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設立之初，只是單純學習英、法、俄三國外語的學校。**但隨着自強運動的推進，恭親王、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開始覺察到，若要切實做到“師夷長技”，造出洋槍洋炮，就必須去學習製造原理，而要學習製造原理，則中國以經史教育爲主體的傳統教育顯然已無法滿足人才的需要。
當時著名的洋務思想家馮桂芬即認爲：“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這種觀點之後看來不盡準確，但卻道出了要害——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則必須先培養具備算學、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基本常識的知識分子，僅僅學習外語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麼樣一種背景下，恭親王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請朝廷在京師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理由很明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
應該說，恭親王文祥等人對此舉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在奏章裡，恭親王提前給朝廷打了一劑預防針：“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爲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爲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爲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採西學、制洋器爲自強之道。”
奏請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領導層的認可。在天文算術館順利進入籌備階段的同時，一股抵制、反對的暗流也正在悄然匯聚。1867年3月5日監察御史張盛藻的一紙奏摺，終於引爆了這場大論爭。
張盛藻在奏摺裡指責說：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學習這些機巧之事，而且還用升官、銀兩賞賜來誘惑，是重名利、輕氣節！這樣搞，會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親王等人的操作下，張盛藻的奏摺被皇帝諭旨嚴厲駁回。諭旨裡說，天文算學是儒者應當學習的知識，不可視爲“機巧”！
看到張盛藻被洋務派一棍子打了下去，當時的晚清士林領袖、大學士倭仁迫不及待的親自登場，與恭親王展開了兩個回合的激烈論戰。
倭仁是著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士大夫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與李棠階、吳廷棟合稱“海內三大賢”，同文館之爭發生時。李棠階已經去世，吳廷棟已經告老還鄉，倭仁身爲帝師，獨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顯尊崇。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對科舉出身的士子師從“夷人”，認爲這樣會“動搖國本”，終至“變夏於夷”，天朝輝煌的文化道統會被粗陋的蠻夷之學所取代，有“亡國之虞”！
這一次，朝廷便不能像對待張盛藻那樣。對倭仁斥退了事。因爲倭仁的影響力不可忽視，上奏當天，兩宮皇太后就立即召見了倭仁，但這次談話相當的不愉快。沒有能夠達成共識。因爲倭仁提出來的這個“夷夏之變”的題目實在太大。隨後，問題被拋給恭親王和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對倭仁的這次進攻顯然4月6日，總理衙門拿出了一個極長的奏摺，重申了開設天文算學館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進天文算學館入學的必要性。奏摺裡最關鍵的技術處理。是對倭仁一再強調的“變夏於夷”避而不談，而是大談特談危機之深和“自強”的緊迫。爲了給倭仁造成壓力。同時還附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大批洋務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後，恭親王還將了倭仁一軍：該大學士既然認爲我們此舉不可行，會亡國，想來肯定別有強國良策。如果該大學士確實另有良策，可以壓制外國而使本國不受欺侮，則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竭力效勞，悉心商辦。如果沒有其他良策，僅僅大談特談忠義、禮儀，認爲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實在不敢相信。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堅持己見，而且反將了恭親王等人一軍。倭仁說：“具體到讓夷人來教授算術這件事情，如果該王大臣確實有把握，認爲必能將算術學精通，必能將精巧的機器造出來，中國的正經讀書人必不至於被夷人所利用；夷人醜類必能被中國所殲滅，則上報君王，下伸民憤，豈不善哉！若做不到這些，卻先喪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開設天文算術館。”
倭仁這一擠兌確實觸到了恭親王的軟肋。4月23日，恭親王上奏承認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證。恭親王說：“像倭仁所說的那種把握，臣等不敢保證。臣等只能盡力盡心去做應當辦的事、能夠辦的事，至於成敗利鈍，即便是漢臣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臣等！”
但作爲反擊，恭親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摺裡的一個弱點集中攻擊。恭親王說：“上次該大學士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術，也不必師從夷人。那麼該大學士肯定能夠保薦數名人才，臣請擇地另設一算術館，由倭仁負責攬師招生教授，以觀其成效。”
倭仁這下確實被難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據實上奏，稱“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卻顯然有些不依不饒，下旨要求他隨時隨地留心訪查，一旦找到本國精於算術之人，立刻保奏，開設算術館，以收實效。同一天，朝廷還給了倭仁一項新工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行走”是個閒官，但倭仁素來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專門辦理夷務的總理衙門“行走”，顯然是有意折辱這位士林領袖。最後，倭仁外出時故意從馬上摔下來，以受傷生病爲由，拒絕前去總理衙門上班。這場歷時半年之久的高層鬥爭的正面衝突就此結束。
倭仁病隱之後，爭論遠未結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連三地接到攻擊開設算術館的奏摺。有些奏摺言辭非常激烈，譬如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就拿當年的天旱爲由頭，批判這是朝廷故意爲難倭仁所致；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則把當年久旱不雨的原因歸結爲朝廷開設了算術館，甚至還擴大到對同文館的批判，說同文館這個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監獄的獄名，建議算術館並同文館一併裁撤，如此才能夠杜絕禍亂之萌生、端正風俗教化、彌合天變、順應人心。
楊廷熙的奏摺受到了朝廷諭旨的痛斥。諭旨並將病隱的倭仁指責爲楊廷熙的幕後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後立即到總理衙門上班。當倭仁再度上奏請病假時，朝廷順勢剝奪了其翰林院掌院學士和管理戶部事務的職權。
表面上看，這次同文館風波，朝廷和恭親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壓了倭仁一系的意見，獲得了勝利，天文算術館也得以設立。但這種“勝利”其實是很慘淡的，甚至根本稱不上“勝利”，反而可以用“慘敗”一詞來形容！
箇中緣由在於：由於倭仁的半路殺出，造就出嚴重的社會輿論壓力，導致天文算術館幾乎招收不到什麼科舉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親王等人無奈，只好把非科舉出身的雜人也編到一起，總共纔得到98人。考試的時候，又有26人缺考。最後勉強錄取了30名，半年後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10人，不得不與外文館學生合併。開設僅半年，天文算術館即名存實亡。因爲倭仁帶頭反對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從“夷人”學習算術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擔心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國意識形態的中流砥柱——會被狡猾的“夷人”引誘同化，進而損害所謂的“立國之本”；結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詞館曹郎”，均以學算術爲恥辱，“竟無一人肯入館者”，當時知識分子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堅持，由此可見一斑。
同文館風波清晰地展現出：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仍然頑固地堅守着傳統，拒絕任何改變。
倭仁雖然遭到了皇權的粗暴打壓，但卻“盛負時望”，其在士林中的聲望反較之前更高。京師的士大夫，編造了各種段子和謠言來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館門前貼“大字報”：“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又譏諷同文館的館名：“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遠離京城的士大夫，同樣是倭仁的強力後援。著名史學家李慈銘在老家丁憂，讀到邸報上刊登的同文館爭論，大發感慨，說朝廷開設同文館，是“以中華之儒臣而爲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會肯去入學的。如今有人去學，說明這個世界已經是“禮義盡喪，士習卑污”，大嘆人道淪喪，家國可憂！
ps：??昨晚十二點回家，路過一樓門口，聽見屋裡有一小屁孩哭鬧不停，媽媽騙他說再哭外面的鬼就進來抓你了，我本着助人爲樂的精神，應了一聲“你媽沒騙你，聽話“，結果裡面倆人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