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則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說前一個問題還比較好交代，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有些討嫌了，園部因此曾猶豫不決。
能不去嗎
5月23日，園部再次召集幕僚進行商議。
會上，就要不要打宜昌，爭論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見截然相反的兩派。
“暫停派”認爲，經過將近一個月的作戰，官兵不僅極度疲憊，而且由於供給線拉得過長，部隊糧草彈藥已出現了供應不上的情況。
宜昌在哪裡，還在襄河以西兩百多裡的地方，那樣的話，官兵只會更累，供給線也只會更長，一旦遇到湯恩伯集團軍這樣的強敵，後果不堪設想。
“主戰派”毫不相讓。
累怕什麼，熬一熬也就過去了。現在薛嶽的第九戰區和顧祝同的第三戰區都在進行冬季攻勢後的休整，沒有能力主動出擊，我們不但能再調一些部隊過來，而且可以利用沿江運輸線進行補給。
聽到這裡，園部眼睛一亮，對啊，怎麼我沒想到呢？
從內心來說，園部本來就是站在“主戰派”立場上的，他3月來武漢，才幹了不足三個月，西尾又是明擺着要扶他上戰馬的，這個時候撂挑子，說不打宜昌，那真是有點給臉不要臉的意思了。
那就這麼定下來，攻宜昌。
園部依計從武漢周邊又調來一個第四十師團，從而填補了前線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十一軍橫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聯隊遭伏擊的教訓，渡河前，各師團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對南岸進行了猛烈轟炸。
擔任河防的是王纘緒川軍，無論訓練或是裝備都很差，頭一輪炮擊就給轟得暈頭轉向，再加上夜晚視線模糊，又誤把強渡的日軍橡皮舟當成了水陸兩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綽綽全是“坦克”，立刻軍心動搖，沒怎麼抵抗就放棄了河岸陣地。
第十一軍發動的新一輪攻勢，完全出乎中國統帥部及第五戰區的預料。此前，蔣介石、李宗仁都還以爲棗宜會戰只是此前春季攻勢的再版，日軍受挫後就會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蘆畫瓢地下達了追擊令。
可是日軍現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過河並直接威脅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東門戶，距重慶在一千里範圍以內，其地得失，關乎陪都安全。
保衛宜昌原先是第五戰區的分內活。可是在日軍發起襄河攻勢之前，李宗仁爲了將兵力集中起來使用，已經臨時調走了原先駐紮此處的兩個軍，以至於宜昌幾乎成爲不設防的城市。
宜昌沒有守軍，戰區主力又被第十一軍拋在身後，再加上第五戰區長官部遠在老河口，無法準確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戰情況，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揮失靈的窘境。
要是張自忠還在，必不致讓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籌莫展，不得不向中國統帥部發出特急電報。
收到電報後，重慶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緊張和不安之中。顯然，光靠落在後面的李宗仁已經不行了，必須再派一名統軍將帥前去宜昌坐鎮。
原來統帥部要派的人是張治中，但是張治中從淞滬會戰後就打定主意棄武從政，不染兵事了，何況戰事都到了這步境地，哪裡肯再去蹚這股渾水。
最後擊鼓傳花，傳到了陳誠手上。張治中當着面跟他開玩笑，說你這個人本來很聰明，智不可及，可是這次你一去，就成爲愚不可及了。
對於陳誠而言，這的確又是一個臨時墊背的活，自己人還沒到，對方倒已擺好陣勢，在那裡等着了。
明知道結果不妙，有可能會像桂南會戰那樣，只不過臨時救場，救到最後卻不僅無濟於事，還得挨處分，但陳誠又不能不去。
在蔣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隊長的角色，派你到處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嗎？
6月4日，陳誠乘輪船到達宜昌，跟隨他東下的只有一個步兵團。
一個步兵團能做些什麼？陳誠在路上就請旨將在重慶整訓的第十八軍調到跟前，其次則是要求由重慶方面直接負責糧草彈藥的補給。
6月8日，第十八軍才從宜昌碼頭下船進入城區，從而填補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給救火隊長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陳誠前腳剛到宜昌，園部後腳就知道了，當然還是通過密電破譯。第十一軍司令官立即改變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師團全速向宜昌前進，甚至於放棄沿途所佔領的一些城市，爲的就是要打對手一個措手不及。
由於第五戰區實際處於指揮失靈的狀態，沿途雖還有很多部隊，卻沒人敢或者肯去阻擊日軍，幾乎是敞開大道讓對方走，結果宜昌正面近乎是**在了外面。
第十八軍急匆匆趕到宜昌，連喘息和熟悉陣地工事的時間都沒有，日軍三個師團便已殺到城下。
6月12日，在連續苦戰三天後，腹背受敵的第十八軍終於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大家都在撤
陳誠是個身經百戰的老軍人，在奉命之前，他對宜昌能不能守，其實已然心中有數，但當擔心真的變成現實時，心情還是非常難受的。
此時退出宜昌的第十八軍已經遭受很大傷亡，且人困馬乏，但陳誠仍把部隊組織起來，轉而準備截斷日軍的後方交通。
交通線就是生命線，誰也不能讓，於是雙方又圍繞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來。
有公路就能開坦克，日軍坦克如今連戰防炮都很難將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門。
結果找到了，是履帶，第十八軍把重機槍集中起來，用裝甲彈把坦克戰車給打得一步都不能動彈。
可縱然如此，陳誠仍無能力繼續前進，只能讓第十八軍趁晚上後撤。
接到撤退命令時，已是半夜十二點。那天晚上沒有月亮，各部隊只能依靠指南針判斷方位，摸索着前進，其中有一個團走出五里路，忽聽得自己旁邊人喊馬嘶，仔細一聽，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無法知道這股日軍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貿然發起進攻，怕一開槍，沒打着對方，反倒把自己的隊伍給搞亂了。
團長心一橫，那就一起同行吧。
這時日軍也發現了對方，可他們也不聲不響，只顧着低頭趕路。
這個晚上真的夠緊張，也夠有趣。兩個生死對手，肩擦肩地往前行軍，走了一段之後才各自分開。
不要以爲是錯過了戰機，回去之後，那位團長才知道，他碰上的絕不是一支小部隊，而是從宜昌撤出來的大部隊，假如開火，自己根本撿不到半點便宜。
至於日軍當時爲什麼也那麼老實，則多半是因爲同樣不明對方虛實，索性趕路要緊。
園部此次能夠佔領宜昌，算是他聲東擊西的精彩之筆，怎麼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國派遣軍”要求日本第十一軍進攻宜昌，並不是說要一直佔領那裡，而只是爲了造成對中隊的打擊，減少武漢周邊的威脅。
第十一軍佔領宜昌的當晚，園部就告訴三個師團駐守一週後，就要返回。那這一週幹什麼呢，簡單，就是打砸搶，把宜昌的軍事設施破壞個徹底，讓此地以後不能成爲中國的軍事基地。
可是園部很快又改變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實在是沒有辦法。
在三個師團都西渡襄河之後，園部另外調來的第四十師團負責斷後，以掩護其他三個師團放膽進攻宜昌。
有陳誠在宜昌挑擔，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師團身上，組織第五戰區的各路大軍對其進行不停頓的圍攻。
由於戰場集中在山區地帶，重炮和戰車都無法使用，第四十師團作戰時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終被困在山裡，出不來了。
王纘緒川軍的戰鬥力本來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張自忠在南瓜店被圍，其防線最早就是從川軍那裡被打開的，不過他們有一個西南部隊大多具有的優點，那就是比較適應山地戰和游擊戰，人人都會爬山，而且仗打得順時也挺“人來瘋”，一來二去竟然代替打慣陣地戰的湯恩伯集團軍，變成了圍攻第四十師團的主力。
經過七天七夜的圍擊，第四十師團連師團長都被川軍給打傷了，在付出沉重代價後才得以突出重圍。
第四十師團的遭遇，猶如給園部腦袋上當頭來了一棒，再一盤算細賬，自發起棗宜會戰以來，第十一軍竟然已傷亡了一萬多人，相當於一個師團的基幹部隊沒有了，而且在連續作戰一個多月後，部隊已疲憊到極點，有的兵在行軍時邊走路邊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軍兵力有限，不能因爲想在宜昌多守幾天，弄得偷雞不着蝕把米，連武漢防守都成問題，鑑於這一考慮，園部便向“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報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佔領了宜昌，西尾認爲可以跟日本統帥部交代了，大筆一揮：同意。
從6月15日開始，第十一軍的三個師團分批悄悄撤出宜昌，這也就是日軍爲什麼要急匆匆趕夜路的原因。
這對陳誠來說本來是個好消息。
日軍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進去，現在管他是怎麼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還可以從後面進行追擊，狠狠地佔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卻傳來一個讓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軍去而復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園部再次反悔的，是長官意志，更確切一點說，是日本統帥部，即參謀本部的意志。
近階段的國際形勢又變了，變得似乎對日本極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軍浩浩蕩蕩地開入巴黎，以貝當元帥爲首的法國政府很快選擇了舉手投降。
這一消息猶如給日本人打了一針強心劑，後者原本在中國戰場上已顧慮重重，現在又興奮起來。
貝當是什麼角色，那是一戰英雄，法蘭西的救世主，沒有他，法國就不可能在殘酷的一戰中取得勝利，連他都低下了頭，看來不打還是不行啊。
撤軍計劃再也沒人提了。如今的參謀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們的霸氣。
埃菲爾鐵塔上貼着最新標語“德軍無往而不勝”。那是在歐洲，在亞洲，無往而不勝的應該是我們日軍，同樣是仇敵滿天下，但同樣可以做到打遍天下無敵手。
宜昌絕不能放棄，而要牢牢佔領，使之作爲向中國大後方進攻的一大跳板，這樣的話，蔣介石總有一天會被迫走上貝當的老路。
長期佔領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須向關內增兵。6月15日，參謀總長載仁親王、軍令部總長博恭王雙雙進入皇宮，分別代表海陸軍向裕仁天皇請示旨意並得到了許可。
6月17日，最後一個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師團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後，這個師團幾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們走的時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壞的都破壞了，回去以後連睡覺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佔宜昌，園部不用爲武漢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擔心，因爲日軍統帥部已將關東軍第四師團調入關內，並加入了第十一軍作戰序列。
從頭至尾，最“杯具”的人應該算是陳誠。
一敗桂南，再敗宜昌，你要說都像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那樣，大家面對面站好，你一拳過來，我一腳過去，最後使完了力氣，即使敗了也好說，偏偏這兩次都不是這樣，全是眼看快輸了才臨時交接棒。
用陳誠的話來說，就是別人偷了牛，卻要由他來拔拴牛的橛子，最後人證物證俱在，你往哪裡逃？
還沒等陳誠自怨自艾個夠，圍攻的就上來了，而且黑壓壓的，全是人——自己人。
陳誠此時的主要身份，並不是總司令或戰區司令長官，而是政治部部長。
政治部成立於“大武漢”時期，是當時軍委會下屬的四大部之一，與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於抗戰宣傳，屬於“賣狗皮膏藥”的部門，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績，其複雜性和操作難度，一點不比軍政部或者軍令部低。
陳誠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長時，很多人都不服氣，有人甚至笑話陳誠是“黨政上之遊擊”——在黨政這碗飯上，你陳某人不過是個不入流的游擊隊隊員而已，連正規軍都算不上。
的確，雖然陳誠已經指揮過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這樣的超大規模戰役，但在官場中他還只能算個小字輩，而官場又不比戰場，沒法直接記軍功，一下子升得這麼快，不招來羨慕嫉妒恨，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邊是數不清的流言和中傷，另一邊卻是政治部早期的紅紅火火。
在陳誠執掌時期，政治部是國共合作最融洽、產生合力最集中的一個部門，在抗戰宣傳上更是搞得轟轟烈烈，“賣狗皮膏藥”硬是賣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應該說，陳誠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強，非常能吃苦，因“能幹，苦幹，硬幹，強幹”曾被稱爲“四干將軍”，屬於標準的工作狂，這一點與蔣介石頗有相似之處。
可是在優點相同的情況下，兩人的缺點也驚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錯，卻都缺乏一點“弘”的修養和技巧，爲人處世鋒芒畢露，周圍不小心得罪過的人常常多得連他們自己都記不清。
由於資歷較淺，很多政府部門的高官都曾是陳誠的前輩或老領導，陳誠在公開場合見了他們畢恭畢敬，比如何應欽要叫敬公（何應欽字敬之），連顧祝同也得稱之爲墨公（顧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歸尊敬，真正辦起事來，陳誠卻是六親不認，該反對誰就反對誰，有一說一，沒半點含糊的。