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宋皇帝和朝中重臣們在談論賀蘭國王及他所採購的書籍時，趙誠也在和劉翼談論同樣的事情。
劉翼隨趙誠逛禮部貢院外的各家書鋪時，見到朱熹的四書集註賣得最火，並買了一套，一讀之下即食之如髓，不忍釋卷。因爲地域相隔以及政治與軍事對恃的局面，朱熹的學說目前只能在江南纔可以看到，中原士人根本聞所未聞，中原讀書人只知道周、張、二程而不知朱某人爲何方神聖，更未接觸到他的學說。
“我劉翼少時博覽全書，自以爲學貫古今，今天才知如井底之蛙，一葉障目也！”劉翼放下手中的書嘆道。
屋舍內，明燭高照，趙誠也和劉翼兩人一起憑窗共讀，在身後的牆體上投射出兩道長長的身影。
“明遠兄幾年前不也寫就一本《劉氏十三經集註》嗎？比這朱熹還多出九經，豈能妄自菲薄？”趙誠笑着道。
“相較之下，在下所著不過是皮肉，與朱氏這大作相比，缺少筋骨。”劉翼道。
劉翼說的是世界觀的問題。
“依我看來，朱氏也不過如此。明遠兄，可知朱夫子爲何生前不招上一個皇帝趙擴喜歡，死後卻享有赫赫盛名？”趙誠問道，“同樣，明遠兄可曾想過孔夫子爲何生前也不招人喜歡，爲何孔聖人帶着七十二弟子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
“春秋時，列國相攻。爲人君者。自顧不暇，哪裡能有明君採納孔聖人的主張呢？”劉翼道，“我聽說朱熹生前也是遭小人陷害。故而鬱郁不得志，所作鉅著，如明珠暗投也。”
“當年孔子曾被齊景公奉爲國賓時，禮遇不可不謂隆。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如今士人看來恐怕是人之大倫天經地義吧？”趙誠道，“齊景公也大爲悅服，給孔子以魯國上卿季氏與下卿孟氏之間地待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論語?微子）。齊景公還打算把尼溪這個地方封給孔子，進一步加以重用。可是有人跳出來表示反對，何也？”
“那是晏嬰爲首的齊國大臣的反對使然，因爲他們以爲孔子之道並非是治理國家地善法。”劉翼道。
趙誠忽然大笑：“我若是晏嬰，我也會反對。”
劉翼摸不着頭腦。
趙誠又道：“若是王從之在此，他定不會如明遠兄這麼看，這就是你與他的不同之處。你是真正的讀書人。講究的是學問本身。而明遠兄學的卻是謀略與實用之學。你只會從做學問本身爲學。而不會去想在學問和所謂治國之道背後所隱藏的東西。”
“請國主賜教。”劉翼道。
“但凡學問，一爲吟詩作賦、尋章摘句，這當然也是學問。還有一種學問，卻是在故紙堆裡尋求真義，諸如孔孟、董夫子，宋初之周敦頤、二程洛學，又有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蜀學派等，近纔有朱熹集大成者，他們的學問其實就是自己的治國主張。無論是仁恕之道，還是存天理滅人慾，其實就是爲政之道。但我更願意稱之爲哲理，但凡有一套自己地哲理主張者，即成一家。若是爲一些人所贊成。即是一大家。孔子之不得志，朱熹之落魄。能否得志還要看他們的主張是否爲有真正權力者所能容。”趙誠道，“孔子年代，列國政出大夫，陪臣執國命也，若果真按照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話，必然會損害一些大臣的身家利益。士大夫們如何能答應？朱熹也是一樣，他不僅得罪了當朝大臣，還得罪了皇帝，下場可想而知了。可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新皇帝即位，金口玉言，朱熹就成了萬人矚目之碩儒。”
“秦有商鞅，故秦法苛刻；漢有董仲舒，故獨尊儒術。國主的意思是說，但凡一種主張施行與否，並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權者之選擇？”劉翼有些泄氣道，“我所集註十三經，雖不同於漢至五代之治經那樣，從章句訓詁處着手，但終究是學問本身，於國無益，只能供做學問者參考一二。”
趙誠見劉翼有些泄氣，鼓勵道：“明遠兄不必頹唐，誠如你所說，這朱熹所著述不過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豐滿，爲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劉明遠若也能給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豈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學問豈能如此？”劉翼詫異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先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這麼說，文人們也這麼說，所以天下百姓都認爲皇帝就是天，是不可違抗地。倘若先人說，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應當被趕下皇位，後人會怎麼看？這不過是一妄言，既使說了，沒人會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說民爲貴，然而真正爲皇帝者在意嗎？”趙誠道，“我趙誠也是一國王，所以我若是說你劉明遠所說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確的主張，凡是與你所言相背的，都是僞禁之學，將來若是在我治下興科舉，那麼我賀蘭的讀書人誰會不將你劉明遠的著述當一回事？再進一步說，我趙誠若是得了天下，那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趨也！”
趙誠光明正大地說出來自己的意見，無非是要確立自己的治國主張。劉翼是趙誠的心腹，雖然並沒有沽名釣譽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於趙誠的統治，他當然不會拒絕。
“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有所長，不可偏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教，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爲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劉翼懷疑道，“難道國主欲以一家之學蓋百家之學乎？”
“我早就說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將來我不會去禁止任何一家學說。但爲政者，總會有所取捨，何爲治國之道。全有賴於明遠兄之著述。”趙誠道。“司馬公著《資治通鑑》，試圖以史爲鑑，考歷代之得失，藉以今用。明遠兄所述不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這副筋骨還要經得起考驗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陳出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爲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五經爲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從秦篆到漢隸，尤其是經秦火，古代經文亡逸頗多，後世之儒不得不窮首皓經。有一二字經文便有三五萬言之註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之說，故步自封罷了。但宋人卻不這麼做。是從義理大義出發，講究經世致用。我觀朱熹之學說，卻是道德性命之說太甚，雖有經世致用之主張，我卻不太贊成，用來治國卻是差了些。”
“治民、軍事、天文、算術乃至百工，處處皆學問，國主要是讓士大夫精通百業，豈不是太強人所難了些吧？”劉翼道。
“儒學爲體，雜學爲用。”趙誠道，“譬如練軍，儒學可沒告訴我如何練兵；又如冶鐵，若無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場殺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張仁字當先，然而時世卻是該嚴則嚴，該寬則寬，只因律條規定之不同，不能因時因人而異，時人都雲秦法苛刻，然宋國不殺士大夫，卻也是過寬了。還有商業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卻將其視爲國家基業之一。若是儒者，重農而輕商，則吾不喜，重文而輕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學，從釋家中尋求真義一二，卻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學，卻不是故步自封，雖堅持本心，卻不排斥他家之學，譬如技藝末學。”
劉翼並非是死讀書之人，一來是因爲他年輕，不會如老夫子一般熱衷於科舉，也沒那個機會，因而思維比較活躍；二來這些年來遠離故土，四遭地環境變了，他地心境也自然發生變化，尤其是追隨趙誠多年，見過太多讓他有所觸動的東西。所以他不會故步自封，對所謂地名教大防存在着自己看法。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抱負，通常來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儘管有許多人千里求學只爲官，但不能否認總有一部分人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命運會改變一些人的最終結局，有文弱書生不得不持刀橫臥沙場，有羽扇綸巾的文士爲了心中的理想，卻不得不與奸臣權貴攻訐伐異。
時勢造英雄也，英雄並非總是武士，文亦英雄。渾源劉翼因爲趙誠註定改變了他自身地命運。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數文人一樣窮首皓經，赴科舉，或中進士爲官，或屢試不第。但是命運讓他淪爲蒙古人的奴隸，又因爲看見太多的生死別離，與外面世界的迥況，他丟棄了以前自家書齋裡的幻想。
他丟棄虛妄的理想主義，撿起了實用主義，一種需要儒學理論支撐的實用主義。《劉氏十三經集註》就是一個很好地開始，如宋國文人疑古一樣，他缺少地只是一種更加切合實際的理論體系。而這個主張從一開始卻是中原的淪喪與戰爭的殺戮給他帶來的震憾，然後遇到了一個思想奇特讓人既使不太信服，也無法辯駁的趙誠----因爲他有一定的治世經驗作爲自己的證明。更深一層意義上講，正如趙誠自己所說的，他是一個有權力者，既可以讓文人地主張成爲治國之綱，又可以去證明這種主張是否能達到國家昌盛的最終目的，只要他有機會付諸行動。正如宋國文人所希望的“內聖外王”政治理想一樣。
趙誠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有野心，但卻缺少一種思想理論體系去支撐統治。他不能絕緣於這個時代，這種體系並不會脫離於儒家經典的論述，這是政治現實，只是更加講究經世濟用地。
三月地這個夜晚，在江南臨安這座院子裡，賀蘭國王趙誠與劉翼兩人秉燭夜談。趙誠試圖在朱熹的理論基礎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慾天理之辯，增加諸如“知行合一、知行並進”地方法論，對於君子爲學強調“學貴履踐、經世濟用”，並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對孔子經典言論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學而優則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進行重新解讀，還原或者賦予其進步意義。
譬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本身沒有問題，但由此衍生出的理解就有問題了。許多人認爲，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實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經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還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孔子看來，君子應該追求“利”，但不能有“不義”之利；他甚至認爲，當國家清明時，個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貴，那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如此，趙誠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進而大力發展商業獲利的理論依據。而商業的發展，卻會促進手工業的發展，而手工業的發展就意味着技術進步有了可能，並帶來社會形態的變化。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哲學思想是基礎，一種有着進步意義的哲學思想，雖不會必然帶來社會的進步，但若是佔據主導地位，卻會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成爲一個民族的靈魂。不能成爲助力，就會成爲阻力。
總之，是按照趙誠的治國思路，從儒學中尋找理論支持，使之成爲一種有理有據，思想嚴密的體系。這也是趙誠在現實與理想之中尋找中間道路的嘗試，王敬誠是自己的智囊，何進等武人是自己手中的刀箭，這劉翼就成了趙誠手中的筆。
文治與武功，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