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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寒假我開始實習，在一家影視公司做電影宣傳。我剛讀大學的時候，我爸把我託付給他電影局的一個朋友，我叫他蘇伯伯。第一次見到蘇伯伯時我嚇了一跳，差點兒涕淚橫流地喊“李安大師好”，可惜蘇伯伯除了一張闊臉像*，毫無其他相似之處，尤其他曾經攻擊我的偶像阿莫多瓦，我從此常常在背後朝他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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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上，我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蘇伯伯本來要安排我去一家國有製片公司實習，我兩年前去過那家公司，從經理到員工，簡直每個人都把“國有”二字刻在了腦門上，我彷彿預見到自己在看報紙喝茶水的生活中老去，趕緊說我“怕苦怕累不想實習”推脫掉了。
蘇伯伯沒有表現出意外，可能在他眼裡我本來就是個好吃懶做的人。
他說“實習報告我幫你開，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還沒等我從蘇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蘇伯伯告狀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說我“還沒有做好長大成人的準備”，真委婉，可我爸還是聽出了我在這邊的表現大概不太讓人滿意，問我到底怎麼想的。
我說我不想在一個穩定而臃腫的體制裡虛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戰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雖然從小區門口到家門的路上北風呼嘯，我還是聽到了我爸在電話裡的一聲嗤笑。
然後他迅速改口，說：“好，好，有出息。你去闖蕩闖蕩也好。”
心涼了一半。我如此認真地表明人生理想，卻連親爸都不相信我，何況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註冊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傳。工資還不夠付打車錢，但我喜歡。小公司的好處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責任包袱，不需要給任何人或者什麼社會價值觀以交代，只要給自己賺錢就好。我跟一個小成本電影的案子，當時電影剛剛殺青，準備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業內黑馬；如果票房慘敗，大家一起關門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壓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個冬天，不問世事，不參加聚會—不是我不想，而是實在沒有時間。我很少在晚上十點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開家門，有時候累得連鞋子都懶得脫，一頭栽倒在牀上睡到天亮；醒來往往是早上六點，天還漆黑，扶着牆去洗手間刷牙，看睫毛膏還好好地塗着，乾脆臉也懶得洗，拎包出門去佈置媒體看片會。
因爲害怕堵車，我不得不坐地鐵；因爲睡眠不足，我做出了從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環，站着睡着。地鐵到站的時候我一頭撞在門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發現手機被偷了；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機裡有沒來得及備份的媒體聯絡人名單。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從地鐵站走出來的，我一路哭到媒體看片會，心想自己闖了彌天大禍。那是一部很棒的電影，我希望有很多觀衆喜歡它，如果因爲我的工作失誤導致它的宣傳力度不夠，我覺得自己是“國產電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闆英總就是這麼說的，現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驚愕然後拍桌大笑的樣子。我站在她對面傷心地抹眼淚，她似乎想止住笑，彎下腰捂住臉，可還是笑得渾身顫抖。
英總是個三十歲的單身女人，但她總喜歡稱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淚人，簡直想以死謝國產片。
“不至於不至於。”英總邊給我擦眼淚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