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大皇帝陛下的第一次會面，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經歷。當時的大皇帝陛下還沒有登上帝王的寶座，他只是一個地方性的領主。他佔有着一塊比大多數歐洲頂級貴族還要龐大的領地。他的手下有着當時在亞洲，可以說是最爲強大的，三千多名優秀士兵。”
“與我見過的大多數明帝國的紳士不同，當時的大皇帝陛下幾乎無視了我的存在。在他與逮捕我的軍官的對話中，我聽懂了兩個令人害怕的詞彙，‘審訊’和‘死亡’。在這之後，我遭受了如同地獄般的經歷。“
——《大中國志》曾德昭·著
幾十年後，擔任過南華（澳大利亞）總督的中華帝國的上將顧國樟曾經說過，“除了陛下和政審委員，我別無所懼。”要知道，說出這話的顧國樟當時可是中華帝國的侯爵，是一個在大洋洲統治着一千多萬民衆的封疆大吏。他曾經毫無人性屠殺了近千萬的南洋土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格蘭在亞洲的殖民者和平民，在他的手中消亡在了歷史的長河裡。
作爲政治審查委員會的前身，人民委員會下屬的警務處審訊中心和復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對於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審訊會是什麼樣的，大家可以自行腦補。反正經受了十多種無外傷審訊手段後，曾德昭認爲上帝拋棄了自己。又接受了八種審訊手段之後，曾德昭希望得到魔鬼的救贖。
警務中心主任李二牛全程參與了對曾德昭的審訊過程。在中華帝國成立之後，一直擔任帝國政治審查委員會總長的李二牛，在自己的工作總結中，曾經寫到，“如果把審查對象的抗審查能力進行一個排名的話，外國傳教士在這份名單中可以排在第一位。之後是明朝士大夫，再之後是投降滿清的漢奸知識分子和賣國商人。至於普通的滿清士兵和明朝士兵，則是完全沒有抗審查能力的。當然，外國商人和船員也比較難以審查。不過，對他們的審查難度，主要集中在語言障礙上。我在工作中逐漸發現，有信仰的人抗審查的能力相對較強。”
曾德昭是見識過中國的監獄的。在南京教案時期，他和一些其他的在南京教案中被捕的傳教士，曾經短暫的住過南京的大牢。當時，名字還叫做謝務祿的葡萄牙傳教士奧伐羅·塞默多心中一片恐慌。雖然他認爲中國人是文明的民族，但是無論是在自己的祖國葡萄牙，還是在當時其他的歐洲國家裡，監獄裡的情況都是相當恐怖的。可是，他的明王朝監獄的經歷是非常短暫的，在幾天的羈押之後，沒有收到任何的懲罰，他和其他被捕的傳教士被驅逐出境，回到了葡萄牙在中國人居留地澳門。
不過，就在曾德昭像待宰的肥豬那樣，嚎叫着被拖進警務處審訊中心的地牢之後，他發現地牢的情況和他想象中的不同。無論是押送他的士兵，還是地牢裡的審訊人員，都沒有對他進行粗暴的對待。不僅地牢的環境非常的乾淨和整潔，就連獄卒也相當的不同。和南京監獄中的那些面目猥瑣，形象陰森的獄卒不同。這裡的審訊人員衣着整齊，面目平靜。連最基本的推搡和打罵，他都沒有受到。
這種情況，讓情緒激動的葡萄牙傳教士奧伐羅·塞默多逐漸平靜了下來。等到他被領到一個只有一張桌子和幾個椅子的小房間裡，開始接受詢問的時候，他已經能夠鎮定情緒，操着流利的南京官話向審查人員解釋自己傳教士的身份，並開始向他們宣揚“天主的榮光”了。
不過，在接受了基本的詢問，開始進入正式的審訊程序之後，奧伐羅·塞默多才發現，天底下居然有比肉體上的傷害更加令人絕望的酷刑。警務處審訊中心和復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組成的聯合審訊組，開始按照《審訊程序手冊》上的規定，給這個外國人上手段了。
說起來，奧伐羅·塞默多，AKA謝務祿，AKA曾德昭在受審過程中，還是給了聯合審訊組的工作人員帶來了很多驚喜的。無論是警務處，還是復興保安團政治審查處，最近都已經進行了很多的審訊工作了。
王書輝在人民委員會裡成立了情報委員會。情報委員會下屬的，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內務警察（簡稱政保警察），前不久對所有窺探王府鎮和王書輝勢力的探子和可疑人員，進行了全方位的逮捕。警務處和復興保安團的審訊人員，已經通過對這些人的審訊，積累的豐富的經驗。不過，奧伐羅·塞默多仍舊是他們審訊過的人中，承受了最多審訊手段的人。他接受了前後近二十種審訊手斷之後，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交待了出來。
曾德昭，葡萄牙人，是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一。在南京教案爆發之前，他曾用中文名謝務祿作爲自己的名字。他在萬曆四十一年，既西元1613年接受天主教廷的指派，前往南京開展傳教工作。
因爲以前負責在中國地區傳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利瑪竇的去世，南京耶穌會的傳教團，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瑪竇培養傳教士熟讀漢文典籍，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轉而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
身爲耶穌會傳教士之一的謝務祿，沒有離開中國。他使用了新的中文名曾德昭，掩飾了自己的身份，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進行旅行。他的主要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繼續開展傳教工作，宣傳所謂的“天主的榮光”。另一方面，則是爲西班牙殖民者，蒐集有關中國各個方面的情報資料。
他在江南地區的活動過程中發現，一家新成立的機械公司，在向江南地區的各種工坊推銷新的，名字叫做“真氣機”的先進機械。同時，他也發現了停泊在南直隸鎮江府碼頭上的，王書輝新成立的江北船廠生產的蒸汽螺旋槳輪船。
對於機械技術非常敏感的曾德昭，馬上就覺得，新出現的動力機械是個很重要的情報。在此之後，他指使當地信徒打探消息，知道了無論是蒸汽紡織機，還是蒸汽輪船，都是在枝江縣生產的。得知情報的曾德昭就馬上動身，前往枝江縣，希望蒐集到相關的詳細情報。最後，在情報蒐集的過程中，被王府鎮執勤的士兵抓獲。
在王書輝看來，傳教士這種東西，實際上是一種西方人的文明優越感或者說，西方人的文明優越論的思想在起作用。說白了，傳教士就是西方人在骨子裡對其他人種和人類的一種蔑視的表現。你是野蠻人，你的國家是野蠻國家，你的文明是野蠻文明，所以，我們這些白皮豬作爲文明人，作爲文明國家，作爲先進的文明，就需要讓這些傳教士來傳播文明的基督教，教給你們這些野蠻人野蠻國家以先進的文明和制度。
白皮豬們還真是吃一百個豆都不嫌腥的豬腦子。從殖民時代開始一直到現代世界，西方人的優越感和自以爲是仍然沒有改變。動不動就說別的國家如何如何，動不動的就指責別的國家如何如何，絲毫不理會自己褲子裡怎麼擦也擦不乾淨的米田共。自己國家裡動不動的就遊行、罷工、種族歧視，他們自己好像眼睛瞎了一樣的看不到。
在王書輝看來，在滿清統治中國的時候，西方白皮豬說什麼”中國正在野蠻化”，弄些給殖民侵略者當探路者的傳教士在中國宣傳外國的宗教、文化和思想，還算得上是有情可原。畢竟，清王朝時代的中國，確實陷入野蠻化的文明倒退之中了。可是，在明王朝時代就開始弄那一套，就讓王書輝不怎麼想的明白了。
要知道，在這個時代的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人類歷史上最爲愚蠢和矇昧的中世紀的剛剛結束不久。歐洲白皮們剛剛撿起老祖宗們的東西重新學習。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還沒有結束，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還沒見到影子呢。距離布魯諾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還不到二十年呢。
在歐洲白皮們身上野蠻人的皮毛還沒有褪盡，還把洗澡看成是導致疾病會死的事情，並作爲醫學常識的情況下，把香水作爲阻擋自己身上的惡臭手段，把高跟鞋作爲躲避在城市中無處不在的米田共和污水的手段的情況下。這些白皮豬居然還把有着高等級文明的中華民族，當成是野蠻人。
他們居然派了一羣同樣是渾身惡臭的，把放血作爲唯一的醫療手段（西醫把放血作爲醫療手段使用了兩千年。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就死於放血療法。1799年12月13日到14日，幾位大夫，給華盛頓放掉了近2500毫升血，就是人體血容量的一半，導致華盛頓死於失血性休克。可以說美利堅的創始人華盛頓，死於自己和醫生的愚蠢，俗稱“笨死的”。世界上最權威的醫學學刊，英國的《柳葉刀》醫學雜誌上的柳葉刀，就是指西醫專用的放血刀）的傳教士，來中國傳播文明的曙光。
王書輝可不是明王朝的士大夫。他們看到那些傳教士說中文，穿中國服飾，讀儒家經典，就認爲他們是仰慕中華文明，心向教化的外夷蠻族。
王書輝清楚的知道，這些傳教士在骨子裡是歧視和敵視中華文明的。從明王朝末期一直到現代社會的幾百年裡，這些西方侵略者的排頭兵，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態度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們是一直歧視和敵視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
耶穌會傳教士克魯士，在他出版的書籍《中國志》裡的《一五五六年中國人受到上帝的懲罰》一章中，提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發生在陝西的八級（或九級）超級大地震。單從文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無論這些西方傳教士如何羨慕明王朝的富庶和繁榮，他們骨子裡都是抱着對中國的敵視和嫉妒仇恨的。中國人在他們眼裡始終是異教徒、野蠻人。所以，他們纔會把中國發生的天災人禍，幸災樂禍的說成是上帝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