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party一直鬧到深夜，後來她們開始不停地叫朋友來，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從幾點鐘開始，我的客廳裡竟然擠滿了人，杯盤桌椅全都不夠用，連咖啡杯裡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書房裡的單人沙發被拉出來，上面坐了兩個姑娘。
我平時一個人生活，家裡的存貨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說，扔完了，但是他們還要喝酒。
“EA去買酒。”我拿出兩卷現金交給付師傅。
連常年活潑殷勤得如同通了電的付師傅都頹了，耷拉着大腦袋：“剛纔一個女孩要吃魚子。”
“去買魚子。”
“已經十一點了，只能去我們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媽付錢。”家裡的現金只有這麼多了，我懶得去取錢。
打發走付師傅，我一回頭，見陳言正坐在條桌的正中央，兩側都是笑得正歡的姑娘。他的眼睛卻時不時越過她們的頭頂，看着客廳對面的陳白露。
陳白露坐在飄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頭切着雪茄，一臉的不耐煩。
那隻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擱在了一邊，起身走了。
陳白露經過我的時候，臉頰已經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樣通紅，低聲跟我說：“我到你臥室睡一會兒。”沒等我回答，她就擠過人羣，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體不大舒服，我推開臥室門，房間裡沒有開燈。
她一隻手撐在牆上，一隻手拉開我放在牀頭的小冰箱，冰箱裡橘紅色的光微弱地透出來。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從椅背上拿起一條我扔下的絲巾，打開沙發一側的落地燈。
“你怎麼了？”
她半躺在沙發上，一隻手解開襯衫領口的兩個釦子，露出半個豐腴的胸脯。然後她把包着冰激凌的絲巾捂在胸口，劇烈地咳嗽起來，臉上紅雲滾滾。
“喝點兒普洱解酒。”我轉身要拿茶盤。
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她邊咳邊搖頭。
“我沒有喝酒。”她勉強說。
“心裡很熱。”她平靜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體溫烤化，水珠從薄薄的絲巾裡滲出來，成股地流進文胸裡。
“這太冰了。”我把絲巾從她手上拿開，她握着絲巾的手指是冰涼的，但手背卻滾燙。
“給我吃一點兒—勺子呢？”她邊喘息着邊四下看着，寬大的雙眼皮因爲生病的緣故顯得更深了。書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盤裡的小勺子，想說什麼，又低頭咳嗽起來。
“不行。”
我不能說“去醫院”或者“去吃藥”之類的詞，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態的諱疾忌醫，又或者，這是在暗示她不夠強大，需要靠別人的擺佈才能恢復健康。
我甚至從未見她吃過一片藥。
“那，給我一瓶水。”
我從只剩了一個底兒的礦泉水桶裡倒了一杯給她，她伏在沙發靠背上擺手：“沒有氣泡水了嗎？”
“氣泡水都在冰箱裡，你不能喝。”這是我的妥協，她也不再和我爭了，接過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後她嘆口氣搖搖頭：“還是熱。”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聽着她沉重的呼吸聲，擔憂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