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離？”我的記憶有多少年，陳言的爸媽就鬧了多少年離婚。
“不知道。愛離不離。”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遠走高飛，眼不見心不煩嘛。”
他又嘆氣。
“你應該寬容，”我說，“你應該和他們談談，什麼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但抽身一走不是辦法。你不能不去面對，只想着逃避。”
“你啊，”他扳着我的臉，特別認真地說：“你千萬別離開你爸媽，乖乖回廣州，做個深閨裡的小傻瓜。”
說完他就跳下牀走了，我連還嘴的機會都沒有。
我後來果然跟着爸媽回了廣州，但不是因爲聽他的話。在北京讀寄宿高中只是一時氣話，冷靜下來一想，我從小被管束得連騎自行車都不準學，根本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一個月後我委委屈屈地上了飛廣州的飛機。又過了一個星期他去了英國，從此我們分開了。
之後的幾年，他每個聖誕節假期都會回國幾天，而那是我準備期末考試最忙的時候，只能匆匆見一面。七年裡我們相聚的時間不超過十天。
這十天像一卷飛速播放的膠片一樣，他個子躥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講話的時候，腰彎得像一隻蝦，嬉皮笑臉地說：“六年級的時候咱倆一樣高，你瞧現在。”
“我是女生，長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國女籃的嗎？”
“《VOGUE》的模特。”
從那時直到現在，我沒有再買過一本《VOGUE》。
搬到廣州後我十分不適應，聽着滿大街自己聽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們的舌頭扯出來熨平；冬天也只是微涼，還沒有穿上羽絨服圍上厚圍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覺像憑空丟掉了一個季節；蝦餃勉強算美味吧，但海鮮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來。在東來順一個人守着銅火鍋遙望北方，紅彤彤的火苗躥起來，我那蘇武牧羊一般的思鄉之情啊，眼淚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終於熬過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讀大學。用鑰匙打開舊屋的門，所有的傢俱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塵罩，地板上一層細細的、親切的、來自西伯利亞和黃土高坡的粉塵。我對北京的思念終於得到治癒—家鄉，我回來了。沙塵依舊猛烈，道路依舊擁堵，發小兒們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學電影或者音樂，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學院，還有一些人在英國—如果陳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個月，年級高我一級。我升入大四這年，他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回國。
這下終於完美了。
我心滿意足。
陳言的爸爸媽媽給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給他接風的時候，我們取笑他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因爲他什麼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領一份高薪。
“你們不覺得心虛嗎，我請問？”陳言在英國被歷練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當時也喝多了，滿臉酒暈，眼神也迷離起來：“我浪費納稅人多少錢，都是在合同裡寫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費，你們呢？”
楊寬舌頭都大了，勾着陳言的脖子：“哥們兒，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帶壞了，你現在怎麼這麼胸無大志？”
“你別廢話，我小時候也胸無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