變成匕首和大炮”。
徐遲與我產生談話的興趣，是從《楚辭》開始。第二次見他時，他在住院，牀邊放了一套線裝的《楚辭》。他問了我一個很怪的問題：“魂一夕而九逝”這句詩，這個九逝究竟是不是實指？也就是說，人有沒有可能一個晚上靈魂九次出竅。我回答說，此處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時，九亦是陽極，與之相對的六，是陰極，靈魂出竅應該是至陰的事，怎麼反而用了一個陽極的數字呢？這個九，肯定不是實指。老實說，這個回答有狡辯的味道，因爲我雖然很早就背誦過《楚辭》中的許多篇章，但對每句詩的細微之處，並沒有像徐老這樣探微索隱。但是，正是這次談話，卻確定了我與徐遲的師生關係，他開始定時約我談話了，並對我說：“我要花五年的時間，把你改造一下。你現在雖然也在寫作，寫出的東西也能發表，但你不知道爲何而寫作，以及如何寫作。”徐老的話很嚴厲，但年輕氣盛的我，還是誠惶誠恐地接受了。這一來是因爲他的盛名，二來是通過兩次談話，他深厚的西方文學修養已深深地使我折服。他給我定了一個龐大的學習計劃，主要是外國文學。他開了一個書單，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頭的第一部，就是《荷馬史詩》。我告訴他，這書單中的許多書，我都已讀過。他聽了很不高興，責問：“你都讀懂了嗎？”他說着從書架上抽出已經發黃的舊版《荷馬史詩》，翻出一段來要我看，是描寫盾牌的，佔了幾個頁碼。徐老說：“人家荷馬可以就一個簡單的盾牌寫出兩百多行詩來，而且一點也不枯燥，這種想象力你有嗎？沒有你就要學習，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樣產生的，而且能夠在作品中恰當地表現出來。”這種責備對我無啻於一記棒喝，並讓我開始汗顏。原來，我讀過那麼多作品，只是“看”，而並沒有“讀”，也就是說，我只是作爲一個讀者來消遣，而沒有以作家的眼光來研究。
從此，我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隨便說話，而是嚴格按他的要求讀書。從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漢，我每星期必有兩個半天到徐老家裡，向他彙報讀書心得，然後聽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縣文化館的書庫裡讀書的那兩年，這第二次讀書的五年，我倒真是讀懂了許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徐遲讓我非常認真地將他的《悲慘世界》《笑面人》《巴黎聖母院》各讀兩遍，從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情節的設置、人物命運的糾葛、場景的合理運用、對話與敘述、隱性的主題與顯性的故事等都做了細緻的分析與探討。
1988年，在經過數年的學習後，我產生了強烈的創作小說的衝動，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徐老，他說“你可以試試”。花了半年的時間，我寫出了第一部十六萬字的長篇小說《酒色財氣》，這本書儘管也出版了，但毫無影響，甚至我在看出版社的三校樣時，已自氣餒，覺得沒有出版的必要了。書還是印了出來，徐老看過後說：“你這書沒有寫好，已不是文學修養的問題，而是你的生活不夠豐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沒有經歷雨果的坎坷與磨難，因此，你也不具備雨果式的憂患。”
怎樣才能獲得雨果式的憂患呢？徐老從要我讀書發展到要我讀人。這一點真是難住了我，因爲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後的歲月中，上蒼眷顧，讓我得以有機會嚐到過雨果式的曲折人生，並得以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讀各式各樣的人，分析研究這些人，並進而研究由這些人組成的社會。不知不覺地，雨果式的憂患成爲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張居正》，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的。
最後這一番話，表面上看與讀書無關，其實與讀書是相互關聯的。如果沒有漫長的閱讀，使我的思想具有歷史的滄桑感，分析和判斷現實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發生謬誤，而不能準確地把握這些人和事，分辨哪些可以變成文學，哪些則不能。
2004年12月18日於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