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中國歷史上一位着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爲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爲定型，而作爲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爲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爲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爲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爲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爲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爲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置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爲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爲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爲的最佳註腳。作爲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爲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爲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爲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爲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謂一個是爲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首先，?獨尊儒術?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於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爲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爲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爲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采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爲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焚書坑儒?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衆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爲之治，並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爲一體，更爲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廄長安內也發生了?盜賊?的暴力事件。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爲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御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我國的封建社會改造並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爲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着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兼愛?、抹煞等級差別，不利於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孝悌爲本?，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保存了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爲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爲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造禮?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
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爲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仁政?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爲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於自然無爲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製約，防止他們幹出?殺雞取卵?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爲主，以刑爲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係，符合?逆取順守?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傑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爲善，對百姓施以示範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漁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斤斧?，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對於建設賢德而幹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爲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牴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爲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於統治者個人，並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着眼於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君權神授?說，爲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於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擡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先後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後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爲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爲後代士子的奢望，我國民族爲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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