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田，也就是普通百姓必須耕種的田，也就是西晉爲了防止沒人種田，而強迫百姓種田的一種規定。如果說佔田是百姓的一種權利，那課田也就是一種義務了。
西晉王朝規定，男丁課田50畝，女丁課田30畝，男性次丁課田25畝，其餘人不可田。也就是說，對於一個只有一男一女無子女的丁克家庭來講，你這一家可以最多佔100畝地，但是有80畝地必須耕種，其它的地你也可以種，但是閒着也沒人管你，愛種不種。
戶調試是做了這樣的規定，但是都沒能得到嚴格執行，甚至在司馬炎的兒子司馬衷當了皇帝以後，一個叫束皙的大臣還寫司馬衷寫信說，四處遊蕩的人還是那麼多，閒着長草的地還是當牧場用。所以，戶調試對於佔田和課田確實是有規定，不過要說實際效果，那可就真是不好說了。
但是對超額私自招募農民的行爲，處罰的就十分嚴格。所謂缺什麼什麼就值錢，您想在那個人最缺人的年代，西晉怎麼能不嚴格控制納稅人口流失呢？
比較典型的就是司馬炎對中山王司馬睦的處罰。
公元268年，時任首都軍區司令(司隸校尉)的李熹（西）給司馬炎寫信，彈劾中山王司馬睦、山濤、國務院副總理（尚書僕射）武郂、縣長劉友等人私佔國家田地。結果，司馬炎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只是處理了縣長劉友，對其他人一概寬恕。等到公元277年，中山王司馬睦在他的封地內私自招收了七百多戶人，幫助他們改名字、改戶口，把他們弄成了自己的私人農民，這一次司馬炎大發雷霆，立刻就把司馬睦的王爵撤銷，讓他連降兩級，把他貶成了一級侯爵——丹水縣侯。
雖然司馬睦被處罰有着再犯重罰的味道，但是他私佔田地卻沒什麼事兒，一旦私占人口，就被立刻處罰了，所以我們也能看出，西晉對於私占人口有多重視。
西晉的稅收，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
因爲西晉之後就是三百年的大混亂，很多關於西晉的記載，現在都完全找不找了。從殘存的個別資料上看，我們只能知道西晉的稅收有田租、布、棉花。
田租就是五十畝地收四斛。換算成今天的計量單位，非常粗略的說，一畝的面積是五百平方米，一斛大米的重量是十四公斤，也就是五百平方米的地收五十公斤大米。但是我們並不清楚，西晉裡所說的五十畝，是一戶只收四百升，還是不管幾個人，一律按照五十畝守四百升的比例來收，就實在不好確定了。不過，我個人傾向按照比例徵收。
布和棉花是按戶徵收。對於一個有男性正丁的家庭來說，一戶要交布三匹、棉花三斤；如果沒有男性正丁，就減半交；在邊境市的按照這個標準收三分之二；更遠的佔三分之一；南方的少數民族交當地特色的布料，當時叫寳（從）布，每戶是交一匹布，再遠一些的就交一丈。這裡要說一句的是，所謂按戶徵收，不是每一戶都一刀切，全按這個數兒來，這布、棉花的數量，只是一個平均數，地方官應該按照各戶的經濟情況，富的多收、窮的少收，可是在實際上，控制了地方的士族豪強們，根本沒人敢惹，有時候地方官都不敢去找他們收稅，而老百姓本來應該少交布和棉花，卻往往把士族的那一份還得交了。於是，實際情況就是，富的少交或者乾脆不交，窮的反而要多交。
總之一句話，戶調式不是司馬炎時代的一種發明創造，它其實只是對早已形成的經濟現實的一種承認，它是爲士族利益服務的。對於司馬家族來說，他們是在用戶調式拼命的和稀泥，來解決皇帝和士族之間永遠無法調和的利益矛盾，而對於士族來說，國家承認他們的那點兒利益永遠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實際結果就是，戶調式是開始實行了，而根本沒幾個人遵照執行。
司馬炎的這個太康盛世，其實被後人注了太多的水。因爲，各族百姓得到的，只是一種相對和平的生活而已，他們的各種負擔仍然非常重，尤其是少數民族的百姓們，絕大多數連人身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有可能被強迫當兵、搶走當奴隸、買賣到大戶人家當僕人。但即使是這樣，相對於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來說，太康盛世仍然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大和平時代，一箇中國各族百姓難得的休養生息的短暫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