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的日記讀後感
薊州孟凡生作於2008年11月14日
日前看到一位網友的《農民日記》讀後感，提到陝西省農民侯永祿（1931年生人，1940年開始寫日記）寫了60年的日記，記載了農村發展變化的真實情況，本人非常高興，趕緊從網上找到《農民日記》，打開閱讀。對我這種年齡與共和國同齡的人來說，對此書感到非常親切。本人雖然也是在農村長大的，但是對過去的事情，只憑大腦回憶，總是與實際有差距的。而且對幼年、少年（即1965年以前）的事，當時瞭解的就不多。俗話說“紙筆千年會說話”，侯永祿的日記則是準確的記載了當時的情況，比我們只憑腦子回憶，或口頭相傳要客觀多了。
不過日記畢竟是一種簡單的記事手段，不是理論文章，對日記中記載的事情，不可能有過多的分析和解釋。有過親身經歷的人看了，勾起回憶，可以正確理解，可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就不一定能真正理解當時的全面情況了。比如我們從侯永祿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從生產隊裡分糧食的數字，有時全年人均分的很少。爲什麼少，從日記中看不出來。根據我的記憶，又詢問老年人得知，1961年和1962年，人稱“低指標”時，我們村的口糧是人均每天八大兩，每月24斤，每年288斤（解放初期的老秤是十六兩一斤，俗稱小兩。後來改新秤十兩一斤，俗稱大兩。有句老話形容兩個人不相上下，就說他們是“半斤對八兩”，就是指老秤中的小兩，半斤與八兩一樣）。當時社員們有句順口溜“一天八大兩，出工地裡躺”，意思是幹一會活就餓了，大家就在地裡休息。1963年後人均每天一斤糧食。當時的計劃經濟是統購統銷。農村有餘糧、自足、缺糧之區別。有一些城鎮所在地的村人多地少，有些山區也是人多果樹多耕地少，這些地方都算缺糧村，定量是人均每年360斤原糧（指帯皮的麥子、玉米、高粱穀子等）。扣除從生產隊裡分的部分，不足360斤的部分由國家糧庫供應，給每一戶都發購糧證，按月購買。那些土地比缺糧村的土地要多一些，或土地的質量好，糧食產量高的村，扣除種子、飼料、生產隊的儲備糧（隊裡要根據餘糧的多少，按比例存些糧食，以備災荒或對本隊的個別斷糧戶救濟用，不能輕易動用，而且逐年更新，數字要上報）外，人均口糧能達到330斤到370斤之間的就算自足村，除農業稅外，不交徵購糧，國家也不給補發糧證。那些人少地多的村算餘糧村，人均口糧380斤到420斤之間（交的餘糧越多社員的口糧越多）。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災害，自產糧食不夠吃時，自足村或餘糧村首先動用自己的儲備糧，如果達不到330斤的，國家要發給救濟糧，或者吃返銷糧（莊稼是陸續收割的，打下的糧食先交國家的任務，後給社員分口糧。災害較小開始按任務交了餘糧，結果自己的口糧不夠了，再返回來）。當時的人均口糧也不是按人頭平均給的，吃食堂時是以人定量，大人和小孩，男女勞力，老人和壯勞力都有區別。食堂解散後，是人頭無區別，人頭與工分有不同的比例。規定缺糧村只能一九開，即人頭佔百分之九十，工分佔百分之十。每人360斤中，不論男女老幼每人可分324斤。其餘每人拿出36斤，全生產小隊統一覈算，按工分計算分配，勞動力多的戶自然就分得多。餘糧村最高可三七開，420斤中每人得294斤，其餘的126斤彙集在一起，按工分分配。加上按人頭分的部分，工分多的每人可達五六百斤，小孩多勞力少的也合三百多斤。根據餘糧多少，有的二八開，有的一五八五開，有的二五七五開。總之，不論是餘糧隊還是缺糧隊，每人每年都要有口糧三百五六十斤。
我們村是缺糧村，全年吃七八個月的糧證，八九月份國家供應的是大麥（不好吃的麥子）和粗糧，過了冬仨月，又吃糧證，多數是從東北調來的高粱，也有紅薯乾和玉米。我們家勞力多，當時人均每月40斤左右。那時薊縣屬河北省管轄，這是當時河北省的政策，還是國家的政策，我不清楚。不過那時全國一盤棋，我想陝西省的政策也不會有太大的區別。侯永祿是陝西省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農民，他家從生產隊分的糧食少，究竟是因爲地處鄉鎮所在地人多地少的原因，還是遭受自然災害的原因，日記中也未詳細記載。不過我想如果人均達不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國家會讓他們吃救濟糧或返銷糧的。這還只是算從隊裡分的口糧。1961年初，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六十條規定，社員可以從集體耕地中提出一部分作爲自留地，按人頭分給社員，社員也可以在集體耕地之外開荒種地，這也可以補充社員的口糧。所以後來黑市上就有了高價糧的自由交易。1963年以前，我們這裡的高價玉米每斤二元（那時中專畢業的小學教師每月工資三十四元五角，行政十五級的國家幹部——縣長每月工資120元）。1961年集體食堂解散後，黑市上出現糧食交易，說明當時有少數農民成了餘糧戶。1963年以後，黑市上的糧食逐步降價，後來達到幾角錢一斤，說明有富餘糧食的農戶更多了。
有的網友可能會問，以上只能說你們薊縣在全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最低還能每天八大兩（全年288斤），難道其他地方就沒有每天吃三四兩或五六兩的嗎？我說肯定有，不要說外地，當時聽說薊縣就有這樣的村。但這並不是國家政策的問題，而是村幹部的問題。爲什麼過去在評論我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時，有的中央首長都說既有“天災”又有“人禍”呢，原因就在這裡。前面我說的最困難的時期，國家還能保證我們缺糧村農民每天八大兩，是指國家的政策規定。但是國家的政策並不是每個基層幹部都能執行得好的，這就是“人禍”。那時有些先進村紅旗隊，村幹部是那種工作魄力大，處處爭上游的人。爲顯示本村產量高，糧食產的多，工作成績大，搞一部分樣板田讓上級領導和其他村幹部參觀，在彙報工作或介紹經驗時誇大糧食的單產和總產。甚至也有的公社（鄉政府）幹部也爲出成績好升官而不顧百姓疾苦，誇大虛報本地的糧食產量，對上級報喜不報憂。而上級機關是按照下面報上去的數字作計劃的，不會因你吹牛而少要餘糧，你自己不承認有缺糧村，上級更不可能給你補發糧食供應證了。這就有可能使缺糧村變成虛假的“自足村”，自足村變成虛假的“餘糧村”，真正的餘糧村則可能因交的公糧過多，成爲實際上的缺糧村。
在這種“胳膊折了袖裡藏”情況下，如果沒有人向上級反應或告狀，國家也無法對真正的缺糧戶給予補助，有的生產隊每人每天口糧三四兩或五六兩也就是必然的了。而那時的社員都被固定在本村的土地上，很少能有大的交流，也不知道上級有每人每天最低八大兩的國家保障的政策，就誤認爲每人每天三四兩或五六兩也是國家的政策，也就不會有人去向上級反應這種官僚主義造成的老百姓捱餓的事件了。當然，如果上級發現了這種情況是會解決的。侯永祿在1961年元月24日的日記中就記載了這個情況。1960年吃食堂時，該村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社員口糧指標人均每月15斤，三歲以下的小孩每月三斤。半年內全村死亡50人。這個情況被侯永祿的同學——省委宣傳部幹部雷永祥發現後，立即向部長彙報，部長找到縣委書記、縣長解決了問題。不但給該村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二斤返銷糧，還對隱瞞不報的公社幹部給予處分。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歷史事實。現在，不要說年輕人不清楚當時的全面情況，誤認爲每天三四兩就是國家規定的“低指標”，就是有許多過來人也不一定知道當時國家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八大兩。
爲什麼當時會出現這種虛報浮誇的現象呢，既有幹部的主觀原因，也有當時的客觀原因。客觀上看，那時不少農村都程度不同的存在滿產私分的現象。當時農村的管理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爲基礎，即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三層機構對農村的土地、山林、企業等生產資料擁有所有權。生產隊（俗稱小隊）是最基層，也是單獨的核算單位，直接負責土地的耕種和糧食的初次分配。交公糧，提留種子、飼料、儲備糧，分給社員口糧這三個方面的工作，都由生產隊長負責，可以說小隊長是實權派。而生產隊長又是從本隊成年社員中一年一選的露水官，他們一般不想討上級領導的好評，主要對本隊的社員負責。有的隊長爲討好社員，爭取連選連任，在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時，就長了偏心眼，就私分瞞產（當然，也有一些工作積極，認真，不搞滿產私分的）。因爲農村收割莊稼和打場晾曬都是陸續的，給社員分口糧也分多次進行。有的分十次，賬上記八次，有的稱一百斤，賬上記五十斤，手段多樣，保密性很強。這在農村已經成爲公開的秘密，縣級、鄉級（公社）幹部都知道有這種現象，但是究竟哪個隊私分瞞報了多少，神仙也搞不清，也不容易追查和處理。那個年代報低了的也不一定都是實的，報高了的也不一定都是虛的，真實情況很難區分（當然，1958年大月進中的浮誇除外，那些數字一眼就看出假來）。於是就有了下面把產量報低了上面領導不相信，上級領導壓着下級多報的現象。這種情況下，不僅是那些好大喜功的幹部主動虛報，有些不想多報的村幹部也只好被動地多報了。不過，歸根到底，這種“人禍”還是當時的經濟管理體制造成的。雖然在生產力低下，農村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計劃經濟，平均主義，對於組織大家克服困難共度難關，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的弊病，也產生了一定的負作用。隨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應該進行改變。改革開放後，農村土地承包給農民個人耕種，改變了糧食的統購統銷制度，就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