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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重新幫英總工作，但只算幫忙，不入編制，也不領固定工資，只拿稿費，爲的是不用坐班打卡，來去自由。
2011年國產片票房井噴，有雜誌請妙妙分析當下的電影市場，妙妙沒有時間寫，我拍胸脯給她做代筆。我說，論人精、錢多，只有地產業能跟母們行當媲美，不過地產業有上行下坡，太不濟的時候還能全盤崩潰；但母們行當呢，是經濟景氣，人人有錢看電影，經濟危機，人人需要看電影，所以別觀望了，無論什麼時局，入母們行當總是不會錯的。
後來這篇稿子在網上被轉載得很兇，我每看到一次都得意得不行。我跟妙妙說，你瞧，我也是有手藝的，將來萬一沒飯吃，還可以賣文爲生。
妙妙說，不是頂着我的名字，誰會找你寫呢？
這一年的開春，英總接到了幾個大case。我是看着公司從一個小團隊一步步壯大起來的，我很開心，但妙妙愁得直用腦門撞桌子。
“劇本這麼爛，怎麼宣傳？給錢倒是蠻痛快，可是有這錢做宣傳，不如分一半請個好編劇。”
這部片子剛開機，我們只拿到了劇本。我和妙妙讀了一夜，讀了五分之四，連人物關係都沒理清。
“你說，這本子擱你們班裡能得多少分？”
“還想要分數呢？早被老師打開窗戶扔出去了—這可怎麼宣傳哪？”
“別抱怨，一個好宣傳的職業道德是味覺失靈。”
“味覺失靈？”
“就是自我催眠，你要說服自己：別看這破本子前言不搭後語，也許人家是個被埋沒的王家衛呢，也許剪吧剪吧就是《東邪西毒》呢。”
整個殘冬，我都跟着妙妙身後跑發佈會，採訪，寫稿子。我還出了兩次差，一次去狂野的青海，忙得腳不沾地，離開之前的兩個小時，我倆在一條巷子裡埋頭吃犛牛火鍋，結果誤了飛機；一次是去嫵媚的無錫，忙得連水都沒有時間喝，在火車站旁邊的黑店裡趕着吃兩口糖醋排骨，又誤了動車。
後來還有一個去廣州出差的機會，但英總說什麼也不肯派我和妙妙去了。
當我坐在西寧的三輪車上一路噴着黑煙往機場趕的時候，當我站在綠皮火車上抱緊懷裡的無錫排骨的時候，當我撒嬌耍賴求英總讓我去廣州的時候，當我凌晨三點守在電腦前等廣州的同事把寫好的稿子傳給我的時候，我的腦子裡會突然閃過一句違和的聲音，它那麼細小而清晰，它在說：你瞧，這樣也不錯。
除了跑車，還有別的交通工具能帶你走；除了私人會所，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吃到美食；除了遊艇舞會，還有別的場合可以交到朋友。我已經在一個無意義的地方浪費了二十三年，我一度以爲那是天經地義；可是它除了帶給過我短暫的快樂，更多的是無邊無際的虛無、孤獨和自我懷疑。
我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郵件，其中有一封必定來自陳白露。
她每天都發《拇指姑娘》的新章節給我，她寫得越來越快，漸漸由從前的每天一千字增長到兩千字，並且穩定下來，這個字數表示她的狀態在好轉。冬天結束的時候，她寫完了《拇指姑娘》，說起來，我也兩三個月沒有見到她了。
同最後一章一起收到的，還有一封郵件：
海棠：
謝謝你陪我寫完《拇指姑娘》。我知道寫得不好，但因爲有這件事情可做，我纔沒有把腦子荒廢掉。人生還長，我還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做，無論我想做什麼，你都會幫我，對不對？
我下週一搬回城裡，週末你能請小時工幫我把房間打掃乾淨嗎？你應該沒什麼事情做吧？少參加一些party，我離羣索居這一年，越發看清從前的生活有多無聊，你身在其中，不知道還要多久纔看得清呢。
又及，我交了一個新男朋友，等我回去帶你見他，就是薛先生。
我剛剛寫完一篇萬字長稿，眼睛脹得痠疼。一字一字地讀完這封簡短的郵件，我合上電腦，看着窗外寥寥的晨星，清涼的風從半敞的窗子吹進來。我爲她祈禱，坎坷多難的白露，願你終於遇到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